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传媒功能转型的需要

四、实现中国传媒功能转型的需要

传媒主要从事大众传播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执行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政治学家、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在一篇精辟的文章中指出传播的三个社会功能：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传承。^[82]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是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在内的一切社会传播活动的基本功能，大众传播不仅具备这些功能，而且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83]

查尔斯·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勾画对传播的看法，在拉斯韦尔的三个范畴之外又增加了第四个功能——娱乐。同时，对应拉斯韦尔的“社会协调”和“社会遗产继承”，赖特提出了大众传播的“解释与规定”和“社会化”功能。赖特认为，大众传播并不是单纯的“告知”活动，它所传达的信息中通常伴随着对事件的解释，并提示人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反应。此外，大众传播在传播知识、价值以及行为规范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施拉姆对拉斯韦尔和赖特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归类，并明确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施拉姆把环境监测、社会协调和遗产继承归入政治功能的范畴，而把社会控制、规范传递、娱乐等归入一般社会功能的范畴。大众传播的经济功能的提出是施拉姆的一大贡献，他指出了大众传播通过经济信息的收集、提供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

上述大众传播功能的普遍性认识其实是撇开了传媒制度和国情的差别。不同的媒介制度、不同的国家，包括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大众传播功能的发挥也有很大的差异。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年代，“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84]毛泽东把报纸的作用概括为“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五大作用。^[85]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动员全国人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传媒务必营造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新闻宣传要做到有利于稳定，有利于鼓劲，只能帮忙，不能添乱。”^[86]江泽民在主政时期强调传媒必须“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87]，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就是“要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88]在新闻实践中，传媒为了做到“鼓舞”和“正确”，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报道生活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迹和典型人物。胡锦涛主政时期延续了中国新闻事业的传统，他多次重申“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性。由此来看，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环境监测”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是被忽视的，或者至少没有视为主要的功能。

除了传媒行政上或者党内纪律的要求外，传媒主要发挥“鼓劲”的功能跟自身的财源有很大关系。2008年9月，首个曝光三鹿“毒奶粉”的记者对于当今媒体的生存状态深有感触，“对于今日的媒体来说，他们要政治家办报，更要企业化经营。没有比报社的老总来说更难做的领导了，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更难为他们的是，手下还有一大堆人等着他拉广告来养活。”^[89]在这种情况下，传媒的环境监测将带来自身生存还是死亡的选择代价。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开始凸现出来，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还有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和矛盾对人们的生存和生活环境带来了挑战。如果延续此前传媒的“鼓劲”功能，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被媒体掩盖，2003年北京发生的“SARS”事件的媒体行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实际上，传媒坚持“鼓劲”的功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缺乏信心。随着奥运会在北京的成功召开以及中国在航天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在显著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这一切显然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信心缺乏的问题正逐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传媒“鼓劲”功能的前提正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媒执行的主要功能开始了转型。其中传媒发挥“环境监测”的主要功能开始显现。

如果财源问题不能得到最终解决，传媒“环境监测功能”最终也实现不了。首先，传媒产业结构升级将带来传媒产业规模的扩大。传媒企业实力的增强意味着传媒不依赖某一种财源，不仅仅看广告商的脸色。其次，传媒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传媒将提供更能满足受众的市场需要，在当前新的时期，环境安全的需要和精神文化的需要是人们的主要需求。因此，没有传媒产业结构的升级，传媒功能的转型将面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