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的学者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分析，研究了中国产业集聚的空间分布，探讨了集聚的成因，并分析了集聚的效应。在中国政策因素对集聚的影响，集聚对地区发展差异化，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以及对外开放和城市化等问题上形成了研究热点，这些立足于中国实际的研究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为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也为拓宽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新角度。

1.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研究

由于制造业整体数据的易得性和集聚的显著性，对制造业的集聚研究是在产业集聚现状研究领域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在这一类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使用区位熵和区位基尼系数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定量分析工具，利用两位数制造业和三位数制造业数据，计算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中情况。得到的计量结果基本都能支持常识，主要结论集中在以下两方面：① 中国的工业集中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② 制造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江苏、广东、山东、浙江、上海五省市集中度很高，而西部边远地区则远远落后，两极分化严重，原因可以归结为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对外开放，交通便利和基础设施完备等优势，以至于制造业集中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中西部地区。

Wen（2003）使用了第二和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制造业的集中状况，发现1995年中国制造业在几个沿海省市高度集中。通过比较1980、1985和1995年的集中水平，她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在改革开放以后，集中水平有了显著的提升。计量检验支持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且表明中国正处于集聚动态变化倒“U”曲线的上升时期。张同升等（2005）利用1980—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计算并分析各行业的区位基尼系数及其变动趋势，判断不同制造业在省区之间分布的不平衡性及其变化趋势。罗勇和曹丽莉（2005）利用Ellison 和Glaeser 建立的产业地理集中指数和自定义的五省市集中度，对中国20 个制造行业1993、1997、2002、2003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测定。结果表明，1993—1997年集聚程度有所下降，1997—2002—2003年集聚程度呈增长趋势，集聚程度的提高是主要的变动方向和发展趋势；从总体上看，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贺灿飞和谢秀珍（2006）则采用基尼系数，测算了1980—2003年中国各省市两位数制造业的地理集中状况，发现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又趋于集中，而且各省区的产业结构呈现多样化。

2.集聚的成因研究

区别于传统经济地理的自然禀赋依赖理论，空间经济学在研究集聚时更多以一地区的企业数量、消费者需求、运输成本、人力资本优势等新经济地理因素为参考，强调内生变量对集聚形成的作用。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中国，政策因素显然也是重点考虑对象之一，是Krugman“历史的偶然事件”中最能具化和衡量的因素，其中又以对外开放度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几方面的分析最为典型，对外开放促进了要素的国际流动和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一体化，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则有力地推进了国内要素的流动和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另外，空间经济学认为，后发优势比先发优势更具有说服力，尽管在工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中，自然禀赋和路径依赖具有显著的影响，但市场容量、运输成本、政策因素才是影响制造业集聚更为重要的条件，国内的实证也都证实了这种预测。

（1）市场结构和市场规模。魏后凯（2002）从市场集中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问题，他认为，适度的寡占型市场有利于合理竞争和提高产业竞争力，有利于制造业的整体发展，也有利于市场进一步集中。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和经济的开放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的产业集群和市场供给范围的扩大有关系，一般直接表现为有很强的出口能力。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如果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发挥产业集群的效应，提高产业效率，提高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要素流动。陈建军（2005）则通过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间序列下的上海和周边区域间经济关系的起伏过程的分析，揭示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他认为，所谓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指由区域内部各次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密度不断增加而产生的区域整体化趋势增强的过程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由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内生出来的产品和要素的跨次区域流动便成为最主要的因素。陈良文和杨开忠（2007）也部分证实了生产要素流动对集聚形成的内生作用。他们将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考察中国区域差异的变化情况，通过将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纳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建立了同时涵盖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和要素流动的集聚经济模型。数值模拟的结论显示，在要素流动条件下，当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达到一定水平时，经济活动趋于完全集聚是稳定均衡，说明集聚经济效应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拉大。

（3）运输成本。林理升和王晔倩（2003）通过构建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分析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流动在中国特有条件下的作用机制。他们认为，运输成本差异形成了制造业在沿海地区的选址优势，而这一优势和目前较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一起，形成了沿海高成本压力而内地收入低下的新空间“二元”结构。同时，他们计算了区域经济的实际数据对这一机制进行印证。他们认为，假如这一局面继续维持，它将妨碍沿海和内地产业分工与均衡发展。他们还认为，因为经济集中的趋势是内生的，所以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应该是促进性而不是限制性的。

（4）政策影响。除了新经济地理因素之外，在对中国的实证研究中，经济学家们特别观察了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和经济政策上的开放齐头并进，为产业集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对开放程度的研究便首当其冲。 Fujita＆Hu（2001）的研究，是最早用空间经济学对中国的对外开放问题进行实证的研究，他们用GDP 和工业产值数据研究了1985—1994 年中国的地区差距问题。他们发现，这个时期地区差距的扩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实施了倾向于沿海地区的经济政策，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域发展差异趋于收敛反而趋向扩大，是这个时期全球化和经济市场化的结果。这与国内学者的观点一致。之后的实证研究也都暗合了中国产业集聚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关系。金煜等（2005）使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导致中国地区工业集聚的因素，以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参与经济程度来衡量经济政策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经济开放政策和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弱化都有利于工业集聚。

在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对经济集聚的贡献研究方面，Bai et al.（2004）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方法发现，利税边际越高从而受地方保护的倾向性强的行业，其地理集中程度也越低。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延续了这一研究思路，剖析了中国地区专业化和产业分布的典型事实及影响因素。他们发现，从1980—1997年，对外贸易中不同的地理优势和地方保护主义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产业布局，地方保护主义所导致的市场规模也成为对产业集聚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

