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资本为主体

（一）山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移、山外资本为主体

外来流移入山的情况及流移在山区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或地位已如前述，应该说这已经在总体上、宏观上决定了流移在山区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因为流移进山是为了生计——生产和生活，至少绝大多数流移是这样。各州县人口的土著流移构成比例可能互有参差，但是就山区整体而言，外来流移的数量大大超过土著是可以肯定的。

进一步对山区各类资源开发的过程加以具体考察，流移的开发主力地位亦毋庸置疑。如土地资源的垦辟，“兼之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⁶¹⁾。“盖汉南当鼎革之际，民皆倚担而立，如是者五十余年。其后开荒种地多属寄籍”。⁽⁶²⁾“田无阡陌皆新垦，客聚湖湘本旧招”⁽⁶³⁾。兴安、郧阳、太平、夔州诸府厅交界之大巴山东部，被“四方之民”“启之辟之”，以致“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⁶⁴⁾。所谓“楚民善开水田”、“蜀民善开山地”更表明了流移在土地垦辟中的突出特殊作用。外来流民在山区水利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前面已有较详细的叙述，兹不重复。

正是因为外来流移是秦巴山区资源开发的主体，所以秦巴山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增长的进程与山外流移人口大量进入秦巴山区的过程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乾隆年间是流移进入山区的第一次高峰期，也是秦巴山区土地垦殖扩张的第一个高峰期。在鄂西北，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郧西县知县张道南作《劝修上津城隍庙记》，论及上津堡（旧上津县城）的状况时指出：“询之耆老，数十年前仅数十人烟，近因五方溷聚，稍稍开拓，屋之草者间易为瓦，商之行者遂居为贾，鳞次相比，倏改旧规……”⁽⁶⁵⁾竹山、竹溪等县地方志记载当地恢复的时间也大约在此前后。

在陕南，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衡山人聂继模随其子镇安县令聂焘来到镇安，对当时当地的状况有如下记载：“暇则登高山，周视山川、城郭，叹曰：‘都可惜！’题柱曰：‘有土待垦，有山待樵，地广人稀之区，深吾意念；何气难平，何讼难息，粮完课纳而外，任尔恬熙。’又题壁曰：‘秦关百二古称强，阡陌曾开笑卫商；多少山田开不尽，尚留一半卧豺狼。’”⁽⁶⁶⁾在聂氏眼中，当时的镇安境内尚到处都是可垦荒田。乾隆二十年（1755年）始有改观，乾隆三十年（1765年）以后，景观大变。

山阳县的垦殖进程与镇安县约略同步。县人鬲景贤的《禀复采访节略》称：“县治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前城市荒凉，居民寥落，街衢除官署、庙舍外，商贾无几，垣墉倾颓，城南滨河尽成沙滩，北城名为北坡，草木丛茸，夜常虎豹入城，籋食犬豕，闲寂景况，生目中犹亲见之。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修城后，流寓日众，渐次开垦，不数年间，四乡耳朳之利，岁以万计，城关贸易者，鳞次而来。历至乾隆五十二、五十三年（1787～1788年）间，日新月异，已大非昔日之比。然山野旧规尚未尽脱者，以教养无术，害不尽除，利不尽兴，而整饬变化之具寂然不闻也。”⁽⁶⁷⁾

与土地资源开发一样，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山外商人亦占据着重要地位。具体体现在：外地商人资金直接介入山内林特产资源开发，甚或控制林特产品生产过程；本地居民直接介入林特产品流通过程者甚少；而且，林特产生产的剩余价值亦大多被客商攫取，直接生产者所获甚微。对此，前面第八章论述中引录的资料已多有揭示，如川东北南江之茶，“陕西客民来山置买”；洛南之药材，“每有外商入境收买”；凤县、两当亦如是。川东北之药材生产更是“商人写地数十里遍栽之”，“常年佃棚户守连”；即使土人种植生产，亦是商贾收贩而获厚利，“野人所沾不及什一，仅偿其辛苦之值”。兴山、大宁一带之冻绿、木耳，“其收买冻绿、木耳估客多武昌人”。洵阳等地之槲皮，“行销两湖，岁出以千万斤计”，“楚人来此货两种皮者极多，自言曰‘贩皮子’”。“川人伐木共结林朳，闽客开山自养蕈树”，等等。类似的还有严如熤《黑河吟》对客民开发黑河栈坝林区的记述：“棚居杂吴语，板屋半楚咻。气寒地硗确，稻黍种不收……铁炉排火化，矿石红于榴。斧斤纵栈坝，材木堆山丘。”严氏又说：“山中木、盫、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藉资生者，而木厂为大……间有开厂只作枋板、猴柴，则客商赀本未裕也。”⁽⁶⁸⁾在许多地方的多数行业中，投资者为客商，佣工者亦大多为流移。通过租佃形式获得山地资源开发权，是当时流移客户开发山区资源的一般形式。

在经济作物以及经济林木的种植、经营中，外来流移，特别是闽广流移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商州之山阳、镇安诸处，本有漆却不知割采，“惟南人割而沥之”，“向来多湖北客民割去”，以至于逐渐本地才“有效其术者”。汉阴、紫阳一带的茶叶生产在明代之所以有所发展，也是由于“流移到彼，不可胜纪，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以致“茶园加增，不知几处”⁽⁶⁹⁾。外地进山流移中，来自闽广等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有种植、经营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传统的地区的人民，商品经济的观念也比内地，特别比山内居民要强烈，这些地区流移的到来，对山区商品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即使一些规模不算太大的商业活动，亦能看到同样性质的问题。“商民因交通不便，农工又欠发达，故无大商贾。虽云、凤两镇商贾辐辏，而多系山外湖北人在此营业，本境皆小本生理之家。”⁽⁷⁰⁾

