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

余典范

一、引　　言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比较优势不断变化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国原有比较优势减弱，新的比较优势形成与强化。这就决定了产业政策的重心不应是恪守现有的比较优势，而必须着眼于未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王岳平，20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充分利用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以这些低成本要素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使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但过度依赖比较优势的战略也使得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增大了我国经济转型的压力。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在研发、设计、品牌、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分工深化等关键环节的缺失，在国际产业分工中被固化在价值链的低端，经济活动的附加价值偏低（干春晖、余典范，2013）。我国目前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比较优势因素和比较优势行业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何避免陷入分工锁定和“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着力转变发展方式，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努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关注和着力解决的战略问题。而要在发挥比较优势前提下实现产业的转型则需要非常苛刻的条件。如克鲁格曼、卢卡斯等人的研究表明，技术扩散、边干边学虽然会提高生产率，但仍然会使得比较优势得到强化和分工锁定。Krugman（1987）、Redding（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扶持幼稚产业能够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关键是幼稚产业能否最终摆脱扶持依赖，最终形成国际竞争能力。但现实中，既有分工锁定、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也有起飞成功的国家（王岳平，2012）。实际上，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并不只是存在着要么分工锁定、要么与发达国家分工反转这两端的情况，而是存在着很多中间的产业部门，或者说是摇摆不定的产业，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如果对其中具有潜力的产业进行合理、适当的扶持，其将有可能成为我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因此，从动态的角度来探讨我国产业发展与转型的战略，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比较优势状态产业的发展思路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思想在于放松静态比较优势的一些前提假设条件，如资源禀赋随时间可变、要素的地位在新的经济环境下的变化、新要素的形成等等。其更加强调在一定的条件下，后发国家潜在的、未来可能形成的优势。总体而言，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基于要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如动态比较成本说（筱原三代平，1955）、雁行理论（赤松要，1932；小岛清，2000）、比较优势阶梯论（Balassa，1977）、内生动态要素禀赋理论（Oniki、Uzawa，1965）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等；二是基于技术进步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如干中学（Arrow，1962；Romer，1986）和技术外溢理论（Krugman，1987；Lucas，1988）等；三是基于其他因素变化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如杨小凯（2002）的分工专业化理论等等。但与这些理论研究相比，动态比较优势的经验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分析方法仍以静态和比较静态为主。由于忽视了动态变化机制及其外生性演变过程的描述，这种以静态或比较静态为主的分析往往难以解释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Proudman和Redding（1998，2000）最先开始尝试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实证研究，之后Brasili、Epifani和Helg（2000）、Redding（2002）又对此做了深入研究，主要是引入了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Marcov chain）的分析方法。国内学者利用马尔科夫链的方法研究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才刚起步，陈智远（2002）最先将马尔科夫链引入区域产业的比较优势分析，对上海各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动态研究。耿伟（2007）通过利用马尔科夫链对我国制造业在1980—2002年间的动态比较优势进行了经验验证和预测，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目标产业的选择。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最大优点是能够获取所有行业比较优势分布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而不是只局限于某些行业。在比较优势指标的选取上各有不同，以往的研究一般选择显示性指数或者是贸易竞争指数来度量，但在分工深入到产业内甚至产品内的条件下，这些指数并不能很好地体现这些重要的经济现象。因此，本文尝试利用Lafay（1992）提出的国际专业化指标并运用马尔科夫链的分析方法对我国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进行实证分析，重点在于厘清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

二、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在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中的应用原理

马尔科夫链是一种动态的随机过程，这种随机过程方法被广泛运用到工程技术、数学、经济等各个领域。尤其在市场预测中应用最为广泛，其主要根据变量的现在状态及其变化趋向，预测其在某一特定期间内可能出现的状况，从而为决策提供依据。在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某些产业往往会由于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政府的政策以及技术的冲击而发生较大的变化，其比较优势也会出现衰退或者跃升的可能，即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假设某一特定产业后一时期的比较优势状态往往只决定于前一时期的状态，而与前一时期以前各期的无关。根据这种特性（数学上称之为“无后效性”），可以引进独立随机增量过程——马尔科夫过程分析方法。

