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金融业在博弈中共存

传统与现代金融业在博弈中共存——读李一翔新著《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

邹晓昇

近代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突破传统经济结构实现的。就金融业而言，最先介入中国的新式金融机构是外国银行。到19世纪末，国人也学习西方，仿效、借鉴和引进了新式银行制度。但由于经济结构中多种形态并存，传统金融业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金融业在不同时期内呈现出银行、钱庄、票号等多种机构并存的多元化格局。作为金融业重要组成部分的钱庄在鸦片战争后很快即纳入新型融资体系，并一直存续到解放初期。由于钱庄与中外新式银行在业务、制度、市场、融资等各个方面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密切联系，因而探讨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便成为一项很有学术意义且富有趣味性的课题。同时，这也是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研究工作，因为它与单纯研究某一家银行或某一行业不同，不仅需要对两种金融机构都有很深刻透彻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要将二者进行比较，从中提炼、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学力和积累深厚者难以为之。

李一翔先生从事金融史研究十多年，鉴于近年来金融史的研究者相对较多，为了避免重复，选择了诸如银行与企业关系、银行与钱庄关系等他个人认为的所谓边缘性课题。20世纪90年代曾以《近代中国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一书在海内外经济史学界产生过较大影响，最近又出版了新著《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研究》，攻克了近代中国银钱业关系这一极富挑战性难题。

全书由绪言、正文和结语构成。在绪言中，作者以分析银钱两业的区别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产生作为前提，提出问题，然后总结了银钱关系研究的现状，并介绍了该书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正文部分共六章，第一章为全书的引论，论述了近代钱庄的嬗变与本国银行业的产生过程，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第二、三章通过对银钱关系演变趋势的分析归纳，总结出抗战前银钱关系在业务、制度、市场等方面的两个特征；第四章论述了政府主导下银行与钱庄关系的新变化；第五章论述了抗战前银行与钱庄关系演变的双赢结果。余论部分考察了战时与战后两个时期的银钱关系。

在本国银行业未产生之前的银钱关系主要表现为钱庄与在华外国银行的关系，作者认为这是钱庄发生一系列变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后来产生的本国银行与钱庄关系，就是早期在华外国银行与钱庄关系自然发展的一种合理延伸。在本国银行业产生过程中，钱庄普遍持欢迎态度，并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由此看来，现代经济组织与传统经济组织并非天然就是对手，在一定环境中能够互相提携，成为对方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

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随着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抗战以前，银钱关系在业务、制度、市场等方面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合作与支持、竞争与排斥。作者通过分析指出，合作与支持是主要特征，竞争与排斥是次要特征。总的来说，银行与钱庄之间经历了一个由关系密切到逐渐不密切的发展过程，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矛盾，既合作又对立，并因时代的不同呈现阶段性的特点。如在抗战爆发前几年中，竞争与排斥一度成为主流。银行与钱庄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对立，其具体表现形式既包括双方在各个业务领域展开的竞争，也包括双方在制度方面的激烈冲突，因而竞争只是冲突的一种浅层次的表面现象，导致冲突的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则是双方存在的制度矛盾。从全局着眼，双方的共生共存是两者关系发展演变的主流，贯穿于银钱关系的整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之前的历届中央政府对金融业的干预不多，也没有介入到银行与钱庄的关系之中，使两者能够在一种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中自由生存、发展。但国民政府成立后，整个情形发生了重大改变。国民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给予相当的重视，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法规，大力提倡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首先将规范金融机构、整顿金融秩序、建立完整的国家金融统制体系列为它的既定目标，相继颁布了包括《银行法》在内的一系列金融法规，实施了废两改元、法币改革等多项金融改革措施，开始主动介入到银行与钱庄关系的演进过程。受此影响，该时期银行与钱庄关系的发展出现若干新的变化，严重偏离了过去正常的轨道，作者称之为“政府主导下银钱关系的变奏”。在对待本国银行业与钱庄业的态度上，国民政府自成立起就是有所区别的，并透过一系列政府行为，明显地表现出一种重视银行、轻视钱庄的倾向，进而演变为鼓励银行、限制钱庄发展的实际行动，导致钱庄与银行关系的严重失衡，失去往日的平等地位，开始逐步沦为本国银行特别是国家资本银行的附属物。

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银行与钱庄长期处于一种既相互竞争、排斥，又相互合作、支持的博弈态势中共生共存。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看，博弈中的任何一方并未彻底战胜对方，只不过银行略占上风；从合作伙伴的角度看，最终的博弈结果却出现了一种双赢局面。该书作者认为，这应当是传统经济组织与现代企业之间博弈的最佳状态之一。

