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第一节　公共产品的概念与特征

公共产品理论构成了现代西方财政理论的基石。该理论认为，私人产品通过市场提供，而市场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主要应通过非市场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理论是政府活动存在的经济学依据，是政府行为选择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产品的概念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1954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发表一篇题为“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著名论文，给出了公共产品非常经典而又通俗的定义:“纯粹公共产品是指这样的产品，即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

对公共产品概念的理解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每个人消费的公共产品量相等，但这并不等于要求所有人对该消费具有等同的评价。一般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运输贵重物品的船主比运输廉价物品的船主，对于船主借以明确导航从而可以安全抵岸的灯塔服务的价值看得更大。确实，人们对于一定公共产品的价值的评价是不一致的。当一个新导弹防御系统建立起来后，每个人除了接受它外，没有其他选择。对那些认为导弹防御系统能增强其安全感的人来说，该系统的价值是正的。而对于那些认为新导弹防御系统只能加剧军备竞赛，不能增强国防的人来说，该系统的价值是负的，这些人更愿意为设法阻止导弹防御系统的建立而出钱。

第二，一种产品之所以归为公共产品不是绝对的，这取决于市场条件和技术状况。大图书馆的阅览室，在读者少时可以被看作公共产品，但随着读者的增多，会出现拥挤现象，不利于严肃的科学研究。所以，在许多场合，把“公共性”作为一个程度问题来理解是有益的。一件纯粹公共产品，能完全满足上述定义的要求，而对不纯粹公共产品的消费，就具有某种程度的竞争性。

第三，排他性概念常常与公共产品的概念有联系。如果任何人都不愿付费而能消费某物，而阻止他人消费，或者消费代价昂贵或不可能消费时，我们就说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例如，灯塔就是一件非排他性产品，因为无法阻止任何一条船借用它的光亮。但是，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不必然相伴。以行车高峰时的都市商业街道为例。在许多场合，非排他性是成立的，因为不可能建立那么多过路税岗来调节交通。但是，消费确实是竞争性的，每个曾被交通堵塞过的人都可证明这一点。但在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可以享受大片海滨，而不影响他人的消费。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不具有竞争，但只要通过海滨的道路有限，排除不交费的消费是完全有可能的。和非竞争性一样，非排他性也不是绝对的。这取决于技术状况和法律规定。假定有人发明了一种干扰装置，该装置能使不买某种特殊接收器的船只无法获得灯塔的信号。或者，假定灯塔主人向不购买在灯塔周围一定范围内航行许可的任何船只发射导弹是合法的。在这两者场合，灯塔将具有排他性。

第四，若干在习惯上不被看作“商品”的事物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一个重要的例子是诚实，如果每个公民在商业交往中都是诚实的，那么，整个社会都将因做生意的成本下降而受益。这种成本下降具有非排他性特点，也有非竞争性特点。同样，收入分配也是一件公共产品，如果收入能够“公平”分配，每个人都因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而得到满足，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当然，对公平概念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在应当如何评价某种既定收入分配格局的意见会有分歧。但是，对收入分配的“消费”是非竞争性的，因此，它是一件公共产品。

第五，私人产品不一定只由私人部门供应。公共部门供应私人产品——即政府供应竞争性商品——例子很多。医疗服务和住房是有时由公共部门供应的私人产品的两个例子。同样，公共产品既可以由私人部门供应，也可以由公共部门供应。

第六，某产品由公共部门供应，并不一定意味着它由公共部门生产。以垃圾处理为例，某些社区本身供应这项服务——公共部门的管理者购置运送垃圾的卡车，雇用工人，安排计划等。在其他社区，地方政府雇佣一个私人公司来做这项工作，它本身并不具体组织生产。

公共产品是与私人产品相对而言的，两者可以用是否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来确定。纯粹的私人产品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区别可以由下述定义看出:

(1)对私人产品而言，

即，私人产品X_j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i所拥有或消费的该产品数(X)的总和，它表明私人产品在个人之间是完全分割的，每个人的消费是互相排斥的。

(2)对公共产品而言，

即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说，他为了消费而实际可以支配的公共产品X的数量就是该公共产品总量X。换言之，公共产品X的消费总量等于每个消费者的个人消费量。

二、公共产品的特征

第一，消费的非排他性。首先，从在技术上不容易排斥人们获得公共产品的益处。比如，国防产品就是一个纯粹公共产品的例子，任何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要排斥享受国防产品的益处是不可能的，除非离开这个国家。公共产品不仅具有非排他性，而且具有非拒绝性，也即收益的不可阻止性。其次，某些公共产品即使在技术上即使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但要实现排他的过程，其代价非常地昂贵。

第二，消费的非竞争性。消费的非竞争性的含义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消费这种产品，并不增加消费该种产品的成本，也就是其边际成本等于零。具有这种特征的产品就称为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例如，国防产品，不拥挤的桥梁，非载满的火车客厢，未饱和运转的计算机，不拥挤的国家公园等等。

第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公共产品的这一特征在于说明公共产品的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享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例如，国防产品是一种纯公共产品，只要一个人生活在一国境内，他实际上就享受到了国防产品的效用，但不能说他享受了多少份额的国防产品效用，因为国防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所以，任何一个人享受国防产品的效用也是不可分割的。

