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

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

时间:2022-07-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编撰会”接受该意见,修订《新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将此语删除。《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中的第一篇文章、西尾干二撰写的《给韩国人的信》回答了这一问题。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中,赤裸裸地宣扬“皇国史观”的文章是八木秀次的《公民教科书贯彻的精神》。这种主张被充分贯彻在《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一组织的成员编撰的“公民教科书”中。

“编撰会”在其《新历史教科书》受到日本国内外的批判、谴责之后,一方面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审定意见修改教科书;另一方面立刻出版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17]一书,竭力向日本社会宣传自己的主张。该书编者为该会会长西尾干二,书的腰封上印着三句黑、红两种颜色的醒目广告词和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的书影。广告词曰:“反驳‘韩国’‘中国’‘朝日’的批判。”“歪曲历史的是谁?”“137处审定修改全部刊载!”

这里,矛头不仅指向了中国、韩国,并且指向了日本国内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民主主义知识阵营。该书并非教材,受日本出版法的保护无须考虑“审定”问题,因此“编撰会”在书中更明确、更全面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编者将文部科学省的137条审定意见与相关内容全部公开,表明了对自己主张的坚持,潜台词显然是:“此处按照审定意见做了修改,但修改之前是那样的。”言下之意,由于现在的图书市场上出售的“编撰会”版《新历史教科书》是修订本,因此,要全面了解“编撰会”的主张及其编写历史教科书的目的,最好阅读这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并将审定意见与现行《新历史教科书》参照阅读。

从学术观念的角度看,“编撰会”最耸人听闻的主张是“历史非科学”。这种主张体现在送审版教科书第6页第27行,针对此语,审定部门的审定意见是“说明不足,而且与前面、后面的文章关系不明确,难以理解”(137条审定意见中的第2条)。“编撰会”接受该意见,修订《新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将此语删除。其所谓“历史非科学”,并不是说学科意义上的“历史”不是“科学”,而是说历史研究并非科学研究,即明确否定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这种主张对于“编撰会”来说具有“历史哲学”的性质。作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组织、特意给组织名称中的“编撰会”(日文为“つくる”)加引号[18],主要成员多为非历史专业出身者[19]却敢于编写历史教科书,无疑都与这种“历史哲学”有关。因为同样的原因,《新历史教科书》中必然存在常识性错误。此类错误文部科学省在审定意见中已经指出一些。例如,说甲午战争中清朝的军队是用金钱收买的雇佣军(审定意见第51条),说美国在“二战”爆发之前对共产主义势力没有危机感(审定意见第71条),说“满洲国”的目标是建成“中国大陆最初的现代法制国家”(审定意见第91条),等等。《新历史教科书》批判阵营的学者们,仅在教科书的近现代部分就找出了51处史实错误或表达不准确之处。[20]不过,“编撰会”成员本来就怀有“历史非科学”的观念,因此如果仅仅指出这些知识性错误,则并未击中其要害。

对于“编撰会”来说,既然“历史非科学”,那么“历史”是什么?《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中的第一篇文章、西尾干二撰写的《给韩国人的信》回答了这一问题。文章开宗明义,曰:

历史教科书问题是日本人自身的自我回归问题。国家失败于战争造成了深深的伤痕。战后50年间,日本人暧昧地让把世界一分为二的美苏超级大国的各不相同的历史观共存于国内。即美、英等民主体制总是正确的、乃世界史之范本这种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英美民主主义对日德法西斯主义的正义与胜利的战争这种假定。——这是东京审判史观。另一方面,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体制乃和平势力、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体制乃战争势力这种在战后尤其具有主导性的假定。——这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幻想史观。[21]

在这种解释中,历史确实已经不是“科学”,而是政治意识形态。西尾主张:“屈服于美国占领政策的东京审判史观与屈服于苏联僵化唯物论的社会主义幻想史观——必须设法克服此二者,恢复本来的、像是历史的历史。”整篇《给韩国人的信》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的。在西尾的论述中,历史事实被国家相对化。针对韩国政府修改《新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西尾说:“这次,从韩国固执的修改要求来看,韩国方面好像是忘记了日韩之间存在着‘国境线’。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历史。如同韩国人有韩国人的历史。至今为止,我们从未就韩国的教科书提出过任何意见。既然是主权国家,就不允许干涉内政。”文章最后说:“《新历史教科书》被编写出来的历史背景中,存在着战后50年被置于美苏之间、失去自己历史的日本人的漫长而又痛苦的体验。”[22]

“编撰会”通过批判上述两种史观,“恢复”的是“皇国史观”。日本批判阵营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主张》中,赤裸裸地宣扬“皇国史观”的文章是八木秀次的《公民教科书贯彻的精神》。八木参与撰写的并非历史教科书,而是“公民教科书”(“公民”为与“历史”“地理”等课程相并列的中学“社会科”选修课)。他在文章开头不无得意地说:“和历史教科书一起,我们执笔的公民教科书同样审定合格。”从文章所涉问题来看,他在公民教科书中曾明确将现在的日本天皇表述为“立宪君主”。此种表述不符合《日本国宪法》表述的象征天皇制,因此文部科学省要求删除,八木也进行了删除,但他在此文中说:“虽然立宪君主制这种表述被删除了,但我认为内容本身得到了维持。”在其“公民教科书”中,日本自卫队存在的意义、发挥的功能,太阳旗、《君之代》的价值,均得到充分肯定。这显然就是他所谓的“内容本身得到了维持”。

