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二帝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

汉文、景二帝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

西汉文、景二帝是千百年来公认的较有作为的皇帝。史书称他二人统治期间为“文景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但毛泽东却一反定论，说他二人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没有什么可称道的。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评点原文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1]

汉孝文帝、孝景帝简介

汉孝文帝刘恒(前202～前157)，汉朝皇帝。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刘恒为帝，是为孝文帝。

汉文帝在位的23年间，继续高祖时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他尤其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农业是国家之基础，多次下诏减免租赋和徭役，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文帝还下诏“弛山林之禁”，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文帝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在位期间，皇室所用物品，皆以俭为贵，限制了上层社会的奢侈之风。对于刑法，文帝也做了重大改革。他放宽刑罚，注重推行以德义教化人民，废除了汉律中伤残肢体的酷刑及连坐之刑。汉文帝实行英明的对外政策：对侵扰北方边塞匈奴，坚决予以回击，派兵加强防守，但并不主动出击，以免烦扰百姓；南越王骄傲自大，自称皇帝，文帝以仁德相报，促使南越王心悦诚服，自动取消帝号。文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减轻百姓负担，保证了边地安定团结的局面，促使社会经济出现发展和繁荣的局面。

后元七年(前157)，文帝病死于未央宫。

汉孝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是文帝的第四子，母为窦皇后。因三位兄长相继早死，被立为太子。前157年，刘启即位，是为孝景帝。汉孝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文帝时期社会安宁、经济兴盛发展的政治局面，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提高。景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曾下诏说：“农业是国之根本。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都不如粮食重要。”因此他下令减免徭役，将租赋恢复到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并成为西汉定制；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这些措施的实施，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继续向前发展。汉景帝还提倡节俭，释放奴婢回家从事生产。早在刘邦取得天下时，曾分封同姓子弟为王建立诸侯国，以确保刘氏天下。诸侯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军政、经济大权。景帝时期，王国力量发展严重影响到中央集权。汉景帝接受晁错建议，实行“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权力和封地，导致了公元前154年发生的“七国之乱”。景帝最终以武力平定了这场叛乱，将权力收归中央，维护了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

后元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去世，葬于阳陵。

文景两代皇帝采取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不遇水旱灾年，百姓总是家用充足，郡县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历史学家把文帝和景帝在位的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试析

1957年，毛泽东在与吴冷西等人谈话的时候说：“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他认为文景二帝只是继续了高祖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大胆的改革与创新，文景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也只是高祖与民休息政策得以坚持的必然结果。因此，文景二帝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并不值得称道。这个观点一反古今历史学家对文景二帝的赞扬态度。

汉高祖起兵于乱世，亲眼目睹了秦的灭亡。他让大臣陆贾等人总结历史教训，进一步认识到租税沉重、徭役繁重和法律严酷是秦朝灭亡的三大要素。因此，为了巩固汉王朝的统治，高祖采用黄老思想作为实行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黄老学说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汉初把二者糅合在一起。黄老学说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用少有作为的方法就能缓和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相反，统治者越“有为”，民就越难治；统治者的法令太多，反而使“盗贼多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刘邦制定了“顺民之情与民休息”的政策，减少干预，使百姓能够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经济。其“与民休息”政策除包括建国初的部分临时措施，如组织军队复员生产、招抚流亡、释放奴婢等，更重要的影响深远的措施则主要有三项：一是制定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田租和徭役，将秦朝以前行之已久的“以十税一”旧制，改为“十五税一”，又明令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只服兵役两年。对于每年在本郡服徭役的时间，也规定为一个月，不服徭役的可以出两千钱代役。二是重农抑商。严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又规定商人子孙不准做官，不准兼并土地。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行使商人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在当时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三是减轻刑法。刘邦令萧何制定《汉律》(即《九章律》)，除去《秦律》中夷三族和连坐法。刘邦的与民休息政策安定了社会秩序，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文帝和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刘邦的“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其主要政策均是对刘邦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一是继续倡导以农为本。贾谊建议“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晁错亦呼吁“务民于农桑，薄赋，广积蓄以实仓廪，备水旱。”文帝采纳二人建议，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他们赏赐，以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二是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前168)，曾两次“除田租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分之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前156年元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三是实行“约法省禁”政策。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政策，废除了一系列严刑酷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些政策的实行使得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西汉国力逐渐强盛，史称“文景之治”。

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刘邦时期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毛泽东看来是“萧规曹随”。萧何与曹参是汉初的两位宰相，都“治黄老之术”，不务声名。萧何死后，曹参任宰相，举事皆循旧例，无所变更。这就是所谓的“萧规曹随”。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批评文景二帝因循守旧，不能革新。客观地讲，汉初“无为而治”，促进了封建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巩固，“无为而治”便逐渐暴露出了弊端。“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侵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文帝依然“无为”，致使匈奴气焰越发嚣张，国内诸侯王势力膨胀，最终酿成七国之乱。因此，毛泽东称文景二帝是守成之君，无能之辈。毛泽东赞赏那些起兵于乱世，马上得天下，建立赫赫战功的皇帝，如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或那些锐意革新，励精图治，文治武功，开疆拓土，建立雄图霸业的中兴帝王，如汉武帝刘彻、光武帝刘秀等。文景二帝继承刘邦“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实行“无为而治”，自然不为毛泽东所喜。应该说，文景二帝的功劳是主要的，是应该肯定的。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可以讨论的。但从这一个侧面，我们也许可以看到毛泽东的个性和志趣吧。

后来，毛泽东的这个观点似乎有所修正。1959年毛泽东为鼓励他的英文秘书学历史，便把《后汉书》推荐给他读，还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趣味。”毕竟，毛泽东也认识到，“无为”与“有为”只是策略与手段的不同，但效果却是一样的。瓢泼大雨可以涤荡世界的灰尘与污秽，绵绵细雨同样可以滋润万物。“文景之治”之所以能成为封建社会的太平盛世，是与文景二帝的励精图治分不开的。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够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害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相当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景帝在位时也采取了减免租税、释放奴婢、减轻刑罚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生产。文景时期，诸侯王势力渐强，羽翼渐丰，日益骄横。景帝逐渐改“无为”为“有为”，采纳大臣晁错的建议，着手削藩。吴楚等七国遂于前元三年(前154)举兵反叛。景帝派大将周亚夫率兵迎敌，由于周亚夫指挥得当，仅三个月便平定了叛乱。七国之乱的平定，加强了汉朝的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秩序，保证了国家的安定和长期发展。由于文景二帝的努力，西汉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秩序也日臻巩固，出现了户口迅速繁息，流民还归田园的喜人局面。史书说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不可食，政府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了。因此，毛泽东劝秘书读《汉书》的时候，把文景二人的传记作为重点。这事实上是对文景二帝的肯定。毕竟人无完人，文景二帝对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是主要的，他们不失为历史上较为贤明的皇帝。

【注释】

[1]摘自毛泽东1957年6月13日同吴冷西等人的谈话(见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主席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