在战时条件下，环境的急剧变化改变了银行与钱庄关系的自然发展过程，银钱关系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战前正常发展的银行与钱庄关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支离破碎了。就全国金融中心上海来说，上海银钱业整体上对国家资本银行的依赖性增强，银钱关系发生逆转，出现严重失衡，矛盾与冲突逐渐增多，合作与支持日渐减少；但在大敌当前的严峻形势下，能够抛开一切矛盾与纠葛，重新合作，协力维持战时金融稳定；在全面沦陷后，银钱业畸形发展，双方关系趋于松散。抗战胜利后，强大的国家资本凭借政权力量完成了对全国主要经济部门的控制和垄断，而在金融领域，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为代表的国家资本银行体系居于高度的垄断地位，促使银行与钱庄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时钱庄的银行化现象越来越显著，其组织形式、资本来源、业务种类与银行的差别逐渐缩小，几乎变成了小型银行，而且完全沦为银行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前那种具有特定含义的作为两类不同性质的金融机构之间的银钱关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该书以抗战前的银钱关系为重点，并根据历史发展及逻辑演进的需要，延伸到抗战及战后，从不同侧面对1897年至1949年长达50多年的银钱关系演进过程进行了完整系统的多维论述。细读之后，笔者感觉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观点鲜明，论说精辟有力，新见迭出。全书的主题鲜明，观点明确，一目了然。各章内容的设置颇具匠心，标题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看到任何一个标题都有想读下去的欲望。各章的结论是建立在具体历史事实的论证之上，而全书的主题则是对各章节论点的自然的逻辑归纳和总结。该书见解独到、观点新颖，如就银钱两业的势力消长变化来说，并未附和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废两改元后钱庄衰落的观点。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我国钱庄业虽然蒙受到一连串的沉重打击，但并没有一蹶不振，从此衰落下去，而是在银行业的反向激励下最终走上了从传统金融业向现代金融业转变的新的发展道路，使自己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机，从而充分证明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之间的博弈确实出现了一种双赢结局。

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并不就事论事，就银钱关系来谈银钱关系，而能跳出圈子，进行理论的升华。在结语中，作者在通过对银钱关系问题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宏观审视和思考近代中国的银钱关系与银企关系发展演变的异同、中国转型经济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共存、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的命运等问题。就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来说，作者指出，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绝不是替代关系，双方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往往呈现出一种胶着状态，共生共存，因而使得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显示出更为复杂、合理的多元化色彩。

第二，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全书篇章结构的安排一反历史学常用的以时间为线索纵向描述历史发展过程的方法，而是以问题为线索，按专题进行构架。各章节专题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前后相接，环环紧扣。同时又将整个银钱关系分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不同的阶段，纵横结合，经纬分明，使得结构非常合理、紧凑。这种结构安排既避免了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式的一般性介绍和泛泛而论，而是按照逻辑关系层层深入地剖析、概括和论证，同时又兼顾到历史演化的自然进程。第一章为逻辑的起点，论述近代钱庄的嬗变与本国银行业的产生，追溯银钱关系产生的渊源。随后作者用四章的篇幅剖析战前银钱关系的不同特征、变奏和演变的结果。考虑到战时和战后银钱关系的特殊性，作者只用一章的篇幅进行论述。从整体上看，重点突出，层次鲜明，逻辑严密。

第三，在写作方法上，采用点面相结合。近代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的情形不一，银钱关系也同样如此；同时还存在上海以外的城市和地区的历史资料缺乏的困难。因而要考察整个近代中国的银钱关系，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作者在全面考察近代中国银行与钱庄关系的过程中，既对上海、天津、汉口等大城市进行重点分析，同时又兼顾到众多的中等城市，将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与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研究中以点带面的倾向。这样通过较为全面的考察所总结出的规律令人信服。

第四，史料丰富，运用恰当。作者充分利用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资料，包括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上海钱业公会档案以及各主要银行档案，还大量运用了晚清及民国时期的报刊、年鉴和书籍等，主要有《银行周报》、《银行月刊》、《钱业月报》、《银行杂志》等。此外，作者还收集了全国各地编撰出版的金融志、文史资料等。可以看出，作者在史料的挖掘和收集上可谓苦苦求索，不仅使得本书的论证建立在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而且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史料的占有是研究的前提，但真正显示功力的是如何准确、恰当地运用史料。本书作者并非就史料描述历史事实，而是从史料中说明问题，提炼出观点，巧妙地运用史料进行分析和论证问题，恰到好处，表现出娴熟的史料驾驭能力。

当然，该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梳理出近代中国银钱关系的所有内容，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余地。就银钱业关系来看，银行与钱庄在经营方法、业务范围和服务等方面还有互相学习、借鉴和相互促进一面。如果从整个近代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还可以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探讨在近代中国中央银行职能缺失的条件下，钱庄长期承担着货币兑换、利率调整及票据清算等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随着中央银行职能不断趋向完备，相关的制度发生变迁，这也是钱庄地位出现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不同地区的银钱关系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复杂多样，如果能辟出专章选取一些区域个案进行分析比较，或许对于整体的研究更有帮助，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厚实饱满，论证更具说服力。

以上表明，该书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学术著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首先，它将研究的范围扩大至更广阔的领域，有利于推动经济史和金融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对众多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其次，通过对作为现代企业组织的银行与作为传统经济组织的钱庄进行比较研究，既可探明现代企业制度在近代中国的勃兴途径，又能深究传统经济组织在近代的嬗变过程，从而使经济史和金融史的研究趋向立体化和多元化；另外，对于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也不无借鉴意义。

（作者邹晓昇，上海水产大学人文学院社科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