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亚高级中学的留学生派遣事业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兴亚高级中学的留学生派遣事业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三、兴亚高级中学的留学生派遣事业

兴亚高级中学虽为留日同学会设立的日本留学预备学校，但当时由华北赴日的渠道不止这一个。并且，如后所述，该校在构想之初，并不是日本政府指定的权威机构。但是，兴亚高级中学一直是由留日归国者组建的、集中培养“中华民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代表机构，并为留学生提供了相应的便利。为了解日本留学生制度的特征，甚至是以批判的角度，归国留学生参与到留学生派遣事业中，这一现象应该成为留学生史的重要考察对象。

日方的国费留学生名额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中国“教育部”分配到华北各个地区。当初华北五省共75个名额，北京市25名，河北省5名。北京市的25名中，有11名由教育部直属各院校及两所师范学院的附属中学每校各推荐1名，另有11名由京师体育专科学校、公立各高级中学、市立师范学校、高级职业学校各推荐1名，其余3个名额灵活安排(31)。当时这种留学生的选拔备受关注，无论是北京还是河北，都对各校推荐的留学生人选进行公开。兴亚高级中学在成立当初并没有在这75名之外另取得名额，而必须在这75名之内努力争取。

《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刊载了有关兴亚高级中学的概况(32)。招生开始于1939年8月末，10月6日正式开课(33)。董事定员为10名，中日各半。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分别由朱深和别所孝太郎担任，董事由方宗鳌、祝书元、刘玉书、西村乙嗣、北浦丰男、原田龙一等担任。最初殷同任校长，后由刘玉书兼任。校务主任由上面提及的国府种武担任，另有职员5名、教员8名、讲师9名。学生定员为35名，其中赴日留学者定员为30名。

表2　留日学生同学会，第六届理事、干事、评议员、会务基金委员、事业基金委员

出处:《中国留日学生同学会季刊》（第4号、1943年6月、142页）。1943年1月时同学会会员数为766人（天津116人、济南78人、青岛136人、保定62人、太原104人、开封59人）。

成立之初，校舍暂时设在和平门内绒线胡同45号中国留日同学会内，1940年7月20日移至西城兵马司38号、39号。校内设备主要有理科室、标本室、机械室和工作室，在1941年12月又增设了作法室（纯日式房屋）和专供女学生用的裁缝教室。图书馆藏中文图书1353册、日文图书2162册，藏书量不多，男女学生的阅览时间有别。宿舍可容纳60人。学费20元，体育费2元、图书费2元。

男生的课程为修身、国语、历史地理、日语、英语、数学、理科、日本概况、图画、劳动、体操，预科每周授课32小时、本科35小时。预科日语为20小时，本科日语为12小时。女生另增加家务、裁缝、音乐等科目，但相应地减少了理科的授课时间。

表3

上述科目分别是按照日本（男子）中学校第四、五学年和日本高等女学校第四、五年级的课程而设置的。教学内容以日语和自然科学为重点，主要以日语进行授课，在自然科学的教授上，与默背相比更重视实验(34)。教育目标是培养人才，使其能够在学成归国后成为华北建设的领导者。

入学考试在每年的七月上旬进行，考试科目为国语、日语、数学、理科、史地，口试主要进行日语会话的测试。此外，也要进行身体检查（特别注意排查肺病患者）和本人及家庭状况的调查。考试地点设在北京、天津、青岛、济南、保定、开封、太原的留日同学会的本部和支部。位于“满洲国”的“建国大学”，因为考虑到会有来自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考生，所以在入学考试科目上，针对“满洲国”考生采取了区别于他人的不同的制度。但兴亚高级中学只面向“中华民国”招生。

为了填补与日本学制之间存在的半年的差别，该校采取了两年半的学制。同时，该校所采用的制度尝试性地克服了一些日本在留学生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校务长国府种武刚从台湾赴任后，就以“为唤起日本对留学生教育的反省”为目的，以“留日学生教育的紧要问题——思考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合作者的教育问题”为题向《学士会会报》投稿。该文章被刊载在杂志首页(35)。国府主张说“留日学生的教育肩负着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提供现地人脉资源的重大使命，因此，必须要认识到其教育问题是目前最紧要问题之一”。国府举出了诸多论点，主要指出了当时的留学生制度将“日本人”与“留学生”置于同一制度下，“没有对留学生加以特殊对待”这一问题。他认为应将留学生与日本人区别开来，并具体列举了当时留学生面临的一些重负，如入学考试时的英语测试、入学后的日本古典教育等。