遵循Quah（1993，1996）的方法，用表示某一事物的随机变化过程，其中，X（t）状态空间记为I，时间t的任意n个数值满足t 1＜t2＜…tn，ti∈T，在满足X（ti）＝xi，xi∈I，i＝1，2，3，…，n－1时，X（tn）的条件分布函数等于在X（tn－1）＝xn－1的条件下X（tn）的条件分布，即可以把n期分布函数表示为：

若把状态空间I分为K个离散子空间，则，这样时间和空间状态都为离散的，此时的马尔科夫过程也称为马尔科夫链。在马尔科夫链的情况下，无后效性可以用条件分布律表示。对于任意的正数n和r，且0≤t1＜t2＜…tr＜m，ti、m、m＋n∈T，有：

条件概率pij（m，m＋n）是马氏链在起始时间m、状态为zi条件下（从产业角度即可视为某一产业在时间m时比较优势水平为zi的条件下），经过n时间在m＋n时刻转移到状态z j的概率。由于马尔科夫链在m＋n时刻一定会处于z 1，z2，…，zk中的某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得到：

如果某一事物的外界变化是持续稳定的，则该事物的状态变化、转移也是平稳的。这在数学上表现为转移概率pij（m，m＋n）只与i、j以及时间间距n有关，转移概率具有平稳性，即马氏链是齐次的。将pij（m，m＋n）记为pij（n），称其为马氏链的n步转移概率。当n＝1时，pij（1）＝pij，称为马尔科夫一步转移概率，表示该事物在某一期处于i状态的条件下，下一期处于j状态的概率。把所有的转移概率组合起来，就可以得到该事物的马尔科夫一步转移矩阵p（1）。

其中，pij表示该事物在某一期处于i状态的条件下，下一期处于j状态的概率；pii表示该事物在状态i的条件下，下一期仍然处在状态i的概率。从产业比较优势的角度来看，pij即表示某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从z i经过一期后转移到z j的概率，而pii即表示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在下一期保持不变的概率。在统计意义上，概率pij可以通过进入或退出某一状态的产业数目得到。根据切普曼柯莫格洛夫（Chapman-Kolmogorov）C-K方程，我们还可得到n步转移概率矩阵p（n）＝pn（1）。根据这个关系，取n趋向于无穷大，我们就可以得到产业优势的长期稳定的分布结构，在数学上称为遍历值。在实际计算过程中，一个初始在给定状态i的产业，转移到另一个独立状态j的概率我们可以由其进出某一状态的数目来计算。因此，由产业比较优势的转移概率我们可以推断出不同状态下产业比较优势的动态特征。其中，矩阵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表示处于这一状态的产业比较优势的“保持性”，即随着时间的变化产业比较优势稳定在某一状态的可能性。而对角线以外的转移概率表示产业随时间变化在不同比较优势之间转移的概率，即产业比较优势“流动性”的特征，数值越大就说明流动性越大，这种流动性既有向比较优势升级的可能，也有向比较劣势转化的可能。

三、我国产业比较优势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按照马尔科夫链的测算理论，必须选取一个指数来衡量产业的比较优势。根据测算结果，分为几个比较优势区间，再通过马尔科夫转移矩阵观察各产业比较优势的转移概率。而衡量比较优势一般都会放在国际贸易的环境下考虑，实际上，在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从更为细分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来考察比较优势的变化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在当前的数据样本中，用国际贸易中海关产品的样本来考察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变化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目前用来衡量产业比较优势的指标主要包括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ness，TC）和国际专业化指数几方面。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用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值占该国所有出口商品总值的份额，与世界该类商品的出口值占世界所有商品出口总值的份额的比例来表示，它并没有考虑进口的规模情况。在大部门分类情况下，用该指标分析加工贸易型产业时就会出现偏差，因为加工贸易型产业往往具有较大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额，但其参与的可能只是特定产业的某一生产环节，不一定在整个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消费类电子产品在我国的代工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该产业总体上更偏向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其在特定的生产加工环节所体现出来的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甚至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特征。贸易竞争力指数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系数越大表明优势越大，但这一指数还没办法消除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而且，它仅分析了本国特定产业的进出口比例而未考虑该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出口情况，这就会使得那些虽然出口远大于进口，但进出口总规模却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产业也同样能够获得较高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然，此时该指数所反映的比较优势大小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而Lafay（1992）所提出的国际专业化指标不仅考虑了进口，而且对产业内贸易和复出口都有所考虑，特别是在当今的分工深入到产业内甚至产品内分工的前提下，世界贸易越来越由普通贸易向垂直贸易以及垂直三角贸易发展。因此，一组商品产业内贸易的规模就变得非常值得关注，如果只是考虑出口，那么这个衡量标准将有失公正。而且，Lafay指数还控制了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扭曲。因为比较优势从定义上来看是结构性的，衡量周期性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周期性的波动会影响到短期内的贸易流量大小。Lafay指数利用每个类型产品正常的贸易差额和总的正常贸易差额的差解决这一问题。最后，指数用贸易中的相对重要性来衡量每个产品的贡献度。因此，用其来衡量比较优势，观察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结构是较好的选择。对于国家i的j产品而言，Lafay指数可以用下式表示：

