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要素生产率相关理论

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全要素生产率一般的含义为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则是各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

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73］。在我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提出“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估算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王小鲁（2000）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1999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思考，如郑玉歆（1999）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未给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估算。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提出我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指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临的困难，并给出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但他们也未给出具体估算。本文在分析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90—201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此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做简要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概念最初由斯蒂格勒提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与综合要素投入之比率，是相对于“单要素生产率” （ single factor productivity）而言的。单要素生产率指的是产出对于投入之比，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是常用的两种。由于每种要素都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因而从长远来看，通过投入更多要素来推动经济增长必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TFP便成为支持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动力和源泉。

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方法所依据的理论框架直接源于新古典生产理论。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 Solow），第一次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并由此产生了“索洛余值”，成为后来人们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所主要采用的方法［73］。模型把经济增长中劳动和资本数量增加与技术进步区分开来。这样就可以区分不同因素对增长趋势所起的不同作用，也称为增长核算方法。“索洛余值”也称为“增长的剩余”一般被理解为不能被投入增长所解释的剩余的产出增长率。之后，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E· Denison）发展了“余值”的测算方法，主要是把投入要素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将其分解为规模经济、资源配置、知识发展、政策影响等部分，然后利用权数合成总投入指数。Aigner，Lovell，Schmidt和Meeusen，van den Broeck（1977）分别提出了测算生产率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该方法主要是将TFP的变化分解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移动和技术效率的变化，并且允许技术无效的存在。因此比传统的生产函数法更接近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能够将影响TFP的因素从TFP的变化率中分离出来，从而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经济增长的根源。1978年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 W.W.Cooper首先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方法，开创了非参数法生产率研究领域的新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根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形式在部门和总量两个层次上进行了生产率的度量。由此带来了生产率测算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出现大量研究亚洲国家生产率的文献，Leung（1997）计算了新加坡制造业TFP的增长，Renuka Mahadevan （2000）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计算了新加坡1975—1994年28个制造产业的技术效率；Marcel P.Timmer （2000）研究了结构变化在解释亚洲四国制造业部门1963—1993年总量生产率增长中的作用。国内学者也有过相关的研究，李京文等（1996）首次对中国的生产率与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定量研究了1953—1995年资本、劳动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孙敬水（1996）估计了1978—1995年的TFP增长率。沈坤荣（1997）使用了和孙敬水相似的方法，估计了中国1953—1994年的TFP。张军和施少华（2003）估计了中国1952—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大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上，而对生产效率相关变量的讨论并不多。

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包含的内容众多，除了上面提到的科技进步、制度进步等之外，还包括很多其他的方面，因此很难对其加以准确定义与说明。但是我们在划分粗放型经济增长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时可以以它为主要的依据。若经济增长是由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说明经济增长的取得主要依靠了技术进步、资源配置的改善、制度、管理、组织等方面的改进，因此是典型的集约型经济增长；反之则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因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组织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同时也是作为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工具，所以对它的研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不同的研究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数据以及数据处理的方法有所不同，因此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在很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同一问题的结论大多不一致。为了研究更准确，得到的结论更符合实际，在具体应用时，一定要考虑分析问题的要素，并且考虑是否有可靠的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