洵阳县构穰生产与外地商人的关系相当典型。构穰是制造皮纸的主要原料，洵阳、白河、宁陕、銩稨等地皆广植构树，以其皮沤练纸穰。但是货穰者多为外地商人，乾隆《洵阳县志·物产》云：

货穰者俱系三晋及西（安）、同（州）、人，列廛而居，操业穰者缓急，先以数金饵之，则终身为佣矣。先籍其树之所有，谓之点构，不能别售也。于是，盐布琐屑，俱仰给焉。以值计穰不难以少而算多，以穰酬值亦不妨以轩而作轻，蔽之所从来远矣。

山外商人运用其资金，通过高利贷的途径控制业穰者的构穰生产过程，盘剥业穰者，其作用是复杂的，未可轻言肯否。

外地商人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介入、控制山内商品生产的现象并不限于上述领域，山区兴盛一时的板厂、炭厂、耳菌厂等，多有外地商人介入，甚或直接开办。⁽⁷¹⁾乾隆《洵阳县志·物产》又云：

山中聚业俱谓之朳（原注：音拜，转石伐木也，俗读平声）。放树生菌耳者，统谓之耳朳。伐木烧炭者，谓之炭朳，瀍板造器者，谓之板朳，收买药材者，谓之药朳。惟药朳见货给值，有业户赊值不能偿者。其余各朳，亦如稞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山主贪其微值，懵然莫辨也。噫！木既尽矣，又安用此濯濯者为哉。

这是山内各朳的情况，山外客商仅用低廉的价格便获取了开发经济林特产资源的权利，而且是几乎没有什么限制的开发权利。县志修撰者显然意识到了山民只顾眼前利益，并未计及长远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在当时，这样的警告，恐怕难以引起太多的回应。

山内开设之铁厂、纸厂以及川东井盐业等大厂各商，更是大多来自山外。“凡开厂之商，必有赀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必有力量，足以驱使厂内之人，工作本利，其赀值帖然为用。”⁽⁷²⁾这样的资本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山内居民投资机会不会太多。前引采伐木材的木厂是：“开厂出赀本商人住西安、銩稨、汉中城，其总理、总管之人曰掌柜、曰当家。挂记账目、经管包揽承赁字据曰书办，水次揽运头人曰领岸。水陆领夫之人曰包头。”⁽⁷³⁾除此之外，“铁厂、板厂、纸厂、耳菌厂，皆厚赀商人出本，交给厂头，雇募匠作，厂民自食其力，实皆良民”⁽⁷⁴⁾。如果说秦巴山区经济林特产的经营深受山外商人资本的控制，那么山区的手工业生产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流移充当开发山区资源的主体，外地商人资本对山区经济林特产等资源开发经营的介入乃至于控制，对山区的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广泛而且深远。单就负面影响言之，显著者有二：

一是开发林特产等资源的巨额利润大部分流入商人，而且是外地商人手中，其结果这些资金未必能够继续投入到山区的社会经济建设上来，无法加强山内的社会经济实力和发展后劲。⁽⁷⁵⁾山外有力商人投资对山区资源进行开发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开发层次低，程度浅，大多无法带动山内更多的加工业发展。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种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大多不是由山内经济发展自身需求的动力来推动的，而是由以“淘金”为目的的秦巴山区外的商人推动的，基本上是外因、外力在起主导作用。投资所获的丰厚利润，并未在山内经济建设中持续发挥作用，而是随商人流往山外。因此，这些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尤其如木厂、铁厂）活动缺乏与山内经济体系的必然、内在的联系，更没有融入到山内经济结构中，从而与山内经济成为一体。当有限的资源或较易得到的资源消耗殆尽时，各商纷纷撤资停厂，看上去一时轰轰烈烈的山区手工业很快就萧条下去了，除极少数之外，大多没有持续下去。不仅如此，这种浅层次的、以纯粹耗费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唯一途径的开发活动，还给山区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清代山内经济增长一时而后长期衰退，即与此类开发方式有紧切关联。

二是外地流移、商人以“客”的身份开发山内资源，难免不同程度地存在短期行为、盲目甚或搜刮的倾向。众所周知，安土重迁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传统之一，明人丘浚的《大学衍义补》讲得相当到位，丘氏指出：

人生莫不恋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业、弃坟墓、扶老携幼而为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无聊甚矣。

古代有所谓“首丘”意识便是其很好的说明。传统文献中每见有“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狐死首丘，豹死首山”之说，这里的丘，指狐穴所在的土丘，传说狐无论死在何处，其头颅皆会向着巢穴所在。后世多以此表达怀念故乡、叶落归根之意，人死后归葬故乡即称之为“归正首丘”。所谓“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本也”⁽⁷⁶⁾。《金史·时青传》记有“仆虽偷生寄食他国，首丘之念未尝一日忘之”⁽⁷⁷⁾。与此相反，如果“狐不首丘，叶不归根”，将会倍受人们轻蔑、指责。“人之远游，其家必荒；鸟之久去，其巢必毁。人长征而不返，鸟高飞而不还，日已夕矣，犹遑遑未息，势必穷无所往，然后内顾而思首丘，乡闾改易，田里庐舍，悉非其主，进退无门者也。”⁽⁷⁸⁾元代王逢诗有“木落气返根，天寒水归源。豹死义首山，狐死首丘原。汝曹昧斯理，苟全奚足论。作歌兴孝思，不系图画存”⁽⁷⁹⁾之句，明人张昱诗则有“狐死首丘谁不念，莫将遗憾在遐陬”⁽⁸⁰⁾之说。

客商以及流民、移民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追求“一时之利”的特征更为明显，秦巴山区经历了清代的开发高潮后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不能说与此无关。对此，后文还将论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