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留学生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委托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留学生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六、1920年代的新动向:委托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留学生

关于大正八年后外务省对华派遣留学的动向，现存一些资料可一窥究竟。以下以此为基础，探讨1920年代外务省留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的过程。(32)

所谓东亚同文书院，是以“中国保全”为主旨，由东亚同文会在华建立起的教育机构之一。其渊源可追溯到明治三十三年（1900）在南京开设的南京同文书院。关于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已有大量先行研究，在此不多赘述。不过1920年代的东亚同文书院，校舍位于上海徐家汇虹桥路，学校的教育与设施最为充实，可谓该校发展的鼎盛期。藤田佳久在《绝非梦幻的东亚同文书院与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一书中说:作为商务学校而诞生的东亚同文书院，1914年在原有商务科、政治科的基础上增设农工科，从而发展成为综合高等专门学校，并以1917年虹桥路校舍建成为契机建立起理想的校园。(33)

东亚同文书院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日中两国政治、经济、教育领域的各类人才。这恰与外务省培养中国专家的目标相吻合。于是，外务省开始录用东亚同文书院毕业生成为外务省留学生，随后又将留学生教育全部委托给东亚同文书院。不过，关于东亚同文书院接受外务省留学生委托一事，在《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中并未记载，无法参考。对此，笔者尝试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保存的片段史料为基础，分析外务省留学生教育与东亚同文书院的关系。

首先，据大正九年（1919年）7月上海总领事有吉的报告《外务省留学生志愿者募集方法相关件》(34)记载:当初外务省与东亚同文书院交涉，计划从上海的同文书院毕业生中选拔部分学生，经考试录用为外务省留学生，并令其学习三年汉语及蒙古语，进而聘用为外务省书记生。外务省之所以制定这一计划，缘于很难确保每年都有对中国抱有兴趣的优秀人才报考留学生。对此，《支那语留学生采用案》中有如下记载:“尽管培养中国语留学生为急务，但与其他语种留学生相比申请者较少。现在中国留学者仅有大正五年录取的三人，去年两人参加留学生考试，但都未合格。此次虽计划招募八人，但仅有四人应试，尚不知最终有几人合格”(35)。(www.guayunfan.com)

从外务省角度来看，虽欲募集有志赴中国留学的学生却不尽人意，所以必须采取新的对策。于是委托东亚同文书院培养留学生，及从其毕业生中录用留学生的计划应运而生。至仅4个月后的1919年11月，委托东亚同文书院进行留学生教育的计划获得批准，横山英、前田正宪、奥山实太、池田千嘉太、卫藤隅三5名留学生交由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关于此事，在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致上海总领事山崎馨一的《外务省留学生监督方法件》中有详细记载:“右记五名留学生过半受命赴当地留学。因需对其学力及学习予以监督，故委托贵地同文书院进行教育；根据每人成绩未必要等至三年终了，派赴当地学习一年乃至两年中国语文亦十分得当。此计划已向本省大臣申报并获批，留学生不日出发。”(36)

此时的留学生费用年额在900元的基础上增补五成，即合计约1350元。这在当时是破格待遇。据大正九年（1920年）9月，上海领事山崎馨一的另一封报告《东亚同文书院委托学生相关件》记载“此次附页记载派遣六名学生所需预算总额为按规定每人每年1350元，三年合计4050元。实际同院学生所需经费为每年540元，三年为1624元左右。与前述4050元相比产生余额2430元，可以之作为同院毕业后两年内派至适当地点的留学费用。”(37)

留学生们遵照东亚同文书院的课程设置接受教育，这意味着至期中时他们要参加考试。据东亚同文书院大正九年10月举行考试的成绩，除奥山实太外，前田正宪、池田千嘉太、横山英、卫藤隅三4人准许升入第二学年，而奥山则被判为不及格。当时的评价记录为:“此次由该书院提交附页甲号成绩表及乙号书院对该学生等相关生活观察记录。据此可大略知晓。该学生等入学较普通学生稍晚，尚未决定在学到何时，本人似未安心学习，故成绩不佳。特别是奥山实太因病未参加第一学期考试，影响学年考试的平均成绩，随不得已留级。”(38)奥山实太鉴于自己未通过东亚同文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便离开了学生宿舍搬往别处，以听讲生身份参加“语学”、“中国时文”等必要课程，并提出申请出席第二学年必要科目的课程，最终得到了批准。

同时，当初制定的在东亚同文书院接受委托教育的留学生毕业后追加留学的计划也如期实施。例如，大正十一年（1922）6月毕业的池田千嘉太、横山英，就毕业后追加留学的去处问题请教过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船津辰一郎的意见是:“关于留学地点，小官之卑见是如诸事方便则北京最为有益。同书院修业年限仅三年，其间须修其他多数课程，到底不能集注全力于中国语。故若不能毕业后延长一两年修习中国语，则实用之际会有不少遗憾。为此，我认为应该在中国语学习最为方便的北京继续留学”(39)。

当然，东亚同文书院的委托教育并非得到了全部留学生的认可。特别是，曾有留学生对依照东亚同文书院的课程设置学习，及在校生活严格管理体制提出了不满。其中最典型的是前田正胜的例子。大正八年（1919）之前，外务省派遣留学处于向委托东亚同文书院教育过渡时期，前田正胜此时依照外务省留学生规则派往北京的留学生。在此引述前田的陈情书，从中可一窥外务省将留学生教育委托给东亚同文书院在过渡时期存在的一些问题。

“抵达北京后，由北京日本公使馆安排转学上海。然转学当时听说根据留学生规则规定，假令进入同文书院也无需如该书院商务科学生一样正式入学，且又如北京公使馆一部分人所说，约一年后可返回北京自由学习（当然要在一定场所参加一定的中国语相关课程）。但事实与期待全然相反……如前所述与小生等对留学当时规则之预期全然相反，在彼一般性、存在缺陷的学校教育制度下，仅为获得学校毕业证书而荒废宝贵能力、时间及费用，而与赴其他国家同期留学生相比地位也沦为其下。”(40)从陈情书来看，前田认为依照东亚同文书院的课程设置学习，与以前在公使馆、领事馆寄宿学习汉语相比，甚为不自由。

但是，在上海总领事馆看来，前田的不满只是不值一提的小问题。当时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针对东亚同文书院的学习条件做了如下叙述，并最终向外务大臣提出罢免前田正胜留学生资格的报告。

根据陈情书所述有“小生等在沪中感觉恰如被诱拐至他国服苦役”等叙述生活不稳定一句，对于留学生来说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虽然痛苦，但该书院屡经变迁，设备日臻完善，且教育方针内容充实亦为众所周知。故无讨厌在此等学校学习之理由。(41)

以上，对外务省留学生于大正八年（1919年）以降接受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委托教育的经过进行了介绍。其实这种委托培养方式并非仅限于中国，同样也曾应用于外务省派往俄国的留学生。根据大正十年（1921年）6月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发给驻哈尔滨总领事松岛的《日俄协会学校委托学生派遣相关件》记载:外务省历来向哈尔滨、海参崴及尼古拉斯克等地派遣俄语留学生，以期在领事的管辖下用适宜的方法培养俄语人才。但由于成绩不佳，所以希望以后改为委托位于哈尔滨的日俄协会进行俄语留学生教育。(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