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综合贸易试验区

自贸试验区建设是新时期应对全球经济治理格局调整、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作为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平台，自贸试验区有别于国际上通俗的自由贸易园区，具有丰富的开放内涵、改革内涵和发展内涵，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全新框架用于衡量、研究和推进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基于对自贸试验区的综合认识，建立“433”框架。

1.四大领域

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制度安排是“三自由、一保障、一环境”，即贸易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法律保障和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因此，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主要聚焦四大领域：一是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自贸试验区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主要是适应全球贸易投资新规则，形成投资领域高度开放、便利化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制度，形成服务促进体系完善、便利化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建立与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相适应的制度规范。二是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自贸试验区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主要是形成货物进出自由的“境内关外”高效、安全、便捷海关监管制度，培育发展新型贸易业态、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的地位。三是金融自由化便利化。自贸试验区的金融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主要是推进宽松的外汇管制和资金进出自由，实现支撑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金融制度创新，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做好“压力测试”。四是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自贸试验区的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营商环境，主要是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政府管理制度和监管模式，包括宽松的市场准入、透明的政府监管、接轨国际的市场规则，以及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制环境。

图7.1　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四大领域

2.三个维度

基于自贸试验区的开放特性和改革特性，可从三个维度入手构建其制度创新的衡量坐标：一是对标国际通行规则。自贸试验区是主动应对国际贸易投资治理格局变革而生的产物。体现在：对标国际规则，特别是适应正在调整博弈的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对标国际水平，围绕着营商环境建造，缩减与国际标杆城市之间的差距。其中，在对标国际规则方面，核心是改革边境内制度规则体系，打破阻碍贸易与投资的边境内障碍，形成一套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对标国际水平方面，核心是在市场准入的开放度、企业设立的便捷度、政府监管的透明度和市场环境的公平性、政务环境的高效性、法制环境的完善性等方面，缩小与国际领先城市之间的差距。因此，衡量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即是能否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二是落实国家改革要求。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是制度创新高地，而非政策洼地。体现在：按照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结合自身实际，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方面先行先试，注重改革成果的普适性，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全国面上深化改革积累经验。因此，衡量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要看能否形成更多服务于改革深化、在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三是呼应市场主体诉求。自贸试验区的改革不是“高大上”，是围绕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环境。体现在：必须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多元企业主体的发展（包括获得更多商机、业务开展更加便利、功能能级不断提高等）来衡量制度创新红利。因此，衡量自贸试验区建设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能否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行政效能，满足企业发展需求，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局面。

表7.1　国际贸易投资边境内障碍类型

资料来源：课题组整理。

3.三种效应

充分释放自贸试验区效应，关键是实现开放、改革、发展“三位一体”良性互动。其中，一是开放效应。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是一种创新型开放，目的是积极应对国际贸易投资发展趋势及规则治理体系重塑，主要手段是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的开放效应，体现为形成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载体，成为我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支撑。二是改革效应。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是开放“倒逼”下的主动改革，是涉外体制机制创新与政府管理制度创新的有机联动。自贸试验区的改革效应，体现为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要求的投资贸易规则体系，率先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政府管理新理念、管理新制度、监管新模式，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苗圃。三是发展效应。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则是以开放和改革为动力，是检验开放和改革绩效的唯一标准。自贸试验区的发展效应，体现为促进开放型经济升级（提升利用外资综合效益、促进贸易方式转变、助推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促进上海城市功能能级提升（加速新功能、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增强上海全球城市的资源配置能力、综合服务功能），提升上海服务辐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