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泾论随地之宜

三、卫泾论随地之宜

卫泾(?—1226)，字倩叔，号后乐居士，嘉兴化亭人，徙居平江昆山。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进士第一，宁宗开禧(1205—1207)间，累迁御史中丞、参与谋杀韩侂胄，除签制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为丞相忌，罢知潭州。与朱熹善。著有《后乐集》。

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知福州时，卫泾上《知福州日上庙堂论楮币利害札子》⁽⁸⁰⁾，表白了他的救楮思想。基于对纸币的承认和肯定，他认为只要政府不滥发行，有发行准备，就可能实现畅行无阻。他以纸币最初行使西蜀为例，指出东南会子与之多寡不同，轻重不无少异，同样可以行使。

他回顾南宋纸币贬值的过程，从乾道间决行之，孝宗尽发内帑钱银，置场收换，到光宗绍熙以来，用度滋多，展界添印，渐至宁宗开禧年间，既启兵衅，费耗无涯，现行会子通计一亿四千万之谱，其弊极矣。宁宗嘉定初(1208)用新会子按1比2兑换第十二、三界会子，最初效果尚可，军民不以为病。只是豪宗富室藏楮者，骤见折阅(贬损)，下至中产更相附和，不肯藏蓄。“得官会者惟恐用之不早，遂至散溢于外，无少异于未曾收换之时。视之稍轻，价亦随减，此本人情之常。若上下坚忍，徐徐经理，未必不能渐复其旧。缘官司称提太急，民间反以为疑，虽施行多端，措置百计，令愈急而民愈疑。”他指出:“且所为称提，犹权衡之于物也。‘权与物均而生衡’，言权与物均齐而衡所以平。今会犹权，钱犹物也。既会多而钱少，是权重而物轻，势已至此，何术称提而使之平乎⁽⁸¹⁾?”

在卫泾看来，由于豪门富室和中产人家唯恐纸币贬值，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而不肯收藏纸币，纸币就像烫手的山芋，到了手上赶紧抛出，唯恐抛之不及，这本是人情所致，可以理解。只要上下沉着应对，按步就班地治理，未必不能使纸币平稳，市场正常，只是由于主管机构称提太急，反引起百姓生疑，加上政出多门、多变，使百姓更加疑惑，以致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他认为这不是称提之过，而操控不当、失误过错造成的恶果。

卫泾对当时救楮，提出自己的意见，一是财货本流通之物，“或流或止，随地之宜。民间欲藏，不待强之而后藏也”。行政强迫，“以户籍等第藏会”，收于一时，过后又复加损。所以他主张:“惟斟酌轻重，相度缓急，随时量力，扶助维持，优游宽舒，使民由之而不知，待其久而自定，毋谋效于目前可也。”不缓不急，从容不迫，在平和中消除疑虑，“守中半之制而持之以久，严减价之禁而行之以宽，执此而行，始终如一。若稍觉流通，则姑从其便”。他不以为新会子按一比二兑换旧会的作法是失信于民，也不认为是对百姓利益的侵害，他以为“其功不在于收换，乃在于换引之后，三十年不出泛料而后通行”。不相信没有银钱做准备的纸币能正常行使作用。“无钱银，纯是会子，何以使人?何以集事?”这种理想状态，在现代都难以做到，何况古人。二是“若夫培植国计，撙节用度，经费之外，痛加裁抑，日积月累，稍有盈余，暗销会子之数”。正是第一条建议的深化和具体化。他反对不惜以官钱兑换会子的意见，认为“殊不思官钱有限，会子无穷。……非区区兑便所可遽回也。……抑不知数年之后，诸路州郡见钱净尽，将何以为继乎?”在古代，这一救楮方案与政府发行纸币的初衷相悖，政府难以接受，更不可能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