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十分需要凯恩斯主义

当前我国十分需要凯恩斯主义⁽⁴⁾

每当出现经济衰退时，人们总会提起凯恩斯主义。然而，当前我国是否需要凯恩斯主义，理论界的认识还很不一致。笔者认为，总体而言，当前我国不仅存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客观需要，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时机，因而十分需要凯恩斯主义。

一、要把握凯恩斯主义的实质

一些人士把凯恩斯主义完全等同于“国家干预、财政扩张”，这是欠妥的。凯恩斯主义有其特定的内涵，针对特定的经济“病症”，并不是一切“国家干预、财政扩张”都属于凯恩斯主义范畴。

凯恩斯主义是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产物，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归纳与升华。1929年大危机的“病根”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过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报酬等于“劳动力价值”，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无偿占有，以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进而促成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社会消费倾向下降，总需求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发生。马克思虽然揭示了古典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根”，但是没有给出现实可行的“药方”。这个“药方”问题便是由“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解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正是由于普遍推行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致使古典式经济危机被基本熨平。据当年苏联学者研究，1953—1985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经济运行最平稳的前三位国家分别是:法国、美国、苏联。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后，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

1.基尼系数受到“控制”，不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上升，并且通常还有所下降，最终控制在0.3—0.4的“中等程度不平等”范围。在“福利国家”中还低0.3。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再清晰了，这个古典式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病根”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抑制。

2.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从1925年前的不足10%，上升到30%多、40%多甚至更高，如在“福利国家”中，达到50%—60%，进而，大量的国民收入通过国家财政渠道进行“再分配”，使得社会公平程度大大提高，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保障方面。

3.工会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对促进“一次分配”中的公平至关重要。美国正是在“罗斯福新政”中实现“工会合法化”的。在没有工会的情况下，劳动市场格局是“分散的供给对集中的需求”，结果必然是“垄断低价”，劳动报酬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上。有了工会后，劳动市场格局变成“集中的供给对集中的需求”，“垄断低价”格局便能改变，劳动者便能分得相当部分的剩余价值。

以经济运行是否清晰地显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为标志，资本主义社会可分为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实施凯恩斯主义前的清晰显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阶段，可称为古典资本主义或古典市场经济。实施凯恩斯主义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再清晰显示的阶段，可称为现代资本主义或现代市场经济，甚至还可称为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或者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总之，凯恩斯主义的适用对象是经济运行清晰显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国家，基本作用是通过各种针对性的国家干预措施，调整收入分配，使劳动报酬适当高于“劳动力价值”，进而使经济运行不再清晰显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消费倾向维持在适度水平，不再因消费需求偏低而引致储蓄大于投资。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质。

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始终是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其后的一些重大调整，如引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论等，只不过是对凯恩斯主义中的一些不够完善之处作了必要的补充，而不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否则，就必将回到古典资本主义去了。比如，凯恩斯主义本身没有给出需求扩张的“度”，以致一些国家的需求扩张过了头，酿成通货膨胀并最终导致“滞胀”。对此，货币主义给出了扩张的“度”，即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去抑制通货膨胀。又如，凯恩斯主义中没有应对科技创新周期的政策，因而当科技创新高潮来临时便显得被动。这时，供给学派提出，通过“减税”而提高社会储蓄倾向来应对，其实质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应当随着科技创新周期而相应调整。

二、当前美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而我国则十分需要

当前美国“不需要”凯恩斯主义是指，“不需要追加”凯恩斯主义政策。这是因为当前美国的经济问题不是由于“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致的，不需要“加服”凯恩斯主义的药。我国则不然，当前我国不仅存在亟待纠正的“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病症，而且还面临着“纠正”病症的良好时机，因而十分需要凯恩斯主义。

