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感性世界”的腐烂或崩溃

二、“超感性世界”的腐烂或崩溃

海德格尔曾经非常敏锐地指出，除非我们自己开始思想，否则，我们就会听不到尼采的呼声。这话的意思听起来很特别，好像我们从未开始过思想似的。是的，在理性形而上学过早霸占了语言的本质并且对思想实行专制统治的意义上，思想确实未曾真正开始。“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唯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5]尼采的尖锐呼声，正是揭明了这样一种历史性的现象实情，因为他叫道:“上帝死了。”如果说这个呼声毕竟不止于一个无神论者用美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个人“意见”，那么它还意味着什么呢?“‘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就他言，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6]

这个解说是正确而且深刻的。这不仅是因为:在尼采的词典中，“上帝”这个名称从根本上来说被用来表示超感性世界，亦即形而上学的世界;而且还因为:在西方精神传统的意义上，如戈博所说，柏拉图的思想不是一般的形而上学，而是独一无二的形而上学。所以，尼采攻击的是整个形而上学世界，因而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和哲学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指斥苏格拉底是价值史上“最深刻的邪恶因素”，抨击柏拉图在构造一个使实体概念有宾至如归之感的世界方面，让“胡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甚至称哲学是个“诽谤成风的大学校”，而哲学史乃是一股“神秘的怨气”，因为它作为形而上学的统治史反对价值感，反对生命的前提和对生命的维护。^[7]

毫无疑问，由“上帝死了”这一呼声来公开形而上学的历史性终结，这是尼采作为一个严肃的思想家所做出的巨大功绩。因为他用具有震撼力的呼声表征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运动”，即一个超感性的、约束性的世界的隐退或不在场。但是，正像尼采的这一功绩是事后被“发现”的一样，马克思的呼声似乎更加遥远，他在这一世界历史性运动中的更伟大的功绩也许直到今天还没有得到全面的估价。事实上，在尼采《快乐的科学》(1882年，其中首次表述出“上帝死了”这一见解)之前大约四十年，马克思就已经在其19世纪40年代中叶的著作中，揭开并击穿了全部形而上学的秘密;并且通过“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极富表达力地倾覆了整个超感性世界。我们在这里根本不是想要谈论什么思想发现的领先权，而是要涉及对上面已提到的一个世界历史性运动的估计，并且通过这个运动来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

对马克思哲学——其赖以成立的根本性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例如，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以及对鲍威尔兄弟等的批判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关键之点便在于，对他们的批判被归并到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正像前者最终被归结为“黑格尔哲学的支脉”一样，后者被完全正当地理解为黑格尔哲学的某个方面、片断以及漫画式的和夸张的形象。我们这里要问:何以与黑格尔哲学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例如费尔巴哈)哲学能够实行这种归并?而这种归并本身又意味着什么?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特别地提到过“费尔巴哈和我们的敌人的共同之点”，并且批评他仍然是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这里的“共同之点”正就意味着形而上学的基地，意味着共同分享形而上学的根本前提，就像“理论家”和“哲学家”显而易见地意指“形而上学家”一样。我们特别提请注意马克思紧随其后的一段话:“费尔巴哈在那里阐述道:某物或某人的存在同时也就是某物或某人的本质;一个动物或一个人的一定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活动，就是使这个动物或这个人的‘本质’感到满意的东西。”^[8]这里得到提示的是形而上学的一般性质，因为在费尔巴哈的“二重性的直观”中，普通直观和哲学直观的对立是不可解除的，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9]无非是承诺柏拉图主义，亦即承诺一个和易变的、表面的感性世界彼此对待的超感性世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否意味着要比我们通常想到的有更多一些东西呢?这个问题牵涉的不是哲学的不同(乃至对立)样态，而是根本不同的基本性质——甚至极而言之地说来，是“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原则区别(如果“哲学”意味着并被标识为“形而上学”的话)。倘若我们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仅只理解为对这一个或这一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那么我们恰好在这里错失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并从而使这一哲学的当代性遁入晦暗之中。马克思的批判是终结全部形而上学，换言之，是揭示整个超感性世界的虚假性。在这个意义上，请原谅我们用美文学的表达方式，马克思不只是与黑格尔为敌，而是与全部形而上学亦即与整个柏拉图主义传统为敌。若仅就这个否定性的方面而言，马克思的“颠覆性”决不亚于尼采。

在拙作《阐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一文中，我曾提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乃是对理性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在这里，“黑格尔哲学”所意指的，不是形而上学之一种，而是形而上学之一切。这种情形，非常类似于尼采所呼之柏拉图的名号。正像柏拉图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一样，黑格尔是它的巨大渊薮。质言之，黑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集大成的最终成果，乃是柏拉图主义的完成。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形而上学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片断”。马克思是第一个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予以有力揭破的思想家。

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注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最后部分，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单行本译为“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这个标题虽然是编者后来加上去的，但它却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在这里，所谓“整个哲学”或“一般哲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无非意味着整个形而上学或一般形而上学。在这里也许会出现一些语文学方面的争议，但我们更倾向于关心问题本身的性质。若就问题的性质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其不可遏制地喷涌出来的那些丰富思想，正是在到处冲决形而上学的一切壁垒方面而呈现其当代意义的。确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特殊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而且一般地批判了“哲学”本身;正像一年以后马克思是在特殊地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揭开并洞穿“一般意识形态”的秘密一样。我们希望后面的讨论能更加清晰地表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