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报网的形成

一、以上海为中心的外报网的形成

19世纪70年代后，外报在华拓展的步子日趋加快。至90年代中期，外报已遍布全国，一个垄断中国报业市场和新闻舆论阵地的庞大外报网由此形成。这一时期，由于上海具有地理等各方面的强大优势，因而上海的报业也发展得尤为迅猛，至19世纪90年代，无论是中文报刊还是外文报刊的数量，都已超过香港、广州、澳门等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成为19世纪中期后形成的在华外报网的中心，影响中国的新闻与舆论往往出自上海的各类报刊。

自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上海报业发展的主流，则是1872年后《申报》等中文商业性报刊的纷纷创刊（图3．2）。1872年4月30日，《申报》在上海创刊，初为两日刊，出至第5期起改为日刊，星期日休刊，用毛太纸单面印刷，后改用赛连纸印刷。《申报》创办人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1871年5月19日，美查和伍德沃德（C．Woodward）、普赖尔（W．B．Pryer）、约翰·麦基洛（John Machillop）4人订立合同，集股1600两（每人400两），由美查负责创办一份中文日报，即《申报》。美查创办《申报》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因而十分重视办报质量。美查认为中国编者最了解中国读者，因而毫不犹豫地将编辑大权交给了蒋芷湘、钱昕伯等中国文人，使《申报》成为第一家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外报。在美查的精心策划下，《申报》发行量不断上升，至1877年时已接近1万份。1889年10月15日，《申报》创办人美查将所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Major Bros．Ltd），设立由英国人艾波诺特（E．O．Abuthnot）等组成的董事会，其性质已由外国人独资创办的报纸，转为外资控股、中外合资的报纸，席裕祺（子眉）开始出任该报的买办（华方经理）。

图3．2　《申报》创刊号

《申报》创刊后，其发展势头蒸蒸日上，竞争矛头直指先于《申报》出版的《上海新报》，使后者被迫应战。例如，《申报》为日刊，《上海新报》为了在时效上与之竞争，也于7月2日起改为日报。又如，《上海新报》使用价格很贵的瑞典进口白报纸，每份报纸的售价是制钱30文，而《申报》采用廉价营销手法，定价为8文，《上海新报》也不得不将售价降为8文，以争取读者。由于不胜亏损，《上海新报》被迫于1872年12月31日宣告停刊。

但是，《申报》的成功，不能不令人看好报业这块市场，使上海商业性报纸在19世纪80年代后出现大发展的局面，在《字林沪报》、《新闻报》创刊后形成了“申”、“新”、“沪”三报鼎立的格局。

1882年，字林洋行（即英文字林西报馆）在停刊《上海新报》近10年后，重振旗鼓，于5月18日发刊中文《沪报》，同年8月10日后改名《字林沪报》，日出对开4张，聘请戴谱笙、蔡尔康等担任主笔。该报的主要内容及版面安排，“首列上谕，尊君也；次列论议，以见心想；次列出译电西报，俾共稔知中外时事；次列外埠及本埠诸新闻，事取其详，文取其富；次列诗文杂作，以供文士之消遣；次列邸抄，辕门抄，务求其速；次列各种告白及钱洋市价、轮船进出等类，以便贸易场中及往来仕商阅看”^[1]。该报所刊新闻，最初大半译自《字林西报》。1885年5月20日，《字林沪报》刊出征稿启事，加强新闻报道。为了吸引读者，《字林沪报》曾连载长篇小说《野叟曝言》，并于1897年11月24日创办我国报纸的第一个副刊《消闲报》，此外还刊有《花团锦簇楼诗》等杂著。1895年，《字林沪报》出版晚刊《夜报》，为中国最早的中文晚报之一，但不数日即停刊。1900年春，由于销路不好，英文字林西报馆将《字林沪报》转售给日本东亚同文会，后者将其改名为《同文沪报》继续出版。

