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维度

一、世界历史发展的生产力维度

世界历史之所以是“结果”，它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交往普遍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会引起交往的普遍发展？关键在于分工的扩大与发展。为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时，对分工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有关现代社会与世界历史的理论阐述正是紧紧围绕分工来展开的。马克思围绕分工所讲的资产阶级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时期，实际上就是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在这一时期，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基本没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想成为师傅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分工的不发达还使城市之间的交往、联系非常有限。然而，生产力的发展使分工开始扩大为生产和交往的分离，具体表现为商人阶层的形成。这种分离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邻近地区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又引起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这样，“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2]

第二个时期开始于17世纪中叶，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这是工场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当然也是分工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与此相同步的，是由殖民主义商业交往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和商业与航运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工场手工业还是比较脆弱的，其发展还是依赖于商业的扩大或缩小。此时，虽然资本的运动在加快，但由于世界市场还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加上国家之间的壁垒、生产本身的不灵活和尚不发达的货币制度等，都严重影响了资本的流通。所以，这时的商人和手工工场主“如果同后一时期的商人和工业家比较起来，他们仍旧是小市民”。^[3]但是，不管怎样，此时的资本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丧失了它原来还带有的自然的性质。

第三个时期是大工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4]由于实行广泛的分工和采用机器生产，因而大大提高了大工业的实力，“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5]正是这样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6]在这样的发展阶段上，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7]至此，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历史。

三个时期的发展表明，世界历史的出现，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和交往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必然扩大，随之交换和交往也普遍发展起来。交往对于世界历史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其作用主要是通过这样的机制来得到具体体现的：首先是交往和交换的扩大，使得商业贸易普遍繁荣起来；商业贸易的繁荣发展必然要求冲破国内市场走向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出现，使得各个国家、民族都卷入普遍竞争，而普遍竞争既促进了大工业的发展，又使得各个国家、民族的依赖程度大大加强，由此产生了世界历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一种简单线性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比如，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往往是互为条件的，相互依赖的。大工业的出现有赖于商品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刺激与推动，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起的分工、协作的发展，又必然会扩大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交换和交往，进而扩大整个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就是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这种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又如，竞争和世界市场也是彼此影响和促进的。一个国家、民族要想大力推进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把眼睛盯向世界市场，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而要转向世界市场并能占领世界市场，就必须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质量，这样，必然使竞争普遍化。竞争越激烈，就越是要求冲破原有的自然经济和有限的国内市场，把生产和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并按照国际分工与发展需要来组织生产和交换，这就又促使世界市场得到快速发展。正是借助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以至成为一个“整体”。所以，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之中。没有现代工业生产和现代商品生产的出现，就没有世界历史的产生。

如果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看，生产的内在逻辑实际上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序列：生产力→分工→交往→商业贸易→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普遍竞争→机器大工业→世界历史。也就是说，世界历史就是这种生产逻辑运作的必然结果，是一种客观的经济发展进程。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之所以始终没有离开现代生产、现代商品经济，原因正在于此。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阐述生产逻辑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交往基础条件的作用。如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现代信用制度的确立等，就是世界交往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世界历史正是借助这些基础条件支撑和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认为，亚洲社会长期封闭落后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交通的不发达：“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印度)。”^[8]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的发达。这种发达的交通一方面来自于新航路的开辟，另一方面来自于铁路的修建。铁路被马克思称为“实业之冠”，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给巨大的股份公司提供了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9]。另外，铁路网的建立，还促使甚至迫使这些国家在最短期间内建立起与其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敷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像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10]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商业贸易的扩大，无疑为交往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世界历史也有赖于通讯技术的发展。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电报和报纸已经有了较快发展并得到广泛使用。马克思不仅利用这些工具传达的信息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变化，而且把这些工具的发展及其作用也纳入到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之中。如马克思在论及电报、报刊时，不仅充分肯定了它在传播信息、扩大交往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认为它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和社会变革中也发挥着重大影响。如在分析不列颠人对印度的统治时，认为“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11]至于报刊，也是促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12]这些通讯工具与技术在现代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中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至离开通讯工具与技术很难设想现代社会和世界历史的形成。

信用制度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既推动了资本的积累、生产的扩大、流通方式的改变，又为经济交往提供了便捷的中介，因而是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手段。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础”，在于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这种职能使得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随着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13]货币的支付职能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被“虚拟化”，成为“信用货币”——汇票。这样一来，“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14]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以至通过信用手段把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15]不过，信用制度在加强世界经济联系的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危机加剧和爆发的重要因素。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信用链条的断裂日益成为危机爆发的诱因。就实际情况来看，信用制度确实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6]

上述基础条件实际上并不是外在于生产逻辑，而是生产逻辑的内在要素，也是生产逻辑得以贯彻的手段和条件。就是借助于这些基础条件，生产逻辑才得以形成并产生普遍的交往作用，从而加速世界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