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编译馆”编撰教科书

“国立编译馆”编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涵盖了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开始提倡，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时具体实施的“国定本教科书”（注：此内容在“陈立夫”一章中详述）。从1932年开始编撰出版的《短期小学课本》《乡村用三民主义千字课》等特定用途的教科书，在中国教科书史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1.《短期小学课本》

1932年9月，“国立编译馆”（编译由胡颜立、王晋鑫担任）与教育部合编《短期小学课本》，共4册，每册70课。由教育部付印，先后颁行各省市短期学校采用，内容包含三民主义、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卫生、农业等材料。各册教科书配有10幅以上课文插图，文字通俗，内容简洁。如第1册第2课《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写道：“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27]下面有中华民国的轮廓图。第68课《学兵操》写道：“小朋友，年纪小，大家同来学兵操。你背枪，我拿刀，一二三四，往前跑。今天操，明天操，大家操得身体好。”^[28]第69课《好国民》写道：“我愿做个好国民，读书用功，做事认真。我愿做个好国民，爱国爱群，爱己爱人。”^[29]《短期小学课本》第4册第1课《中华民族》写道：“我们中华民族，在上古时，是从西北高原，沿着黄河，渐渐的向东繁殖的。后来，又向长江粤江一带繁殖，并且移植到海外南洋等地去。我们的民族，本来是最文明、最强大、最统一的，最近一百多年以来，在世界上的地位，却渐渐地低下去，我们应当赶快同心合力，复兴我们的民族。”^[30]《短期小学课本》第4册上有谱曲的“中国国民党党歌”。

这是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唯一的一套短期小学教科书，出版后不断订正，如第1册1935年8月订正初版，8月订正33版，1935年9月订正45版，1937年6月订正319版。这套教科书后来又进行了改订，仅第2册的改订本1版时间为1938年9月，一个月之后，即1938年10月，改订本就有27版了，足见这套教科书的发行量是巨大的。在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守谦和皇甫钧编纂的《短期小学的行政和教学》中说到这套教科书：“每学期用二册，学生每人均须由学校赠送一份。各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及正中书局均有出售。”^[31]并且说明：“这套课本供教学国语科之用，其内容包括常识及音乐教材，短期小学学生除应用这套课本之外，可以不另备他书。”^[32]因为短期小学“学生不需备算术课本”，^[33]“国立编译馆”编辑了《短期小学算术教学法》上、下册。由于学生也不需要备公民训练课本，“国立编译馆”编辑了《短期小学公民训练标准》1册，供教师实施短期小学公民训练之用。“国立编译馆”还编辑了《短期小学课间操教材》1册，供教师教学短期小学课间操之用。

2.《乡村用三民主义千字课》

《乡村用三民主义千字课》系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委托教育部编审处编辑，完成甲乙两种，“国立编译馆”成立后，由编译胡颜立、王晋鑫继续编成丙种，供乡村民众学校用，内容包含三民主义、国民道德、历史、地理、自然、卫生、农业等材料，共4册，每册25课，于1932年8月完成，1933年3月由教育部付印出版。在1931年6月初版，教育部编审处编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部审查，京华印书馆仿印的教科书的版权页上，我们首次见到印有“蒋中正”签署的教育部批（字第三八〇号）。这套教科书也非常通俗易懂，如《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乙种》第3册第1课《首都》写道：

南京地方有山，有水，有广阔的平地，世界上的大都市，很少有这样好的形势。南京有铁路东到上海，北通天津北平，有汽船每天在长江里来往，还有飞机可以通行全国，交通也非常便利。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得到南京以后，国民政府就迁到南京，遵照中山先生的意思，定南京为首都。中山墓也就在南京的城外。^[34]

3.《小（中）学特种国文读本》

“国立编译馆”在不断加强对教科书审查力度的同时，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专门编撰出版有“特种”国语（文）教科书，希望借以阻止心怀不满的青年转向共产党。《小学特种国语读本》系国民党中央党部函教育部委托“国立馆”编辑，专供收复共产党统治区小学之用。教科书每册40课，由编译赵瑞生、王晋鑫、胡颜立合编，1934年完成，呈送教育部转送国民党中央颁用。《中学国文特种读本》由专任编译孙俍工编辑，分初中高中用各1册，“因其选辑之目的，本以唤醒我国固有之民族精神为主旨，故其内容，大部分为激发爱国思想之文字。全书选文五十九篇，每篇末附解题与作者传略，注释与参考书籍。在此国难严重之日，是书应与正式课本，参差教学，用以砥砺一般青年之志气。”^[35]这套教科书于1933年2月编成出版，选材标准有下列数项：“（1）对于我民族发展上有关系的先民著述及传记。（2）含有抵抗外侮，不屈不挠的精神的论著，及抒情文。（3）当代革命先辈之论著及诗歌。（4）国外富于爱国思想之文艺作品。”^[36]1933年2月编成出版。