《新闻报》创刊于1893年2月17日，初为中外合资性质，由华商张叔和、英商华盛纺织厂董事丹福士（A．W．Danforth）及斐礼思（F．F．Ferris）等合组公司主办，公推丹福士为总董、斐礼思为总理，后公司的全部股权归英商丹福士一人所有。《新闻报》一创刊，就同《申报》展开竞争，采取低于《申报》的价格推销办法，报费每日售价铜钱7文，较《申报》便宜1文。《新闻报》创刊之初，上海各剧场的海报只刊《申报》一家，《新闻报》派人前往主动兜揽遭拒后故意在自己的报纸上乱排海报，造成混乱，迫使各剧场主动送刊广告。1893年12月，《新闻报》开始出版画报单页，用随报附送石印画报的办法争取读者，开我国日报定期附送画页的先例，1894年4月起发刊《新闻报馆画报》。1894年，即《新闻报》出版一年后，发行数字已由初创时的300份增加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而位居第二。1899年11月4日，丹福士因经济拮据宣告破产，时任上海南洋公学校长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C．Ferguson）买下《新闻报》，聘汪汉溪任总经理，金煦生为总编辑。

19世纪70年代后，在上海出版的中文宗教性报刊也有较大的发展。其中英美基督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报刊，数《万国公报》影响最大。《万国公报》的前身是《中国教会新报》，1868年9月5日创刊，周刊，用毛太纸印刷，大小如官版书（25开本），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集资创办并担任主笔，慕威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g）等协助林乐知担任编辑工作，所刊内容以宣传宗教为主，间刊一些中外史地、科学常识等方面的稿件，以及有关中国教育方面的消息。1872年8月31日，该报自201期起改名为《教会新报》，并更改体例，设立政事、教务、中外、杂事、格致5栏，分别刊载有关稿件。1874年9月5日，该报自第301期起再次改名为《万国公报》，仍为周刊，但篇幅略有增加，所刊内容也改以时事政治为主，减少了有关宗教教义的宣传，经常发表时事评论、重要法令、条约及外报译文，大量介绍西方政治模式和西方科技知识。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出至第750期后休刊。1889年1月31日，该刊恢复出版，另起编号，刊期也由周刊改为月刊，由1887年在华英美传教士联合主办的基督教书报出版机关同文书会（后改称广学会）主办，主编仍为林乐知。1892年，主编林乐知回国休假，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代林主持编辑工作。这一切，使《万国公报》的读者对象由基督教徒扩展为社会各界人士，《万国公报》也逐渐发展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影响最大的宗教性报刊，其发行量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高达38400份。

《万国公报》对中国时政的评论十分重视，并极力宣传英美等国的通商、传教活动之有益于中国，希望中国的社会变革沿着西方列强所期望的发展道路前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籍传教士李提摩太于1895 年11月11日撰写的《新政策》一文，刊于189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87期上。该文企图引导清廷当局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改良，列举了9项“中国目下应办之事”，其中之一就是设“国家日报”，认为“欲使中国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广行日报不为功”；“非得通达时务之人，主持报事以开耳目，则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何以速济？则报馆其首务也”，并建议由英人傅兰雅、美人李佳白“总管报事”，以及“派中国熟悉中西情势之人为之主笔”。自1875年起，中国人撰写的文章在该刊上日益增多。1894年10月，该刊第69期、第70期连载孙中山撰写的上李鸿章书，题为《上李傅相书》，下署“广东香山来稿”。孙中山在这篇长达8000余字的文章中，向当时掌握清廷军政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主张，反映了这位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早期政治改革思想。

除《万国公报》外，这一时期出版的英美基督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重要报刊还有《格致汇编》、《成童画报》、《小孩月报》等。《格致汇编》，1876年2月17日创刊，英人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月刊，所刊文字对数、理、化、生物、医学都有所介绍，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1882 年1月下旬出至第4年第12卷后停刊。《成童画报》，1889年1月创刊，墨海书局发行，后改名《福幼报》，为广学会对中国儿童进行宣传的刊物之一，也是中国最早出版的儿童刊物之一。《小孩月报》，1875年5月5日自广州迁至上海出版，改名《小孩月报志异》，由上海基督教清心书馆发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M．W．Farnham）任主编，设有诗歌、故事、名人传记、博物、科学等栏目，文字浅近易读，经常刊出国外英美教会出版机关用过的废旧铜版和黄杨木版插图。1876年改名《小孩月报》，后又改名为《月报》、《开风报》，1914年夏因欧战爆发自行停刊，前后出版40年。