上式中，xij代表国家i的j产品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mij为该国该类型产品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N是所有进出口货物的种类。i国产品j的比较优势由产品j正常贸易差额和产品总差额的差乘上产品j的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表示。如果LFI大于0，说明我国在该产品部门具有专业化优势，Lafay指数越高，则专业化程度越高，说明该产品的比较优势强，竞争力强，在产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贡献度高，小于0则为比较劣势。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由于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我国企业逐渐融入国际市场，企业的行为逐步开始更具市场化的特征。基于此，我们选取了2001—2011年中国对外贸易海关HS表2位编码产品96类产品，^[2]共11年中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进口和出口的数据进行了LFI指数的测算，数据来源为国研网统计数据库。

（二）我国产业比较优势的静态比较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对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静态分析，根据2011年我国HS分类产品的LFI指数测算结果，大致将96类产品分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四类（见表1）。同时，为了下面进行马尔科夫链测算的需要，这里将产业状态空间基本均分，使每一个状态所包含的样本数大致相等。其中，虽然理论上来讲Lafay指数大于0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介于0到0.024的产品与小于0的产品实际上并没有质的区别，这种大于0的程度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将2011年的弱比较优势的Lafay指数值范围定为（0.024，－0.034）（以下的处理方式与此相同）。由表1可知，在强比较优势产业中，除了纺织品、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肉类、鱼类外，值得关注的是有相当数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也成为我国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84章（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85章（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以及89章（船舶及浮动结构体）的LFI指数都在1以上，这表明最近几年来，我国对高技术行业的扶持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弱比较优势的产品大多也是我国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强比较劣势的产品大多为资源密集型和初级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的主导产品，但是，现在已经丧失了以前的优势地位，而部分附加值高的产业通过国家的支持不断获取比较优势。但与此同时，我国还有航空航天器、精密仪器、车辆、医疗设备等相当部分的高技术产品还处于比较劣势的状态。

表1　2011年中国HS分类产业的LF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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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01年中国HS分类产业的LF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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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2001年与2011年中国LFI指数最高的十大产业的对比

为了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将2001年的LFI指数与2011年的LFI指数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诸如纺织、玩具、鞋类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我国依然是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尽管由于成本上升、贸易摩擦等因素使得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有所下降。但纵观全球，还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在生产这些产品上比我国更有优势。而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丧失了以前的优势地位，同时，附加值高的部分产业通过国家的政策干预不断获取了比较优势。特别是在排名前10的强比较优势行业中，84章、85章以及89章等高新技术产业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从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84章到90章的高新技术产品2001年到2011年这11年的变化趋势见图1，总体上这些产业的比较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84章、89章、85章、86章最近几年的LFI指数为正，但也有90章、88章、87章的为负。因此，从我国产品竞争地位的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以及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我国产业优势的提升依然任重道远。

图1　2001—2011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LFI指数趋势

从2001年至2011年LFI指数的统计分布特征来看（见表4），其最大值趋于不断增大，最小值呈不断减小的趋势，表明我国强比较优势的产业在不断增强，强比较劣势的产业竞争力衰退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也表明了我国产业调整的原则也应该是有进有退的，扶持一批先进的产业，同时可加快淘汰一批落后的产业，腾出资源为附加值高的产业创造发展的空间。而LFI指数大于零的产业数总体趋于上升的态势，表明我国产业竞争力总体上依然处于上升的通道中。