上述研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阐释了为什么市场结构、要素流动、对外开放、运输成本和政策因素等是构成集聚产生的重要原因，实证结果也暗合了空间经济学的重要假设。但目前国内对集聚经济产生的内生机制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定性分析偏多，定量分析中对集中度决定因素的计量估计不足，逻辑证明多于定量证明。

从集聚的集聚效应和扩散效应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是新经济地理学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共同关注。尤其随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以及泛长、泛珠地区的崛起，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因此，在中国当前经济状况下研究新经济地理学中对于区域一体化的论述，具有天然的实证检验土壤，也是未来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当一地区的一体化水平从低级阶段向中级阶段发展时，该地区的产业集中度将是上升的；而当一体化水平从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时，该地区的产业集中度反而会下降，即著名的倒“U”形曲线（Fujita et al.，1999）。正是基于该理论与中国现实的高度吻合性，国内对区域差异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也开始转向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相结合的思路，主要聚焦的问题包括：地方专业化、产业带和城市群的形成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强调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重视科技创新，知识外溢、收益递增、经济开放、劳动分工和专业产业化产业区等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作用；主张通过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消除区域差异，促进区域一体化。

王辑慈等（2001）的《创新的空间》一书，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介绍国外研究集聚现象成果的著作，它论证了集群和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内学者打开了新思路。陆大道（2002）在分析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导致“点-轴系统”空间结构形成机理的基础上，阐述了“点-轴系统”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及网络开发模式之间的关系。梁琦和詹亦军（2006）在对长三角16个城市1998—2003年数据分析和计算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地方专业化有利于弱化垄断，强化竞争，引致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大规模集聚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为切入点，假设任何两个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生成机制，用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范剑勇（2004）以长三角为案例，通过一系列衡量地区专业化水平、行业集中度的指标计算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预期：一体化必然带来制造业的空间转移和地区结构差异性增强。他认为，浙江与上海参与长三角内部地区分工的程度明显高于江苏：上海通过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专业化于资本技术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等极少数产业，降低了其在该区域内的总制造业份额；浙江正稳步吸收上海与江苏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从而增加了其制造业份额；江苏通过吸收和释放持平而基本保持其制造业份额不变。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地区间发展差异明显，且正处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已经成为国内学者的共识。多年来，通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产业集聚的成因、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集聚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重大问题上的结合实际的研究，新经济地理学自身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也进一步明朗化了。

（1）关于产业集聚的成因研究。Krugman认为，集聚形成是由于“历史的偶然事件”，不同地区形成集聚各有其原因，因此是不可被普遍解释的，他所强调的是集聚地区的“自我增殖”过程，并用这一过程中的市场规模和结构、要素流动和交通成本等因素来解释复杂的集聚成因问题。而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过研究中国的集聚，尤其是产业集聚，打开了“历史的偶然事件”的黑箱。他认为，在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具有普适性的“历史的偶然事件”也许是政府政策。有利集聚的政策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打破等，这些有利因素促进了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又能反过来佐证Krugman关于集聚成因的理论。

（2）关于集聚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通过对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目前的集聚处于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即地区集聚效益增强的阶段，换句话说，也是地区间发展差距拉大的阶段。因此，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消除地区间发展差异，就必须尊重地区发展的现实，虽然集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但当过了这一倒“U”形曲线的上升时期，集中度就会下降，集聚的扩散效应就将凸现出来，区域差距将会缩小。因而在短期内，过分强调区域均等化发展是不可行的；从长期看，应该促进发挥集聚扩散效应，引导区域内部力量来消除地区差异。这些研究为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3）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集聚的关系研究。这是国际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弱项。由于中国处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目前正处于从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地区分割、财政分权”要素割据状态开始走向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由此带来的要素流动和城市群的形成与产业集聚的关系就成为中国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焦点。从这一点出发，也许能衍生出一片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内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深入：

（1）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领域。国内的研究遵循了与国际新经济地理学发展前沿不同的轨迹，以实证研究为主，而理论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在对NEG模型上的创新性甚少，较多的是对国外理论研究的回顾梳理和对国际最新进展的介绍。在这方面，曾道智和朱希伟（Zeng＆Zhu，2007）作了有益尝试，他们将旅游业和工业集聚放在一起考虑，在NEG模型中新增添了一个无贸易商品部门（nontraded good sector），考察其对深化工业化（pro-industrialization）和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的双重作用，并作了福利分析。

（2）对集聚微观层面的研究。国内研究中，产业层面的研究明显多于微观和区域层面的研究。在实证研究中采用的数据大部分都集中在了二位数制造业上，而结论也往往只用来说明产业层面的问题。如在对外开放度的研究上，都一般地延续了Fujita＆Hu（2001）提出的中国产业集聚模型的研究思路，而忽视了对要素流动、市场规模等方面的研究。而事实上，要素流动、企业组织和市场结构这些因素恰恰是新经济地理学的微观基础，是导致集聚产生的重要因素，也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特征之一。

（3）对区域经济的研究。在对集聚现象研究后都得出了合乎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的结论，即产业集聚会提升区域竞争力，消除区域发展差距。但现有的研究往往把重心放在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上面，而对产业集聚对提升区域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即产业集聚到底对协调区域发展有没有影响，有多大影响，又是如何影响的等研究就相对薄弱，即重逻辑证明而轻事实证明。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数据的不可易得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研究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