4.《汉蒙合璧小学国语教科书》

《汉蒙合璧小学国语教科书》系先由教育部蒙藏司汪睿昌科长采用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用蒙文翻译，后由“国立编译馆”专任编译戴清廉及编译胡颜立、王晋鑫加以修订，计共8册，内容除普通国语教材外，加蒙古地方特殊材料，由教育部出版，分发蒙古各小学采用。

此外，“国立编译馆”还编有《初中国文精读范程》《高中国文教科书》及南洋、欧美华侨学校各类教科书，并有供师范学校和高级中学用的《地方自治》等等。

“国立编译馆”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最长的编审教科书学术机构。1932年6月成立，1937年7月奉令迁庐山、长沙，1938年复移重庆，1939年再迁江津白沙，1942年改组扩大，并于8月再迁至巴县北碚，1946年8月返回南京，1949年4月撤至台湾。“国立编译馆”在大陆的17年间，从教科书的严格审定到编写国定本教科书、短期小学课本、中小学特种读本等，明确表达了朱家骅教育文化是政治统治基础的观点，见证了烽火岁月中极其艰苦环境下政治对教育控制所做出的努力，是百年中国教科书波澜壮阔发展中不能忽视的一段。朱家骅一直以学者自居，十分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环境，让学生们能安心读书，不要发生事端。可是蒋介石下令坚决镇压学潮，学校大批开除学生，特务追捕学生。1948年冬，蒋介石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以镇压学潮不力的罪名把朱家骅赶下台。严在宽在《朱家骅和教育事业》中做了这样的评价：“他有事业心，也有较强的权势欲，但书生气很重，做不了射雕英雄，也斗不过工于心计的权术家。在朱家骅身边围绕着一大群高层知识分子，大家对他很尊重，称他为朱先生。他对他们也优礼相待，从来不摆架子。彼此之间还时相过从，结为深交，隐然成为一种势力。蒋介石之所以重用他，就是想通过他取得高层知识分子的好感，为自己多美言几句，借以粉饰太平。”^[37]朱家骅一生政教两栖，在宦海中度过，在教育事业中应该说颇有建树。

【注释】

[1]杨帆：《国民党去台高官大结局》，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46页。

[2]李海生、张敏：《民国两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9页。

[3]王维礼：《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5页。

[4]王聿均、孙斌：《朱家骅先生言论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7年版，第121—122页。

[5]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安徽教育行政旬刊》1933年第4期，第1页。

[6]“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一览》，“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第3页。

[7]同上，第69—85页。

[8]同上，第25页。

[9]同上，第5页。

[10]同上，第69—70页。

[11]“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一览》，第70页。

[12]同上，第70—72页。

[13]同上，第3页。

[14]同上，第25页。

[15]同上，第25页。

[16]同上，第6页。

[17]同上，第8页。

[18]同上，第8—9页。

[19]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乙编）》，开明书局1934年版，第98—99页。

[20]“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一览》，第17页。

[21]“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一览》，第17页。

[22]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第一次教育年鉴（戊编）》，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33页。

[23]同②③，第8页。

[24]同上，第9页。

[25]魏冰心：《国定教科书之供应问题》，《教育通讯》（复刊）1946年第1卷第13期。

[26]《国定教科书战后修正本联印联销大量供应，教部严饬各省市禁绝伪课本》，《申报》1946年8月4日。

[27]“国立编译馆”：《短期小学课本（第1册）》，“国立编译馆”1935年订正初版，1937年订正314版，第2页。

[28]同上，第68页。

[29]同上，第69页。

[30]“国立编译馆”：《短期小学课本（第4册）》，“国立编译馆”1936年初版，1937年293版，第1页。

[31]吴守谦、皇甫钧：《短期小学的行政和教学》，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第16页。

[32]同上，第16页。

[33]同上，第16页。

[34]教育部编审处：《三民主义千字课暂行本乙种（第3册）》，京华印书馆1931年初版，第1页。

[35]《“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无版权页，1936年版，第37页。

[36]孙俍工：《中学国文特种读本（第1册）》，“国立编译馆”1933年初版，第1页。

[37]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浙江近代著名学校和教育家》（《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