要言之,“编撰会”的核心主张是复活“皇国史观”、依据“皇国史观”重新编撰历史。这种主张被充分贯彻在《新历史教科书》以及同一组织的成员编撰的“公民教科书”中。即使是在按照文部科学省的137条审定意见修订之后的《新历史教科书》中,“皇国史观”依然清晰可见。以2006年度《新历史教科书》修订本[23]为例,第四章“近代日本的建设”中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一节(全书第56节)就在宪法、教育思想、历史认识三个层面彻底贯彻了“皇国史观”。具体体现在:明治宪法受到高度肯定而和平宪法被贬低,《教育敕语》的价值得到强调,伊藤博文(1841—1909)获得高度评价。该节第一小节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发布”,首先讲述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发布的壮观场景,将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明治宪法放在首要位置。该节节题下面有提示语,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容是怎样的?世界又给予了怎样的评价?”配合这种提问,搭配了两个对应栏目:一个栏目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主要条文”,列举了明治宪法的第1、3、4、5、11、20、29、55、57条,其中,第1条为“大日本帝国为万世一系的天皇所统治”,第3条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栏目为“国内外称赞宪法的声音”,介绍当时日本国内报纸、英国报纸、德国法律专家对明治宪法的赞扬。该节第三小节为“《教育敕语》的发布”,称宣扬“灭私奉公”、浸染了战前日本国民精神的《教育敕语》“塑造了近代日本人的人格脊梁”。在修订之前的教科书中,有关《教育敕语》的记述甚至模糊了《教育敕语》的有效期。《教育敕语》在1945年日本战败后即名存实亡,《教育基本法》实施后被正式废止。然而,修订之前的《新历史教科书》的相关记述却是:“这是将对父母的孝行、学问的重要性以及非常时期为国献身的姿态作为国民的心得进行阐述的教导,在各学校被使用,成为塑造近代日本人人格脊梁的谕旨。”对此,文部科学省给出的审定意见是:“这种表述有可能造成《教育敕语》现在还有法律效力、依然有影响力的误解。”(137条审定意见中的第45条)因此,“编撰会”修订教科书的时候才在“在各学校被使用”之前加上了“到1945(昭和二十)年终战为止”的时间限定语(这里使用了“终战”一词而非“战败”)。修订之前的记述与其说是表达不严密的问题,不如说是编撰者潜意识中对《教育敕语》的认同导致了叙述的模糊性,即编撰者希望《教育敕语》在当代日本社会依然有效。由于对《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下的明治时代怀有这种热情,所以该节的“人物专栏”用整整一页叙述明治时代的政治家伊藤博文,赞扬伊藤作为岩仓使节团副团长访问欧美时就太阳旗做的演说、对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贡献,最后得出结论:“支撑伊藤之活跃的,确为此种‘关怀国家之心’。”但是,该栏目只字不提1909年伊藤博文在哈尔滨火车站被朝鲜志士安重根击毙的史实。[24]这大概是为了维护伊藤的“完美”形象,同时回避明治日本侵占朝鲜并向中国东北扩张的事实。与赞美《大日本帝国宪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历史教科书》贬低《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将该宪法叙述为美国的强加之物,曰:“GHQ要求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日本方面认为,已经有了大正民主主义的经验,只要对宪法进行若干修正,民主化是可能的。但是,GHQ1946年2月向日本政府出示了仅用一周时间制定的宪法草案,强迫对宪法进行根本修改。”“政府因GHQ出示的宪法草案的内容受到冲击,但是,如果拒绝,天皇的地位有受到威胁之虞,所以被迫接受。政府基于GHQ草案制定了宪法案,经帝国议会审议,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颁布了(1947年5月3日实施)。”修订版《新历史教科书》的“结语”题为“学习历史”,阐述学习历史的目的与意义,反复强调日本人拥有“自信”与“自我”的重要性,曰:“战后,日本人经过努力完成了经济复兴,确立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的地位,然而,至今在某些地方没有自信。失败于战争的伤痕尚未痊愈。”“最为重要的是坚定地拥有自己。否则,学习外国文化、学习历史实际上都不可能。”[25]

“编撰会”主张的“皇国史观”,同时也是一种极权主义历史观。教科书《民主主义》在批判极权主义的时候指出:“极权主义的思考方法之所以是危险的,并不仅是因为它对内践踏国民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生活,而且在于它对外采取肆意侵害他国利益的态度。”“编撰会”成员的主张同样如此。他们不仅对日本国内用“国家”“国民”来损害、挤压个人权利,对外也淡化甚至否认侵略战争。结合日本战前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教育思想来看,“编撰会”的《新历史教科书》不仅不新,反而非常陈旧。所谓“新”,只能是相对于民主主义教科书或者战后日本长期使用、如实记述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如家永三郎的历史教科书)而言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