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

赵兴良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时代条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是这个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主体条件。深入分析这两大历史条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若干启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条件；主体条件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我们现在面临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理解它、搞懂它、坚持它；又要在新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中丰富它、完善它、发展它。而要完成好这个历史任务，首先就要理解它、搞懂它。这就离不开对它赖以形成的历史条件的研究。因为只有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才能知道它应走向那里去。在我们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时代条件和主体条件，是它的两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条件。深刻分析这两大历史条件，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理论体系的理解，而且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若干启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这个理论体系。

一、改革开放使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时代条件。这个时代条件，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这一历史新时期的显著特征或思想内涵，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概念来说，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开始进入“世界历史”，并开始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黑格尔曾经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可以这样看，它本质上是对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历史”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理论把握。

那么何谓“世界历史”，何谓“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它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

先看“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性的存在”这两个概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的论述，可以把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内容大致概括如下：第一，“世界历史”是个历史的范畴，本质上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产物，因而有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第二，“世界历史”的本质内涵是“世界性”，即“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了”。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精神领域，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过程；第三，“世界历史”首先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并表现为资本主义主导的过程。但这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并非其本身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或意识形态的标签；第四，社会主义不是某种“地域性的东西”，相反，它“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可能作为局限于地方的和民族的存在，而只能是在同世界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中存在，而这就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世界交往为前提”。否则，（1）“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2）社会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处于一种“地方的、笼罩捉迷信气氛的‘状态’”。^[1]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观点，既是他们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观点，也可看作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的基础理论。^[2]这个理论告诉我们：自“世界历史”或全球化被开创后，历史就不能只从地方的、民族的有限性中来认识，而应当从“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只有从“世界历史”出发，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一个民族或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作出正确的选择。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它必须改革开放，进入“世界历史”，融入全球化，努力使自己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能把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因此，从理论逻辑上说，由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承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使我们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可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原因时，就经常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角度来考察。如他指出：近代以来的“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实行了对外开放，不过那时只能对前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有一些，总的说没有多大发展。其原因：一是人家封锁我们，迫使我们处在孤立隔绝状态；二是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把闭关自守看成是独立自主，把对外开放看成是崇洋媚外；三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按计划生产和分配，不需要市场竞争，生产不按国际惯例进行，不遵守市场规则，也无法打进国际市场。这种闭关自守的经济体制，不仅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扩大了同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所以，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

第二，提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仅是历史经验的总结，还具有解放思想，转变思维方式的重大意义

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大胆和吸收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科学，对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一概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对此，邓小平也有许多深刻的论述。早在1977和1978年，他就指出：我们“搞现代化，理所当然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出发点，而是用世界的先进成果作出发点。”他甚至严厉批评那种把引进世界先进成果看作“洋奴哲学”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是“最愚蠢的”。因为世界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因此，他要求我们“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实行‘拿来主义’”。^[4]这些观点，包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东西并不必然地属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其中有许多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这对我们从思维方式上转变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大胆开放，深化改革，科学发展，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世界历史”并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前进方向，但社会主义只有在改革开放中才能得到发展。从世界或全人类发展的高度看，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对人类作出的贡献。邓小平曾这样概括其意义：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三是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到那时，“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5]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这两年的金融危机也证明了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因为它再一次告诉我们：“美国不是什么都好”，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人间天堂；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抗性矛盾的历史出路，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

概括起来，我们可以说，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也就是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论成果，因而也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来理解，放在中国进入“世界历史”并开始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中来理解，才能深刻把握它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无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中国进入“世界历史”的理性思考，都是对中国如何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的探索和成果。其目的，也都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总之，改革开放30年的理论和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

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主体条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这个主体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党中央是建立这个理论体系的主要承担者和完成者，如果没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就是不可想象的。它集中表现为党对毛泽东留下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宝贵思想遗产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认识和实践。把这一宝贵经验展开来说，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三点认识：

第一，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坚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留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宝贵思想遗产，主要提出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二是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中国化。就前者而言，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因而它“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就后者而言，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6]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

从已有的历史经验来看，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包括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实践层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其成果形式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如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层面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其成果形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形态，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这两个层面当然是相互联系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探索，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因为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不可能有实践的成功，因为成功的实践无非是科学理论的现实化。因此，“运用”其实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双向互动过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过程，或者说，“运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形式，离开了这一形式，既谈不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中国特点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在实践中的运用，又是在具体的运用中不断被创新的结果。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并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及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大政策。又如，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并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出发，坚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都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的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毛泽东所期盼的、也是我们今后要进一步强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气派”。

第二，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这是认识中的立场问题、价值取向问题，是认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它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认识问题，是否敢于揭示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是否能真正做到为人民的利益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所以能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从根本上说是它坚持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既根本一致，又有所不同。说它根本一致，是因为“以人为本”就其实质来说就是要贯彻好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即“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说它有所不同，是因为“以人为本”有新的内容。一是“以人为本”的“人”比“人民”的概念在外延上要更大，是一个包括了社会每一个人、包括了当代人和后代人在内的概念；二是“以人为本”在内涵上要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更深刻，它不仅肯定了人是主体，而且明确强调了人是目的，强调了“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目标；三是“以人为本”进一步规范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落实到科学发展观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因此从这些新内容看，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今天就要落实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上。只有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才能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第三，坚持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持吸收包括学者在内的广大群众的智慧和思想贡献

“历史是群众的事业”。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从根本上说是人民群众创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坚持吸收包括学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思想贡献。它不仅反映在有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的制定中，例如反映在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中，反映在广东等沿海地区搞经济特区的政策中，也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例如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关于“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和”文化问题的讨论，以及关于整合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问题的讨论，等等，都这样那样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例如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中，学者们指出：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点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的观点，就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应当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来全面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种观点给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观点作基础，“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既难以提出也难以理解。

这就说明，不仅我们的实践创新要走群众路线，而且我们的理论创新也要走群众路线。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吸收包括学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智慧和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以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得以形成。不言而喻，这也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必要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胡锦淘：《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求是》2008年第1期。

3、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求是》2008年第8期。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余源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历史》（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6、赵兴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与全球化》，《求实》2000年第9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1年第1期全文转载；《全球化与邓小平的开放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0年第11期，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邓小平理论》2000年第12期转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7、侯惠勤：《论继续解放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8、赵兴良：《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江西日报》2008年3月17日；人民网2008年3月17日转载。

（作者简介：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86—87页。

[2]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使用过“全球化”的术语，但只要我们不拘泥于词句，而是把握其思想内容，那么他们说的“世界历史”，就在许多方面表达了与“全球化”同样的意思。这一点，西方学者也不否认。例如近年来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就“十分惊异地发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曾那么敏锐地刻画了在工业革命期间令世界变平的因素，而且他还遇见了这些因素令世界不断变平的方式。”（《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64、78页。

[4]《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5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