三、国际公共产品

(一)国际公共产品的含义

萨缪尔森提出的纯公共产品的概念是就一个国家而言的。如果一种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是一国疆域的所有人，这种公共产品被称为全国性公共产品。但有些公共产品只对那些居住在某一特点区域的人带来受益，这些公共产品被称为地区性公共产品，基于公平和效率的考虑，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的职责在于那些从中受益的地区性政府。如果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包括整个人类，这类公共产品被称为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是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

(二)国际公共产品的种类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所有国家的集体责任是应当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可以划分为四类:

1.国际稳定和安全

国际稳定和安全是一项国际公共产品，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但和平和发展的环境要靠全球所有国家来共同维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事件很可能引起全球经济的波动，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欧美主权信用危机、索马里海盗、世界范围内的反恐行动、日本福岛核事故等，都严重威胁到国际稳定和安全。所以，要维护国际稳定和安全，需要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2.国际开发和人道主义援助

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是国际责任。这种援助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长期国际稳定的重要前提，撇开人权、民主不论，单就经济发展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萧条的话，不仅会加剧国内社会和政治动荡，而且会波及其他国家，给其他国家带来负外部效应，进而会危及全球经济发展。遗憾的是，发达国家只有在发展国家面临困境时，才施以援助，而很少愿意提供预防这种悲剧发生的发展基金。

3.科学与知识

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需要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是增强科学和知识。从整个人类来看，知识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尤其是基础知识的利益应当为全人类所共享。在过去的几个世纪，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转化都是发源于世界各大学的知识和启蒙为基础的。

基本研究在性质上是不能授予专利的，人类科学和工程的所有主要发展，从计算机到激光刀晶体管，都依赖于基本科学。

4.环境

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需要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是保护地球环境。由温室气体和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自然灾害越发严重。温室气体和全球气候变暖使全球性问题，只有在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的框架下才有望得到解决，这需要所有国家的承诺，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然而要使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来自发达国家的援助，这种援助同样要在所有国家集体决策的基础上进行。

四、关于公共产品的实例

为了进一步认识公共产品的含义和特征，现举一举例子。假定，某地区蚊虫肆虐，引起多种疾病流行，严重危害当地居民身体健康，影响人们正常活动。所以，消除该地区蚊虫肆虐成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

要消除该地区蚊虫肆虐，理论上每个人都可掏钱治理，但由于存在个人收益与治理成本的巨大差异，由个人出钱进行治理的可能性很小。

该地区人们还可以下列方式防止蚊虫的伤害:

第一，减少在户外活动，终日关紧门窗。这种方式的费用也可能不大，但却付出了放弃户外活动的机会成本，再者，终日不出门，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当然，这是一种消极方法，很难做到。

第二，如果对于个人来说户外活动很太重要的话，他可以采用涂抹防蚊虫的药的方法，以便蚊虫不敢叮咬自己，这也可能付出不大的费用，但这种方法仍然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方法，使用一次，可能药物失效，或者蚊虫产生抗药性。所以，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第三，可能有该地区的某个人花钱在自己的房屋周围喷洒灭蚊剂，以消灭处于这一范围内的蚊虫。这需要花一些钱，也有一定的效果。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过一段时间后，左邻右舍的蚊虫仍会侵入该区域。

第四，某一个人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可能出钱雇人驾飞机对整个地区喷洒灭虫剂。这种办法能产生的效果最佳，但却要付出一笔庞大的开支。

由此可见，就个人而言，他要采取以上任何一种办法来消除危害，至少会遇到如下需要考虑的问题:

(1)治理成本。每个人都受到与自身关联的灭蚊或防蚊成本价格的制约，他不可能采取超过自身经济能力的措施，这就使得很大一部分的该地区居民无力单独治本的办法来消除蚊虫，比如采用飞机灭蚊的方法。

(2)在一定程度上也要考虑所采取的措施效果。上述第一种方法不可能做到。第二、第三种方法，从效果来看，不足取。

(3)如何解决“免费搭车”问题。个人在考虑自己应采用何种措施时，还受到“免费搭车”问题的影响，所谓“免费搭车”是指借助免费搭车的行为来喻指人们的不支付费用而享受其好处的行为。免费搭车的存在，是以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不同时是免费搭车者为前提的。

在这个的例子中，如果某一个人选择了飞机灭蚊的方法，则该地区所有其他人都可以不必花费分文，而享受到与该付费者完全一样的好处，即获得“免费搭车”的好处。这就有可能使得该地区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作出飞机灭蚊的举动而坐享其成，从而没有人采取这一最有效的办法。

休谟⁽¹⁾(David Hume)在1740年提出了“公共悲剧”的概念。“公共悲剧”是指在共同体中，存在公共产品时，从个人角度看，成为“免费搭车”者是符合理性。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成为免费搭车者，则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得到好处。

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都采取“免费搭车”的方式行事，其结果，公共财政将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从而也就谈不到公共产品或劳务的效益了。

怎么来解决这一地区蚊虫肆虐的问题呢?最佳的办法就是:该地区的居民进行合作，共同开展一项飞机灭蚊活动，既共同分担费用，也自然享受到蚊虫灭绝，疾病制止的好处。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组织呢?在西方，如工会，社会组织，职业协会等可以组织，但最好的组织者还是政府。政府承担灭蚊活动，其灭蚊活动的费用可由该地区的居民按照一定的原则来负担，这样就可以解决该地区的蚊虫肆虐问题。

上述政府灭蚊的行动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即蚊虫的全部消灭，使该地区每一个居民都享受了没有蚊虫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