表4　2001—2011年中国LFI指数的分布特征

（三）马尔科夫链的测算与分析

静态比较分析所能包容的样本十分有限，无法准确地反映各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下面我们将对各产业的动态发展规律进行马尔科夫链的测算。根据上面LFI指数的测算结果，对我国2001年到2011年HS2位数分类共96类商品，1056个样本的Lafay指数进行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测算。沿用Quah（1993）的操作方法，我们把产业状态空间分为4个子空间，使每一个状态所包含的样本数大致相等：分别定义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四种状态。这样，我们可以将1056个样本分为以下4个状态空间，即（0.121，＋∞）、（0.018，0.121）、（－0.042，0.018）、（－∞，－0.042），分别代表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按照这样的分法，我们首先可以计算每一年份的一步转移矩阵，即2001—2002……2010—2011的一步转移矩阵，然后将其平均可以得到一个4×4的马尔科夫链转移矩阵，相关的测算由Matlab软件计算得到，一步转移概率矩阵见表5。

表5　马尔科夫链一步转移概率矩阵

对于一步转移矩阵，其中每一个元素（i，j）表示一个产业由时间t时的比较优势状态i在t＋1时转移到比较优势状态j的概率，第一列是每个状态初始产业的个数。以第二行为例，236表示在2001年到2011年（共11年1056个样本，在计算一步转移矩阵时，共有10个转移矩阵，共960个样本）中，有236个样本的初始状态落在第二个区间，即LFI指数在（－0.042，0.018）。而其中又有83.44%的产业在第二年仍然处在这一区间，上升到第三种状态的概率是9.06%，上升到第四种状态的概率是2.64%，而下降为第一种状态的概率为4.86%。第一、三和四行以此类推。

最后一排为遍历值，表示对于一个产业比较优势状态i，不管现在的产业比较优势如何分布，经过长时间后，到达该状态i的概率。遍历值反映了各产业比较优势的长期稳定的分布结构。由遍历值可知，我国产业的长期状态将体现为强比较优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强比较劣势，即到达强比较优势的概率最高，而到达强比较劣势的概率最低。也就是说，长期而言，我国将有更多的产业将具有强比较优势，从长期来看，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将处于不断上升的态势。结合前面静态比较优势的分析结果，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比较优势呈现明显的上升。在长期稳定的状态下，将有更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入到强比较优势，以及弱比较优势行列。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同时，我国还有相当比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不提升这些产业的分工地位与附加值，其具有的路径依赖将会使这些产业陷入比较优势的陷阱。

由前面转移矩阵的定义可知，矩阵对角线是产业比较优势“延续性”的体现，对角线上元素的值越大，表示产业比较优势状态随着时间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非对角线上的元素体现比较优势状态的“流动性”，而每一行非对角线元素之和反映了优势“流动性”的强弱。由表5可知，“延续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强比较优势＞强比较劣势＞弱比较优势＞弱比较劣势，也就是说，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显得比较“顽固”，其状态转移的概率不大（只有7.16%的转移概率），这表明只要具有了强比较优势，则很难消失。

“流动性”由强到弱依次为：弱比较劣势＞弱比较优势＞强比较劣势＞强比较优势，即第二种状态的产业流动性较强，t＋1年有16.56%的产业转移到其他产业去，其中，上升到第三种状态的概率较大，为9.06%。这样的结果表明，处于弱比较劣势的产业比较容易提高比较优势水平，但同时也有4.86%的可能会落入强比较劣势的水平。处于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也很强，上升到强比较优势的概率为6.8%，但也更有可能退化到弱比较劣势状态（概率9.43%）。因此，对于这些具有一定潜力的“摇摆性”产业来说，我们可以积极创造条件，促使其向比较优势的状态转移，这些产业或环节经过培育可以成为今后产业升级与出口的重要部分。