当前，虽则中美两国的经济都面临着重大困难，但其困难的性质有着重大差别。从直接层面看，美国是储蓄不足、消费过度。而我国则是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美国的“消费热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刺激产生的，同时还伴随着美国储蓄率的暴跌”(佐利克、林毅夫，2008)。最后使得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而且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因此，美国治理危机的基本策略应当是:适应“泡沫”迸裂而带来的需求回落，力求使“回落”平稳一些，不至于使国民经济发生“雪崩”;同时努力削减不必要的政府开支，努力促进有效供给，提升储蓄率，使国民经济早日企稳，重新回到上升轨道。在这一过程中，必然需要加大国家干预力度，某些时候还不可缺少财政扩张。但是，这种“国家干预、财政扩张”的性质、目的、作用与凯恩斯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国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运行开始呈现清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实现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日益下降，基尼系数快速上升，1994年便达到了0.4343(中国人民大学李强)，超过了0.4的警戒线。目前基尼系数更是进一步上升，得到认同的最低数据是0.47，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已经到了0.52。由于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消费率也持续下降，1990年为62.5%，2007年已降低到48.8%。显然，“古典资本主义”病症是相当清晰的。然而，为什么我国没有因此而发生“古典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呢?这是由于在我国加入WTO、世界趋于“全球化”的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两方面的因素，促成了我国畸高的外贸依存度和充足的外需，有效地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一方面，我国的劳动价格及土地、环保、资金等要素价格偏低，使得我国的商品具有超强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国际上以美国的次贷泡沫扩张为主要推动力，引致的消费扩张吸纳了大量的我国商品。2007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4%，不但超过了美国(23%)，而且超过了国家规模远小于我国的并以外向型经济称著的日本(30%)。旺盛的外需，不仅填补了内需缺口，而且还使得我国的中央政府必须时时注意控制需求，一不小心就会发生经济过热趋势。

“古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病症实为我国经济之大患，如果不及时治理，迟早要爆发。而一旦爆发，不仅对我国是一场灾难，而且也会祸及全球。但是，治理需要恰当的时机。因为，治理“古典资本主义”病症，实施凯恩斯主义政策，不可缺少财政扩张的支持，但在外需旺盛、时时有总需求过旺可能的条件下，是不宜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目前，由于外需急剧回落，非得扩张内需不可，无疑正是用凯恩斯主义治疗“古典资本主义”病症的最好时光。这个机会来之不易，若不抓住就十分可惜。1998—1999年，我国曾经有过一次机会，可惜没有抓住，当时的财政扩张都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用于筑路造桥，而没有用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这一次，应当吸取经验教训，不能再让机会白白地流失了。

三、我国实施凯恩斯主义的难点:冲破利益集团阻挠

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就是要将扩张重点放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上，通过一系列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相结合的政策，通过“治本为主，治标为辅，本标兼治”的措施，抑制、扭转基尼系数持续上升的势头，使得清晰呈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的经济痼疾好转、消失。在这一过程中，势必要触犯某些利益集团，进而引起他们的阻挠。

应当看到，我国在治理“古典资本主义”病症所遇到的阻力可能会比欧美国家当年大。因为，欧美国家当年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时面对的是私人资本;而我国目前所需要面对的主要是“权力资本”，其次才是私人资本。当前我国“权力资本”包括多种形式:由原来“全民所有制”国家资本蜕变而来的实际上为“利益集团”所控制和为其服务的国家垄断资本;通过权力寻租活动而形成的私人资本或名义上“国有”、实际上为“私有”的资本;通过权钱交易关系而与权力部门密切勾结的能参与权力寻租的私人资本等。“权力资本”不但能量大，而且更贪婪。要不是存在大量“权力资本”，我国基尼系数的上升速度就不会这样快，远远超过当年的欧美国家。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短短数年中，便由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之一变成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又一个佐证是，浙江是我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民营经济已经占了“大头”，但是2008年该省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仅2.45∶1，远低其他“公有制”为主体的省(全国为3.31∶1)。再加上，我国目前的“公众参与”机制又远没有当年欧美国家那么完善，从而困难会更大一些。

近半年多来，在我国的宏观调控中不乏好兆头。比如，强调“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提出“保民生”的任务，并且正在完善社会保障、力图缓解“三座大山”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因素，有利于消除我国的经济痼疾的。但是，也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苗头，如扩张点主要还是停留在基础设施投资、“三大消费”，放在促进即期需求回升上;各地基本上都还没有把纠正“古典资本主义”病症放在头等重要地位。总之，丧失机遇、重走“老路”的危险是严重的、值得高度警惕的。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决策层认准方向，下定决心，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遵循事物客观规律，认真对待，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利益集团的阻挠是可以冲破的。对此，笔者充分相信并寄希望于决策层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