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铜斤的经过情形

2.收购铜斤的经过情形

铸币材料中，铜是最重要的一种，而又大量生产在清朝力能控制的云南一省中。乾隆四十一年(1776)，云贵总督觉罗图斯德奏言:“滇省近年大小各厂岁获铜一千二百四十万斤。”^[50]这是云南产铜最盛的一年，除解京七百多万斤外，其余可供各省采买及留存本省铸币之用。(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第82页，乾隆三十一年产量达到一千四百六十七万四千四百八十一斤)。

清朝铸钱机构，分为京内与京外两部分。京内有由户部管理的宝泉局和由工部管理的宝源局，每年需要定额的铜斤。京外有在各省重要市镇上设立的铸钱局，因为时开时停，时而添炉，时而裁炉，时而加卯，时而减卯^[51]，所需铜斤极不一致。这些铜斤，除清初收毁旧线和旧铜器作为补充外，多仰给于国内外市场。兹将收购铜斤的史料择要列举如下:

顺治二年(1645)，“凡商贾有挟重资愿航海市铜者，官给符为信，听其出洋，往市于东南、日本诸夷。舟回司关者，按时值收之，以供官用。有余，则任其售于市肆，以便民用”^[52]。

顺治二年(1645)，令京师崇文门、直隶天津关、山东临清关、江苏龙江关、西新关、浒墅关、淮安关、扬州关、安徽芜湖关、凤阳关、浙江北新关、南新关、江西湖口关、赣关、湖北荆州关、广东太平桥关，共十六关差办铜^[53]。

康熙二十二年(1683)，设立海关，“洋铜即已流通内地”^[54]。

康熙三十八年(1699)，令芜湖、浒墅、湖口、淮安、北新、扬州六关铜归内务府商人承办。^[55]从此京局开始仰给于洋铜^[56]。

康熙四十四年(1705)，云南省城设立官铜店，强制收购滇铜^[57]。

康熙五十三年(1714)，管理钱法侍郎崔征璧疏言:“商人亏欠铜铅不下数百万斤之多。”^[58]

康熙五十四年(1715)，京局额铜改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八省督抚委员办解^[59]。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大学士、九卿议言:“江苏等八省旧欠未完铜二百七十二万八千六百斤有奇。”^[60]

康熙六十年(1721)，令八省承办京局额铜归并江苏、浙江两省办解^[61]。

雍正二年(1724)，户部钱法侍郎托时奏言:“从前八省办铜斤时，曾拖欠一百一十余万斤，自归江浙两省，至今又亏欠铜三百八十八万余斤。”^[62]

雍正八年(1730)，令各省办铜仍旧八省分办。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五省分办洋铜。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分办滇铜^[63]。

雍正十二年(1734)，令滇铜改铸钱运京^[64]。

乾隆元年(1736)，洋铜改归上海、宁波二关收购。滇铜除一部分铸钱运京外，余铜亦由滇运京解部^[65]。

乾隆三年(1738)，京局停办洋铜，专办滇铜，停止云南铸钱运京^[66]。江浙等省仍由洋铜铸配^[67]。

乾隆三年(1738)，议定云南运铜条例^[68]。

咸同年间(1851～1874)，停办滇铜。

同治十三年(1874)，试办滇铜。

从以上所得资料看来，京局及各省铸钱用铜的主要来源，不外滇铜和洋铜两种。康熙二十二年以前，洋铜即已从日本输入，不过为数恐不多。康熙二十二年，开海禁，洋铜才大量进口，但顺治康熙年间铸钱所需要的铜斤远远超过洋铜进口数量，所以康熙四十四年清廷注意到滇铜的开发，就在云南省城设立官铜店，尽量收买滇铜。滇铜的开发，为清朝解决了铸币材料缺乏的问题，因此，乾隆三年就有可能停止京局办运洋铜。从乾隆三年到道光末年(1738～1850)一百多年间，滇铜充分地供给了货币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