汉初儒学融合了佛教道教思想

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了宋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近百年的战乱纷争，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从政治和人文两个方面促进了儒学从汉唐经学向宋元理学的过渡。

(一)在政治上是北宋政府“偃武修文”政策的需要

北宋初期的统治者，面对百年战乱造成的满目疮痍的社会肌体，为了尽快医治创伤，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制定了一项“偃武修文”的文化政策。《宋史·文苑传序》曰:“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由于统治当局的重视，文人学士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文化创造活动也逐渐繁荣起来，屡遭战乱破坏的民族文化得到恢复。从宋太祖(960—976年在位)到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这80多年间，社会文化的格局基本沿袭唐代，没有本质变化。佛教、道教均得到宋王朝的推崇，宋初帝王经常参拜佛寺，而且还派遣大批僧人出游西域。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开宝藏》(《开宝大藏经》)，便是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起刻的。道教经典也在宋初被编为《宝文统录》和《大宋天宫宝藏》。《金石萃编》卷一二五《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阁像并阁碑铭并序》里还有这样的话:“我国家……崇道教、兴佛法。”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宋初仍然继续保持着唐代多元文化的格局。

不过，宋初实施重文抑武政策时，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偏重于复兴儒家文化。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提高儒学地位的措施。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春二月，“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宋史·太祖本纪》)。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八月，“幸太学，命博士李觉讲《易》”(《宋史·太宗本纪》)。宋初设立了专为皇帝讲儒家经传的讲席——经筵，自太学士、翰林侍讲学士至崇政殿说书皆充任讲官，每年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冬至日，逢单日轮流入侍讲读。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亲访孔子嫡孙，以孔子45世孙孔延世为曲阜县令(《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亲往曲阜，谒孔子庙，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为“至圣文宣王”)(《宋史·真宗本纪》)。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作《崇儒术论》，阐明崇奉儒学的国策。宋真宗还诏令邢昺、杜镐、孙奭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义疏，试图像唐太宗令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那样，使儒经注疏再一次官方化。

佛教和道教文化对传统儒学的冲击，改变了许多人的观念，那些超世脱俗、飘逸仙隐的处世哲学，使不少信徒们轻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尤其是君主在人们心中的威严日趋下降。石介描述当时的道德状况时说:“子去其父则不禁，民去其君则不禁……士无仁义则不禁，左法乱俗则不禁。”(《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孙复总结其原因说:“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绐我生民，绝灭仁义，以塞天下之耳。屏弃礼乐，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众贤寡，惧其死生祸福报应。人之若彼也，莫不争举而竞趋之。”(引自《孙明复小集·儒辱》)不仅文人儒士们面对纲纪的废弛发出惊呼，统治集团也开始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恢复和稳定封建道德秩序，只能依靠传统儒学的伦理说教。儒学的宗旨就是用“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维系家庭关系，通过家庭的稳定以调节社会的道德秩序，取得全社会对皇权的忠顺。宋王朝统治集团清楚地认识到，明纲纪必须修礼乐，修礼乐必须重儒术，否则就避免不了重蹈前代藩镇割据、君权旁落的覆辙。因此，宋王朝从开国伊始就致力于制礼作乐、整肃纲纪。一些儒生也为振兴礼乐发出呐喊。

社会现实需要儒学复兴、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适应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领域进行一体化统治的需要，并作为对全社会进行道德教化的工具，而儒、释、道三学并立的文化格局却抑制并阻碍着儒学的复兴和独尊。这样，就在宋初再次出现批评佛老的思潮，震动朝野。宋初批评佛老的言论，除从维护传统封建礼教的角度立论以外，还强调儒学“夷夏之辨”的传统，使北宋政府对抗西夏和辽、金的侵扰，有人文意义上的舆论支持，期盼通过“偃武”而达到民族和谐。所以，儒学界的若干学者批评佛、道的言论，得到北宋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其倚重儒家学术的国策明显抑制了佛、道二教势力。从真宗朝开始，儒学出现了繁荣的趋势，涌现出一批研习经书的学者，他们对儒家经典进行注疏、解说，不论是学者还是政治家、文学家，都把儒术作为个人修养的首要内容，谈经论道、尊儒复古成为社会风尚。

然而，直到仁宗朝的末期，振兴儒学的运动已历时80余年，却仍然没有收到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儒学的兴盛成为潮流，但佛教、道教的影响却未明显减弱，不仅大多数普通百姓求仙拜佛，而且专心于佛老的文人学士也不在少数。例如著名的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佛教的信徒。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儒学的昌盛，另一方面又诚心信守佛学。苏轼认为，佛、道二教，并非邪恶，“虽吾先师，不异是说，质之孔孟，盖有成言”(《东坡全集》卷九十八《请净慈法涌禅师入都疏》)，并提出佛学与儒学“相反而相为用”(《东坡全集》卷三十八《南华民老题名记》)，成为儒学创新转型的先声。

(二)在学术上是儒学创新转型的需要

佛教和道教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不仅仅因为它们在中国生根发展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渗透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深层，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佛教和道教都有比较完备的思辨哲学的体系和较深的理论思维。它们对于宇宙本质、万物变迁、人心人性、善恶报应等问题的论说，都在高度抽象的概念中展开。佛教、道教的哲理和玄妙的教义，使人们感到高深莫测，因而不自觉地在主观意识上夸大它的作用。相形之下，儒学已确立了“人学”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文质统一”的道德学说以及儒学世代相传的道统。时至宋代，只有将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教诲与佛、道的思辨精华有机结合，从宇宙论的高度探讨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真谛，才能建立以儒学为主体，以“性与天道”为纲目，援佛、道入儒的兼容性、开放性的学术体系，即理学。

由此可见，创建理学的重任，在北宋时期，老一辈的儒学家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已经无力胜任完成这项巨大的课题，因为他们在处理儒学与佛老的关系方面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视佛、道二教如仇寇，对它们采取了完全摒弃的态度。于是，新一代的儒生，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吕大临、杨时、谢良佐、游酢等人。他们既受过正统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又以继往开来的儒者自任，饱览释、道典籍，熟悉佛、道哲学。他们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视佛、老为“异端”，极力维护儒学的正宗地位，但又不像老一代儒生那样激烈的排斥佛、道，甚至有的人对佛、道的某些理论公开表示赞许。新一代儒生放弃了以往恪守先儒之说的传统，以传统儒学的理论作为基本的框架，以是否有益于纲常名教作为价值尺度和取舍标准，对佛教、道教的思辨哲学进行研究，大量吸取其理论思维的成果，从而实现了历代许多学者所倡导的以儒学为主体，儒、释、道三种学术思想合流的夙愿。

从仁宗庆历(1041—1048年)年间开始，到神宗熙宁(1068—1077年)年间，理学的奠基者们不仅著书立说，构建体系，而且广招门生，传播思想，使理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得到许多文人学士的尊奉，从学者如云，兴起了理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