兴亚高级中学首次向日本派遣学生是在1942年2月。奖学金每月105元，其中包括由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后改为大东亚省提供的55元，及由“中华民国教育总署”提供的50元(36)。并且，在日本国内各物资的配给上，该校毕业生可以申请得到特殊照顾。实际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决议确定将兴亚高级中学学生作为外务省、大东亚省的奖学生的。1939年9月30日兴亚高级中学开课之前，兴亚院派遣的书记官虽同意向兴亚高级中学派遣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但并没有立即同意朝比奈书记官提出的“仅录取该校毕业生为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奖学金生”，即将该校作为官费赴日留学唯一窗口的方案，而是以外务省方面的“小林‘代办’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文化事业部奖学金生（中国学生）的录取资格仅限具有在华各日本公馆推荐者，因此学生推荐应按照上述‘中国政府’的要求进行”为由，拒绝对兴亚高级中学派遣留学生提供奖学金一事进行直接回答(37)。之后，9月18日，“北京大使馆”决定，将华北五省的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奖学金生名额共75名中的30名分配给兴亚高级中学毕业生，分配其直接进入日本各大学等（该校定员为35名）(38)。之后，该校又申请将定员增至40名，但有田外相在公信中指出“据传该校在中国人中的口碑不好，报名的人少，优秀的学生更少”，由此可见，1940年当时，外务省中对该校存在否定意见(39)。30名的名额能够得以维持也已属困难，最终也只能以30名为限。

接下来看一下实际派往日本的学生的情况。

实际派遣人数为24名（男子21名、女子3名），专业以经济、商科、农业、师范为主。这些都是当时被认为是有必要建立日本与当地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的各领域。另一方面，治安问题也是当时华北社会的重要问题，因此警察的预备役也有很多去日本留学，但他们通常与一般留学生的渠道不同(40)。第二批派遣的学生中进入医学部的学生有所增加，但大体倾向与第一批学生相同。第一高等学校文科、理科各1名、北海道帝国大学预科医学类1名、东京工业大学附属预备部2名、东京商科大学商业专门部1名、三重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1名、盛冈高等农林学校农学科1名、仙台高等工业学校土木工程学科2名、桐生高等工学校机械工程学科1名、秋田矿山专门学校冶金科、金泽医科大学附属临时医学专门部1名（以上为男子），东京女子医学专门学校1名、药学科1名、日本女子大学家政学部2名（以上为女子）。虽然如前所述，有人对兴亚高级中学校持批评意见，但该校仍然不失为华北地区官费留学生的主要来源。以下是《北支文教现状》中对该校的说明:

表4　北京兴亚高级中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名单（1942年2月派遣）

出处:《北京兴亚高级中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名录》《中国留日同学会季刊》第一号，1942年9月，第184—185页。

根据昭和十四年4月的调查，中国人日本留学生的人数为1.3万，其中来自华北地区的人数目前正在调查过程中，还没有确切的统计，但仅根据出身地来推测，华北地区大概有一千几百人。事变发生以来华北地区出现的日本留学热的现象，是时局变化的反映，是日中文化提携工作上的可喜现象。昭和十四年3月以东京帝大为首的各帝大、各官立大学、私立大学及各官、公、私立各专门学校的毕业生为51名，同年的在校生为234名。为日本留学者提供预备教育的机构北京兴亚高级中学，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学制为预科半年本科两年，在普通高级中学的课程中增加了大量的日语课程，实施日本留学前的预备教育(41)。

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官方说明，特别是在对华北地区派遣留日学生进行叙述时，兴亚高级中学都会被提及。吸收中学毕业的优秀毕业生，对其进行以日语和自然科学为主的留学预备教育，然后为其提供大东亚省奖学金，直接送入到日本各大学，培养其学习较一般中国人更多的日本精神，从而使其成为日本与当地社会的纽带。这样的计划在兴亚高级中学得以进行。从招生到回国后的职业选择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这就是当时“对日合作政权”的留学生派遣的特征之一。就像《满洲国留学生会会报》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留学生在日本各地实习、参观，他们在日本的具体生活情况以及同时期由华北赴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留学生的情况，今后再另进行探讨。

1943年1月，兴亚高级中学有18名学生毕业，并于同年2月赴日。7月，又有56名学生作为第五期学生入学。但是，在1942年2月派往日本的第一期学生毕业之前，战争宣告结束。可以预想，他们将作为“汉奸”面临着人们的批判。(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