由C-K方程可知，齐次马尔科夫链的n步转移矩阵等于一步转移矩阵的n次方，即p（n）＝pn（1）。根据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算出五步转移矩阵（见表6）。五步转移矩阵表示经过5年产业状态转移的可能性。表6的解释和表5类似，与表5的一步转移矩阵相比较可以发现，五步转移矩阵的对角线元素比一步转移矩阵的小，这说明LFI指数呈现了更大的流动性。依然以第二行为例，第二行表示t年为状态二的产业，在t＋5年的时候转移到其他状态的概率。仍然处在弱比较劣势状态的概率为48.76%（远低于一步转移中的83.44%），转移到强比较劣势的概率为14.11%，转移到弱比较优势的概率为24.29%，转移到强比较优势的概率为12.85%，这样合起来共有37.14%的产业比较优势上升（大于一步转移矩阵中的11.7%）。而处于第三状态（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比较优势上升的概率（23.11%）小于比较优势下降的概率（28.14%）。马氏链多步转移矩阵为识别有发展潜力的产品提供了依据，一个目前处于比较劣势的产品，如果长期（多步转移）其优势保持或上升的可能性大于下降的可能，则该产品具有发展潜力。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初期处于第二状态（弱比较劣势）的产品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表明如果我们给予这些产业发展的支持，我国的产业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提升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强比较优势与强比较劣势的产业的“延续性”依然是最强的，这其中的含义表明，对于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逐步淘汰，同时，应积极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五步转移矩阵的遍历值与一步转移矩阵约遍历值相同，因为遍历值是一个长期稳定状态下的概率。我们发现，在五步转移矩阵中，所有元素的值都大于0，也就是说，由我国比较优势指数构成的马尔科夫链是具有遍历性的，即具有平稳性。与一步转移概率矩阵类似，从总体趋势上看，我国产业会逐步向分工的价值链高端升级，但这种趋势是比较缓慢的（其强比较优势的遍历值只有0.331），如果要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以使更多的产业优势在长时间内向收敛，就必须通过调整，使比较优势的遍历值向1收敛。

表6　马尔科夫链五步转移概率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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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将上述产品的比较优势结果与我国分行业的制造业的增加值率进行简单的对比发现（见表7），尽管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较强，但在增加值率方面依然水平不高（大多低于30%）。有的甚至还低于我国的平均水平，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时，不能简单、笼统地扶持某些产业，而应该重视价值链环节、注重功能性政策的配置。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不同产业比较优势的现状，产业的要素配置状况、竞争特点等，实施差异化的产业政策，提高要素的质量与流动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表7　2001—2007年中国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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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数据计算整理。

四、相关的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LFI指数对我国海关HS表2位编码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行了静态比较分析与动态马尔科夫链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从静态比较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技术与资本密集行业的竞争优势处于上升的态势，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而一些初级产品与资源型产品的竞争力处于下降的趋势。二是由马尔科夫链的测算结果可知，具有强比较优势和强比较劣势的产业延续性较强。也就是说，一个产业如果具有了强比较优势，就较难改变其比较优势状态。具有弱比较劣势和弱比较优势的产业流动性较大，这一类的产业通过培养很有可能进入强比较优势的行列，但如果发展不慎的话，也有可能落入比较劣势的陷阱。上述结论也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在培养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秉持进退结合的原则。我国具有强比较优势的产业有很大部分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这些产业对我国出口量的增加以及解决就业问题上都有巨大的贡献。虽然其附加值大多不高，但是仍然不能立刻抛弃这些产业。马尔科夫链这一动态的测量方法与静态方法相比，一个明显优势就是能显示出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通过对动态比较优势研究不难发现，现在处于比较劣势，但是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比较优势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加大对这些产业的投入与扶持，其完全有可能成为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经过国家的培养已逐步进入到比较优势的行列，这些产业一旦具有了强比较优势也比较容易保持这个状态。而高技术产业往往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比较优势的增强更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高附加值化，从而达到产业升级的目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要想摆脱静态比较优势的分工锁定，实现经济的转型，关键是要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培育和提升新的比较优势，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的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实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升级。简而言之，决定比较优势的是先天的要素禀赋、后天形成的技术水平、社会基础设施及制度的适应性、灵活性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产率差异。而要打破现有分工格局，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归根到底应把未来比较优势部门从较低的生产率水平培育成为具有较高的相对生产率的产业，其中的关键在于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这是提高国际分工地位、增加国民福利的基石。

