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权力研究相关理论的回顾

第三节　媒介权力研究相关理论的回顾

媒介权力(Mediapower)或大众媒介的权力，一直是西方传播研究的重点。从西方的媒介权力研究来看，媒介权力这一术语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它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13]翻阅西方传播研究史料可以看到，关于媒介权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媒介的功能研究和效果分析理论中。传播学创始人之一、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威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一句话”、“三功能”的传播学基本理论框架。他认为，“谁?说些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有什么效果?”应该是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从这一理论出发，后来引申出了传播学的“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和效果分析”五大研究课题。他认为大众媒介有三种功能：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递社会遗产。其中，“监视社会环境”是和媒介权力有直接关系的理论。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权力作用方式就是“监视环境”。另一位传播学创始人库尔特·勒温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的守门理论。1947年，库尔特·勒温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将传播系统内的“守门行为”和“守门人”概念进行了理性阐释。他认为，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总是沿着包含有检查点即“门区”或关卡的某些渠道流动，那些能够允许信息通过或禁止信息流通的人或机构，即为守门人。守门人的主要作用是选择和过滤他所接到的信息。守门理论的提出，清楚地说明了传媒工作者或传媒管理者在选择和过滤信息方面的主导作用和拥有的权力。卡尔·霍夫兰是传播学说服理论的主要奠基者。1953年，霍夫兰与人合作出版了《传播与劝服》一书，劝服是传播媒介的一个主要功能。其中，信源的可信性研究、恐惧诉求的分析、一面之词和两面都说、先说和后说的对比研究为传播策略和技巧研究增加了新的课题。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三种功能：(1)授予社会地位；(2)促进社会准则的实行；(3)麻醉精神的消极功能。^[14]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美国总统竞选时，发现了“意见领袖”这个观点，从而突破了“枪弹论”的局限。他的研究揭示了“意见领袖”是信息传播的中间站，指出大众传播媒介的直接效果并不明显。总之，早期的研究重心是在信息的“传者”，其偏颇之处在于忽略和轻视了“受众”的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的局限性。

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研究主要有四种理论。我们先来看“议题设置”。作为一种理论假设，这个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只要对一些问题注意，对其他问题忽视，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我个人认为，尽管这个理论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议题设置到底是发生于媒介，还是公众和他们的信息需求，或者是充当媒介信源的精英人物；另外，议题设置到底是对受众个体议事日程产生直接影响，还是通过人际影响发生作用，这些还很难作出理论判断。但是，对于我国的传媒机构来说，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国有的主要传播媒介(比如《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完全可以设置舆论议题，动员社会力量。这从揭批法轮功等带有很强政治命题的报道中可以看出端倪。所以，这一理论对于我们研究当下中国传媒的权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第二个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鲍尔·罗克希与德福勒提出的大众传播效果依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受众成员依赖大众媒介信源来了解和适应他们所在社会中发生的情况，在媒介、受众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有机的联系，在某些条件或某些社会中，媒介将比在其他社会中更集中地用于发布社会的、政治的信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媒介在信息掌控和发布方面的特权。“沉默的螺旋”理论是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教授提出的。这个理论阐释了公众舆论形成的原因。她认为，大多数个人力图避免因单独持有某些态度和信念而造成的孤立。“因此，占支配地位的或日益得到支持的意见就甚至会更得势：看到这些趋势并相应地改变自己的观点的个人越多，于是一派就显得更占优势，另一派则更是每况愈下。这样，一方表述而另一方沉默的倾向便开始了一个螺旋过程，这个过程不断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要的意见。”^[15]在研究大众传播的长期效果时，“信息沟”理论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理论认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内，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事实上，在这个理论看来，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在社会中具有较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们，将比受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能更好地吸收信息。总之，“信息沟”的假设，为我们研究媒介权力提供了另一种理论参照，它能够解释在同样的社会中，不同地位、不同阶层的人们信息消费和生产存在着不平等，因此，其知识权力和信息权力也相应地存在差别。

1977年，美国学者卡茨将过去40多年的传播效果研究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至1955年，认为传播媒介是“枪弹”、“注射针”，具有巨大的威力，是万能的；第二阶段：1955年至1960年，认为大众传播媒介极难改变一般人的意见、态度和行为，其效果是有限的；第三阶段：1960年至今，似乎采取这样的立场，既承认大众传播媒介有相当大的效果，也强调它并非万能。

与效果分析经验研究不同的是在法国崛起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影响下的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福柯的监视装置理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概念认为宗教、教育(各种国立和私立的学校)、家庭、法律、政治(不同党派的政治体系)、工会、交往(出版、电台、电视)和文化(文学艺术、体育运动等)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了保证或担保在表现领域中象征暴力的垄断能够永远存在下去。^[16]1975年，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一个中心概念即装置(Dispositif)，指组织和思想的总体表现形式，是一个异质性的整体，它包括表述、制度、建筑、规章、纪律和行政措施、科学陈述、哲学命题、道德和博爱。这个概念被引进传播研究领域。电视可以被看做一种组织时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电视成为一个“组织机器”，成为“被颠倒的敞视”，具有象征权力的功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