由法国人主持的天主教教会出版的中文报刊，主要有《益闻录》、《圣心报》等。《益闻录》创刊于1878年12月16日，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李杕任主编，后改名《格致益闻汇报》、《汇报》，为天主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主要机关刊物，1938年停刊。《圣心报》创刊于1887年7月21日，先后担任主编的有李杕、徐元希等，出至1949年上海解放后才停刊。

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佛教机构也在1894年创办《佛门日报》，为日本人在华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日报。该报由东本愿寺别院出版，院主佐野则悟任主编，标榜以“济度支那人为目的”。

这一时期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比较著名的有：《华洋通闻》（The Celestial Empire），1874年创刊，葡萄牙人陆芮罗（Pedro Loureiro）创办，出版后不久由巴尔福继任主编，曾发表《远东浪游》（Waifs and Sttrays from the Far East）一书的主要内容；《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1879年4月17日创刊，晚刊，英国人克拉克（J．D．Clark，旧译开乐凯）等任主编，为上海主要晚报之一，也是国内最先使用煤气引擎轮转机印报的报纸。该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与评论无所顾忌，为清廷所不满。至90年代，上海的英文报业市场形成了《字林西报》、《华洋通闻》和《文汇报》三足鼎立的局面。

此外，法国、德国、日本、葡萄牙等国来华各色人等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先后在上海办起了本国文字的报纸。法国人在上海办报始于19世纪70年代。法文报刊在上海的影响与势力，仅次于英文报刊，但各报之间态度对立、斗争激烈，出版时间一般都不长。1870年12月5日，法文周刊《上海新闻》（La Nouvelliste de Shanghai，一译《法国七日报》）创刊，是上海出版的第一份、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份法文报刊，法商比尔（H．A．Beer）创办并任主笔。《上海新闻》出版3个月后，又一份法文周刊《进步》（Le Progres）于1871年3月21日创刊，并与之进行激烈的竞争，致使两败俱伤，都在1872年间先后停刊。之后，《上海信使》周刊（Le Courrier de Shanghai）、《上海回声报》日报（L’Echo de Shanghai）先后创刊，也都出版不久后即告停刊。德国人在上海办报始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1886年10月1日，《德文新报》（Der Ostasialische Lloyed）创刊，为国内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纸。该报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由纳瓦拉（B．R．A．Navarra）主编，为德国在华的言论机关，出至1917年我国对德宣战后停刊。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较晚，始于19世纪90年代，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先后办过3种日文报刊（《上海新报》、《上海时报》和《上海周报》），但出版时间都不长。其中《上海新报》创刊于1890年6月5日，日文周刊，由修文书馆发行，松野平三郎主编，1891年5月29日停刊，出版不满1年，为国内出版的最早的日文报纸。葡萄牙人在上海出版的葡文报刊，始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为该国内部政治派系斗争作宣传，寿命很短，影响甚微。

除上海外，在华外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后的办报活动，不仅在东南沿海各地继续向纵深发展，而且还逐渐向中原腹地和京畿重地拓展。

在东南沿海各地，广州报业在70年代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报刊中影响较大的有：《小孩月报》（英文译名是The Child’s Paper），1874年间创刊，由嘉约翰（John Glasgow kerr）主编，后迁至上海出版。在宁波，《宁波日报》和《甬报》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两份重要报刊。《宁波日报》创刊于1870年，由外国传教士主办，福特莱尔任主编，不久即停刊。《甬报》创刊于1881年2月，月刊，由英国牧师阚斐迪邀李小池等合办，徐漪园主编，美华书馆印刷。该刊创刊号刊有《新闻纸论》一文，极力鼓吹“新闻纸之有益于中国”。在福州，《小孩月刊》于1874年2月创刊，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文字浅显，并附有插图，创办人是与教会有关的两名外籍妇女普洛姆夫人（Mrs．N．J．Plumb）和胡巴尔夫人（Mrs．Hubbard）。美国美以美会主办的教会月刊《郇山使者报》也在1874年间创刊，由武林吉牧师主办，黄乃裳主编，1876年7月21日改版为《闽省会报》，由施美德等任主编。此外，日本人在1895年间在福州创办日文报纸《闽报》，主编为中曾根。在厦门，英文《厦门航运报道》（Amoy Shipping Report）创刊于1872年，为厦门出版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之后，《厦门新报》、《漳泉公会报》、《厦门画报》等先后创刊，均出版不久后停刊。

