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谈社会主义

二、邓小平：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如何看待和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小平同志的思想是一贯的，全面的，深思熟虑的，也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51]。对于这一过程，龚育之谈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不到一年，《历史决议》起草刚刚酝酿，邓小平在谈话中就“广泛地涉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谈话中，小平同志说：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学习资本主义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也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52]

龚育之认为邓小平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基础之上：当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再次睁开眼睛看周围的世界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大大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了。对此，邓小平深有体会：一方面是敌对国家和敌对势力在封锁中国，另一方面是自己国家在搞自我封闭，这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分析不能快速发展的原因时，邓小平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坚持“左”的思想路线的错误。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对多年来“左”的错误深刻的批判和反思，邓小平自信而又谦虚的谈到：“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53]。邓小平提出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之长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后，才有了后来对外开放的重大决策的施行。

在龚育之看来，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一些好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54]。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确立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始了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和不断引进外资的历程。针对有人害怕改革开放会变成资本主义的担心，邓小平明确指出：在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龚育之认为邓小平在论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先进的文明成果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而且扩展到政治层面、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政治层面上，龚育之认为，邓小平一贯强调基本的政治制度要坚持，“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55]。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坚持的”^[56]。另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其他各项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权利。”^[57]为此，“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成为最好的制度，不能是一句空话，而应该是既正视自己的不足，又要迎头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以克服。

在文化层面上，邓小平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要大胆的吸收，为我所用，提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可以吸收借鉴。

在怎样利用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龚育之认为邓小平所做的一个最突出的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他指出，“邓小平时代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朝着放开市场的方向发展”^[58]。但理论界和中共党内对这个认识是有一个逐渐转变和深化的过程的：从中共十二大确认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认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直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之前，理论界有些人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等等著名论断。即便是大家后来能够接受市场经济的观点并变为自觉的行动，那更是一个艰难历程，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就为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准备了思想基础。也就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比较顺利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充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把它作为人类现代文明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得到全世界瞩目的崛起，“这不能不承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伟大创造”^[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