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税收的活化石

二、土楼：原始税收的活化石

从土楼诞生的根本原因看，土楼无疑起源于客家人不断争取生存与发展的公共需要。在疲于保命的生存迁徙过程中，安全无疑是他们生活的第一要务，也是他们争取新生活希望的基础。假如没有安全的保障，其他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因此，客家人的祖先们，怀揣中原文化的智慧，在从唐末开始的五次大迁徙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生存的智慧。在一代又一代的艰难摸索与积累中，他们逐渐总结和发现了土楼这种集住宅与保安防卫功能为一体的“堡宅合一、聚族而居”的特有民居形式。

在这个“堡宅合一，聚族而居”的共同体中，土楼成为一个成本最低的公共安全体系、公共生活体系、公共教育体系、公共卫生体系，等等。事实上，对外，土楼是一个公共安全与防卫体系，肩负着土楼内所有共同体成员的“国防”安全，可以拒敌避祸，抗匪保命。其公共性显而易见，只要成为土楼中的一员，任何人不论是否参与建设，都将被保护，可以避免外在的伤害；对内，诸如公共生活、教育、卫生、防火、排污等等体系，同样具有现代公共产品的特性。既然“每座土楼如同一个小社会，”那么，每个小社会就必然存在着公共生活的需要，也就有对公共生活的责任担当。在这些公共需求中，有些可以通过各家各户的劳动完成，比如，通过“各家自扫门前雪”，最后实现土楼内所有成员享受的公共卫生产品。又比如防火。对那些无法通过直接贡献形式完成的带有公共特性的产品，则由各家各户出资完成，比如教育，比如扶贫帮困等。其实，土楼的建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明显公共产品性质的投资活动。通常由各家各户共同出资，全体成员共同参与完成，然后大家共同享受。后辈或者新入住这个土楼者，自然成为这个共同体里的新人。尽管这些新人没有直接的具体参与，但因为他们为这个共同体的延续作出了新的贡献，也就作为这个小社会中的一员而受到保护，比如新生的后辈，比如嫁到土楼里的姑娘等。而且，这些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都由其中的成员平摊，有力出力，就是徭役的雏形；有钱出钱，就是税收的雏形；为防护寇匪而战，就是赋税的雏形；为扶贫帮困出力出钱，就是现代社会保障税的雏形，等等。

土楼这个小社会里的公共生活图景一再昭示我们，税收活动最初就是产生于社会公共生活的保障性需要。或者说，税收起源于保障一个社会的利益共同体的需要。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不断增进共同体和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因此，增进共同体和每一个成员的利益，无疑就是评价一切税收治理体系优劣的终极标准。从社会具体的税收需要看，税收起源于经济活动、文化产业和人际交往以及一切具有社会效用的活动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即“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政治、德治、法、道德”七者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因为，税收不仅是“经济、文化产业、人际交往”活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手段，而且是制定良法、良德和实现优良的政治、德治的必要手段。就土楼共同体而言，如果没有类似税收这个雏形的存在，土楼内客家人的生存生活，将受到极大的制约和限制。如果每个客家人各自构建一个公共生活安全与防卫体系，其成本将会大大增加，甚至不可能。但如果一定规模的客家人联合构建，共同享受，则不仅可能，而且成本会降低。客家人的智慧就在这里，生存、生活的艰辛阅历告诉他们，联合的力量最大，联合者的生存成本最低。客家人的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土楼构建方面，就地取材，选择成本最低的生土以及石、竹、杉木作为土楼的基本建材，更体现在他们将“国防保安体系”与日常生活住宅合而为一、降低生存成本方面。同时，他们也通过不断教育子女，在土楼内倡导利他精神，以儒家文化为主要的价值观，不断巩固和传播这种道德观和精神，通过降低共同体的生活管理成本，减少人际交往的管理成本。最终，用现代税收术语表述，就是不断降低税收负担，减少公共财政的支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土楼的价值还在于它是我们探求原始税收起源的活化石，是我们解剖税收终极目的的活体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