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编译馆

国立编译馆

国立编译馆的出版标记

国立编译馆的出版标记，虽然与不少被框在圆内的标记是一个类型，但它却没有一种局促感，反而会让人感到这是一种大气，十分奇怪！

这枚出版标记，是在张含英著《治河论丛》的版权页上见到的，在作者的姓名前，加了一个头衔：“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出版标记印在“版权所有”的空白处，并非常见的印在封底。可见，以笔者所见出版标记盖的位置，基本只有两种，一是封底正中，二是版权页“版权所有”空白处。一般讲，除这两处，印在其他位置的大多属不规范。

《治河论丛》封面和版权页

据笔者所知，国立编译馆是中华民国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1932年成立于南京，主要职能是负责相关学术文化书籍和教科图书的编译事务，它是政府最高级别的编译机构。1949年4月，国立编译馆迁台，在台北复馆。现址是台北市大安区和平东路一段179号。

之后，笔者读到一本由国立编译馆1934年出版的《国立编译馆一览》，其中有些相关内容可在此补充：1930年11月，国民党三中四次全会，朱家骅、陈立夫提议设立编译专处总领译事的提案。1931年5月，国民会议通过设立编译馆，宗旨是促进科学教育及编译中小学教科书及学术专著，以弘扬文化。国民政府任命辛树帜为馆长，聘请专任编审及编审员30余人。以教育部原编审处为馆址，1932年6月14日成立。1933年4月改编译馆为国立编译馆。向市政府租赁山西路新住宅区管理处作为办公地。1934年5月，中英庚款董事会通过由庚款息金项下拨助5万元建新馆……

一个政府机构的成立，必须经过层层规范的程序，虽繁琐但真实。在这繁琐的过程中，有一点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国立编译馆的出版标记一定是在改名后才出现的，至于是否有第二种出版标记，以及名称为“编译馆”时是否有过出版标记，现在好像都已经很难查考了。

国立编译馆的图书版本至今还留存多少，笔者心中无数，但据所见的大概在四五十种，经手过的有十五六种，在此不妨一记：《化学命名原则》（国立编译馆著，1933年6月版）、《格式塔心理学原理》（萧孝嵘著，1934年1月版）、《光学之研究》（张鲸哲等著，1934年2月版）、《英国当代四小说家》（李未家等译，1934年2月版）、《柏拉图五大对话集》（郭斌稣等译，1934年5月版）、《景气学》（张梁任著，1934年5月版）、《星体图说》（陈遵妫著，1934年10月版）、《我之奋斗》（国立编译馆译，1935年11月版）、《莫利哀全集》（王了一译，1935年11月版），《苗族调查报告》（国立编译馆编，1937年2月版）、《电机工程名词》（国立编译馆编，1939年8月版）、《财政学》（何廉著，1940年6月版），《精神病理学名词》（国立编译馆编，1940年9月版）、《日本通史》（章钦亮等译，1942年12月版）、《大学国文选》（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编，1944年11月版）、《材料力学》（王德荣译，1947年7月版）等。国立编译馆的版本，大多是由商务印书馆和正中书局印行，比如《治河论丛》版权页上赫然印有商务印书馆发行人王云五的大名。有书友告知，国立编译馆还出过一本《国立编译馆出版书籍目录》，可惜至今未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