19世纪70年代后，外报在长江中游重镇汉口进一步发展，其主要标志是中文报刊的出现与初步发展。1872年，《谈道新编》创刊，月刊，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教士所办，出至1876年停刊。1875年，《开风报》创刊，由外国传教士主办，最高发行数字曾达3000份。1893年3月23日，《字林汉报》创刊，日刊，由英商主办，以上海《字林沪报》为后援，姚文藻、梅问羹任主编。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也在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外国人创办的宗教性报刊。1871年9月，在北京的英、美等国传教士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以帮助华人“增广见闻，扩充智虑”为名，集议倡办报刊。1872年2月，《中西闻见录》在北京创刊，月刊，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等任主编。丁韪良为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曾受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与官场高层人士往来密切，为他在京都办报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西闻见录》作为“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的机关刊物，为北京乃至华北地区最早的近代化报纸，自称“系仿照西国新闻纸而作”，杂录各国新闻近事，以及天文、地理、格致之学，对科技知识的介绍比较多，曾发表过郑观应《盛世危言》中的部分篇章。该刊每期发行千余份，多数为免费散发。1875年8月，《中西闻见录》出至第36期后停刊。1891年，《华北新闻》在北京创刊，为基督教华北公理会主办的中文刊物，由美国传教士梅子明（William Scott Ament）主编，每期发行约500份。

在天津，英、美、法等国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就开始设立租界，使该地成为中国北方的外贸交易中心，但外国人在天津的办报活动则始于19世纪80年代。1880年，天津第一家近代报刊《北方邮报》（Northern Post）创刊，主要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材料，社会影响甚微。1886年，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S．Detring）与怡和洋行总理笳臣等集资创建时报馆，同时出版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a Times）。中文《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6日，日刊，报头横书，以海上日出为背景图案，报名上有“在明明德”四篆文。该报广登京津地区新闻，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支持。1890年7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应李鸿章之邀出任《时报》主笔，每日著论一篇，每7日登一插图，宣传中国应仿照西方，实行“新法”。1890年8月23日，李提摩太还创办起《时报》周刊，选载《时报》一周中重要谕旨、论说与新闻，向外地发行。英文《中国时报》创刊于1886年11月，周刊，其特色与中文《时报》相仿，主笔为亚历山大·梅基（Alexander Michie），李提摩太等经常在该报发表文章。至1891年，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先后宣告停刊，其产权为英商天津印刷公司（Tientsin Press Ltd．）购得。1894年3月，英文《京津泰晤士报》（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创刊，由英商天津印刷公司创办，初为周刊，后改日刊，英国人贝林汉姆（W．Bellingham）主编，协助担任编辑工作的还有伍德海（H．G．W．Woodhead）等。该报是一份反映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观点的报纸，重视京津和北方新闻，经常评论时政、发表政见，但其标榜的办报目的是：“把西方的文化介绍于中国，并应用西方批评的标准，激动中国根本之变革。”1895年1月26日，《直报》在天津创刊，日刊，德国人汉纳根主办，杨荫庭任主编，设有上谕恭录、评论、新闻等栏目，曾刊载过严复撰写的《论世交之亟》、《原强》、《辟韩》等政论文章。

在汕头、九江、烟台等地，外报也在19世纪90年代前后出现。1889年，《潮惠会报》在广东汕头创刊，是一份以潮汕方言编写的基督教教会刊物。1890年，《护教者》（The Church Advocate）在江西九江创刊，月刊，白话文言合刊，为基督教教会主办。1894年，《芝罘快邮》（Chefoo Express）在山东烟台创刊，英文周刊，由德商沙泰公司发行，1900年停刊，1901年更名《快报》（Express）复刊。

澳门作为中国近代报业的发源地之一，其报业虽然在鸦片战争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日渐衰减，但仍有所发展。1893年7月18日创刊的《镜海丛报》是第一份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较大影响的澳门报刊。该报为周刊，分葡文、中文两种版本，由葡籍印刷商法·连斯哥·飞南第（Francisco H．Fernandes）主办。孙中山与该报的关系密切，在该报上发表过《农学会序》等文和《医药问答》等。1895年，《镜海丛报》中文版和葡文版先后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