因此，我们认为，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不等于培养动态比较优势产业，还包括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升级的环节。它涉及人力资本、技术能力、营销能力、产业组织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别之间的分工已由产业之间的分工向行业内、产品内分工演变。培育产业动态比较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产业调整或扶持，还应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角度，培育体现动态比较优势要素的价值链环节。这意味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重心应由结构性政策为主向支持关键环节的功能性政策为主、兼顾结构性政策转变。

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要培育产业的动态比较优势，首先应针对不同比较优势的产业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对于现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可以更多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给予企业充分的自主权，使这些产业在良好的竞争环境中不断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对于一些潜在的、未来较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可以在关键环节适当加以扶持，提高其国内生产以及在出口中的竞争力。而对于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可以逐步淘汰相应的环节以及通过产业转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而言，差异化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针对既有比较优势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价格竞争已经异常激烈，而部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应重点支持这类行业提高研发设计水平，培育品牌，促进由成本价格竞争向以产品多样化和设计、服务、品牌等差别化竞争和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变，缓解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同时，应把建立海外营销网络，作为提升该类行业国际竞争地位的重要方面，在融资、通关等方面进行政策支持。二是对于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正在或即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点行业，应在促进提高生产率、降低出口的交易成本，支持开拓海外市场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对这些产业的政策重心是支持研发设计和关键设备、关键部件的国内生产，提高国际分工层级，支持其提高产品档次和“走出去”。三是对于一直是比较劣势而地位重要的行业，如医药制造、高端装备以及关键部件、关键设备、关键材料等，则应以适度的市场保护和投入支持为重点，并着力提高开发设计水平，强化供应链管理，着力提升分工层级，支持高新技术行业和关键环节的战略性进入和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以打破海外垄断，形成有利于我国国民福利的市场结构，改善贸易条件。四是对于一些陷入比较优势陷阱且比较顽固的产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淘汰落后的产能或生产环节，以及通过相应的产业转移为具有潜在发展优势的产业置换出相应的发展资源。

其次，在发展动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应重视具有一定潜力的价值链环节与功能的培育。新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既可能是新的行业，也有可能是在现有比较优势部门基础上的功能提升以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环节。不管何种方式，其一定是能够利用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产业技术基础、配套条件、金融支持、社会组织网络等要素积累的部门。因此，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关键是基于技术创新和相对比较高级要素的积累，由此形成更高分工层级。同时，也是市场竞争过度竞争的减弱而市场势力增加、议价能力增强的过程。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提高人力资本的教育水平与效率，松绑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束缚，发挥产业资本的功能外，目前还应该重视集聚资源、发挥要素功能的平台建设，积极培育一大批大中小型专业化平台企业的发展，发挥这些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实现要素资源、市场信息的集聚和交易的集中，掌握产业价值链的话语权与主动权。此外，要着力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实力，努力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能力；对内，要促进形成经济规模和适度竞争。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也应在组织形式、管控模式、治理结构等方面上适应这些变化，实现双方转变的有效对接。

最后，打破产业调整的各种壁垒，提高其转换能力，降低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目前，区域的行政壁垒、行业进入退出壁垒等严重影响了产业资源的流动以及合理化的配置，无形之中提高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成本，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要解决的结构调整中的难题。区域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是我国产业发展中一大历史性的难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着较大的维持现状的动力。而且，这一问题也不仅仅是行政管辖权和财政边界的问题，即不是调整行政关系就能彻底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要尊重经济微观主体的市场行为，减少区域间产业竞争与发展的行政干预与政府越位行为。以开放式、市场化的方式让产业转型的企业主体来进行资源的整合，而政府需要做的是在基础设施、产业配套环境等方面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真正形成产业发展的各类主体“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和谐发展的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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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phen Redding．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9，51．

［5］　陈智远：《动态比较优势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2002年第1期。

［6］　干春晖、余典范：《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学术月刊》2013年第4期。

［7］　耿伟：《动态比较优势与中国目标产业选择实证分析》，《现代财经》2007年第12期。

［8］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9］　李晓钟：《产业比较优势动态性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7期。

［10］　李水：《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一种新的模型解释》，《经济评论》2003年第1期。

［11］　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12］　王岳平：《培育我国产业动态比较优势的机理分析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15期。

［13］　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0期。

【注释】

[1]本文原载《经济管理》2013年第12期。

[2]其中，第77类产品在统计时未包含，而93类产品在2001—2008年没有统计，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将其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