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投资缺口与全球经济失衡

一、储蓄投资缺口与全球经济失衡

在开放经济中，一国的国民收入Y最终将表现为消费C、投资I和净出口CA，因此净出口在数值上应等于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和投资之后的差额，也就是国内储蓄S与国内投资的差额，即CA= Y－C－I=S－I。如果净出口CA＞0，则表明国内消费和投资之和小于产出，剩余的产能只能通过外需(出口)来解决，中国等亚洲国家目前就是这种情形;如果净出口CA＜0，则表明消费和投资之和大于产出，本国的产出已经无法满足国内消费和投资之需，必须从国外进口产品和服务，美国目前就是这种情形。由此可见，贸易失衡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国家之间的储蓄投资缺口差异，也就是储蓄率之间的差异^[10]。从理论上讲，储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不同的储蓄率反映了不同经济主体对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不同评价。如果一国国民比较重视当前消费，其储蓄率就必然下降，如果同一时期两国的储蓄率出现差异，则两国之间的贸易必然出现失衡。以上分析表明，当前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其储蓄缺口，亚洲国家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其储蓄剩余，而美国的低储蓄率和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则是导致目前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美国的储蓄投资缺口

美国经济是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在过去几年里这一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美国消费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68%逐年上升到2005年的72%以上。与此相对应，美国的储蓄率则急剧下降。我们可以利用以下三个指标对美国的储蓄状况进行说明:

(1)国民净储蓄率，这是一个剔除货币贬值因素后反映家庭、企业和政府部门总体储蓄状况的指标。1994年美国国民净储蓄率为14%～15%，2001年后一直徘徊在1.5%左右。

(2)个人储蓄率，1995年美国个人储蓄率为4%～5%，1999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2004年这一指标下降为0.2%，2005年降至－0.4%，2005年第三季度达到－1.6%，为1929年经济大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2006年的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到－1.0%。

(3)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0—1999年美国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值为16.3%，2000—2002年的比重平均值为16.2%，2003年为13.5%，2005年为13.2%，也就是说1990—2005年美国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11];而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基本上都在25.0%以上。

在美国储蓄率不断下降的同时，美国的投资率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的近10年中，美国的生产率持续大幅提高，使美国经济实现了低通胀下的高速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影响了产量与需求的差额，进而影响储蓄与投资的平衡。也就是说，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和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从而引起储蓄投资缺口的进一步扩大。近年来，美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上升，这与美国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90—1999年美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平均值为18.7%，2000—2002年平均为19.4%，2003年为18.4%，2005年为20.0%。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05年美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了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欧盟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2.9个百分点，日本的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了9.0个百分点。

除储蓄率和投资率之外，美国居民储蓄战略的转变也是导致美国储蓄投资缺口扩大的重要原因。2000年以后，由于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影响，为了防止经济出现衰退，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住房和其他消费信贷迅速发展，住房价格上升导致财富效应增强，又进一步刺激了消费。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美国居民消费增长的60%与住房再融资有关。1991年，美国居民的家庭资产中，有价证券大约占13%;2000年初，有价证券比例上升到35%;2003年底，房地产资产比重首次超过有价证券。目前美国家庭持有约14万亿美元的房地产净值，是有价证券的2倍有余。美国由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战略逐渐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表现为国内储蓄率的不断下降和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扩大。这种储蓄战略的转变也是导致当前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亚洲国家的储蓄—投资剩余

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现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韩国、东盟大多数国家的储蓄率就一直保持在30%以上。进入21世纪之后，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进一步提高;截至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储蓄率已经达到38.2%，日本的储蓄率也达到26.8%^[12]。在亚洲国家储蓄率保持高位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和中国)的投资率却有所下降。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的投资急剧下降。1996—2004年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和中国)的平均投资率下降了8.7个百分点。实际上，金融危机对投资需求的影响都是负面的，既包括墨西哥金融危机对拉丁美洲投资的影响，也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地区投资的影响。1997年之后，亚洲国家的投资系数均呈负值，表明随着亚洲国家经济的增长，投资所占比例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而储蓄投资剩余也相应扩大^[13]。

对中国而言，情况与其他亚洲国家略有不同。在储蓄率上，我国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保持了持续的上升趋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储蓄率一直在34%～36%之间波动，进入90年代储蓄率的平均值达到了40.0%，2001年之后我国的储蓄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储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1年的40.2%上升到2007年的50%以上，远远高于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已经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的高储蓄率可以归结于以下原因:一是我国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教育体系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带来的支出不确定性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信心，从而增加了其储蓄倾向;二是我国历来有崇尚节俭的社会文化传统，在这一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我国的储蓄率节节高升;三是受计划生育政策及思维观念变化的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从养儿防老转向增加自身储蓄作为养老之需。

在储蓄率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我国的投资率也保持了一定水平的高位增长。1978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投资率开始加速增长。1993年，我国投资率达到了43.3%，是上一轮经济周期的最高点。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投资率随后开始缓慢下滑，并在2000年降到36.4%的低点。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的投资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增长，2004年我国投资率为44.2%，2007年进一步增长到55.6%，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从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来看，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因此需要大量引进资金弥补国内的储蓄缺口。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一形势出现逆转，国内储蓄开始大于投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从1990年的510.3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8 152亿元，储蓄与投资的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94年的0.5%增加到2004年的2.9%，进而到2005年的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