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擅长用“广角镜头”，又擅长用“特写镜头”；既注意“识大”，又注意“识小”
既要用“广角镜头”又要用“特写镜头”，既注意“识大”又注意“识小”，这是龚育之中共党史著述的又一独特之处。用“广角镜头”是从大历史的宏观角度出发，能让人完整看出当时整段历史的全貌；而“特写镜头”用细腻的笔法，集中于一人、一事、一情节，善于捕捉历史的某个细节。龚育之能够娴熟运用这两种写法，使他的文章既有概括性，又有生动性，叙述起来繁简得当，重点突出，背景了然。“识大”，在龚育之看来是指对中共重要文献或领袖人物著作的学习和领会；“识小”，是指对一般中共党史工作者著述的学习和体会。在《毛泽东诗词选》自序中，龚育之曾写下这样一段话：“毛泽东著作，大多讲大道理，有大气魄，不妨称之为‘大书’。读毛泽东著作，重要的在识其大。我的这些读毛札记，大多属于‘小识’。抄录一点材料，记述一点想法，随手翻到，信笔写来，没有什么大意思。然而，大海不择细流，‘小识’也许不无小益吧。”[56]
作为当代中共党史界的领军人物，龚育之无疑是非常善于用“广角镜头”的。例如，从中国近现代史的大视角出发，龚育之把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三大伟人，指出他们都在引领民族解放与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中立下了丰功伟绩。
较之于“广角镜头”的整体宏大视野，龚育之用“特写镜头”撰写了许多关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回忆文章和大量书评、札记，提供了富有研究价值的史实和史料。例如，关于周扬、陆定一、许立群等中共党史人物的描述和回忆，强调了纠“左”务必彻底的教训。在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里，如实展示了周扬在反“左”斗争中厉声疾色、咄咄逼人、令人可畏的批评李之链而又巧借发言之机好心保护于光远；全面记录了周扬起草《文艺八条》时遣词用句、细心考订的严谨学风；记起周扬对太平天国李秀成的评价与毛泽东对李秀成的评价不一致而显得被动；真实刻画了周扬领导的文艺工作力图紧跟毛主席号召却又因转述节略落得明目张胆“篡改”罪名的尴尬；提到了周扬闲谈时说到的解放前有关“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论争的教训是派性、宗派主义在作祟；介绍了晚年周扬与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等等[57]。在龚育之《我所知道的陆定一》里，回忆起陆定一最大的贡献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确立的不懈努力与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着追求，陆定一最大的失误则是在“左”倾时代阴霾下强烈反对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而且，龚育之概括论述了“双百”方针“毛泽东首次分别提出——陆定一展开论述——陈伯达合并运用——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并确立”的形成经过；特意高度评价了时任中宣部部长又有很深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的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的高风亮节，这对于后人如何确立学部委员评选准则很有启迪意义[58]。在《彭真、许立群与北大社教》一文中，龚育之回忆了许立群任社教工作队队长时召集北京大学党员干部整风学习会、起草高校社教文件等历史概况，痛心指出这段历史最根本的一条教训就是：“‘左’的指导思想必须从根本上澄清和纠正；局部的纠‘左’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引向从根本上纠正，那‘左’的指导思想还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59]。
【注释】
[1]转引自(苏联)阿尔森·古留加：《黑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页。
[2]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0—1791页。
[3]“龚育之同志生平”。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9页。
[7]龚育之：《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8]龚育之：《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2期。
[9]余玮：《龚育之：部长书生气若何》，《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5月30日。
[10]参见林蕴晖：《再读龚育之党史札记》，《学习时报》2007年5月23日。
[11]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495-496页。
[12]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186-248页。
[13]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200页。
[14]韩钢：《龚育之和他的党史札记》，《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
[15]参见汤应武：《龚育之理论与学术研究述略》，《学习时报》2007年12月24日。
[16]曾涛：《编毛选、邓选与起草文件的若干细节》，《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17]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8]杨春贵：《回忆作为哲学家的龚育之》、《怀念龚育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19]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429页。
[20]杨春贵：《回忆作为哲学家的龚育之》，《怀念龚育之》，第49页。
[21]龚育之：《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5页。
[22]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75页。
[23]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4期。
[24]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25]龚育之：《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第78页。
[26]龚育之：《党史札记》，第79页。
[27]杨春贵：《回忆作为哲学家的龚育之》，《怀念龚育之》，第50页。
[28]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29]龚育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第127页。
[30]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31]龚育之：《党史札记二集》，第19页。
[32]龚育之：《党史札记》，第78页。
[33]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8页。
[34]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35]参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4页。
[36]参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96-113页。
[37]参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65-95页。
[38]参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90页。
[39]参见汤应武：《龚育之理论与学术研究述略》。
[40]参见汤应武：《龚育之理论与学术研究述略》。
[41]参见汤应武：《龚育之理论与学术研究述略》。
[42]《妙笔文章探至理，宏著馨香留青史——专家学者谈新出版的龚育之著述》，《北京日报》2007年12月24日。
[43]龚育之：《党史札记》，第81页。
[44]刘晨光：《龚育之：科学与民主的一个标准》，2008年6月3日，搜狐网。
[45]龚育之：《论党史研究的十大关系》，《北京日报》2001年4月17日。
[46]龚育之：《论党史研究的十大关系》。
[47]参见龚育之：《论党史研究的十大关系》。
[48]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49]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50]龚育之：《党史札记》，第93页。
[51]曾涛：《高度机密：编毛选、邓选与起草文件的若干历史细节》，《北京日报》2007年6月19日。
[52]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53]石仲泉：《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百年潮》2005年第2期。
[54]张静如、欧阳奇：《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55]石仲泉：《理论风格和学术风骨》。
[56]龚育之：《龚育之文存》（上），第449页。
[57]参见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1-38页。
[58]参见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第186-248页。
[59]龚育之：《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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