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对日合作政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

战时“对日合作政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_近现代中日留学生

一、战时“对日合作政权”派遣留学生的意义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建立“满洲国”，并在中国华北地区扩大其势力范围，在日本国内，出现了来自于“满洲国”等“对日合作政权”的“中国人”留学生与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中国人”留学生同时存在的现象。30年代中期，日中两国开始摸索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当时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生也随之增加。在1936年底，日本警视厅所掌握的来自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生共3298人，来自“满洲国”的留学生共1634人(7)。1937年7月7日日中一开战，南京国民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相继回国，日华学会报告称，根据1937年8月31日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状况中间报告（第三次）”，在留日学生监督处登记的450名学生中，有200名领取了15日元归国旅费后回国(8)。但是，在1937年回国的留学生当中有不少之后又试图重返日本的。但由于被日方怀疑属“抗日主导者”，因此，没有“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或地方治安维持会所出具的推荐信以及日本驻华公馆所出具的证明书的，都没能返回到日本(9)。而回到日本的，已经不再是由南京政府派遣的留学生，而是来自于各个“对日合作政权”。

战时体制下，由“满洲国”和“汪兆铭政权”下的各地区派遣的留学生处于怎样的目光之下呢？这一点，可以通过1939年刊登在《文艺春秋》上的座谈会记录所见一斑。中国学的硕学们是这样谈论中国留学生的:

（白鸟库吉）中国留学生来日本大概是从日俄战争时开始的吧。（石田干之助）大概从日清战争后留学生就开始零散地来，但明显地多起来是在日俄战争以后。（中略）（白鸟库吉）那时候来日本留学的中国人，问他们来日本的真正原因，都说来日本并不是因为仰慕日本文化，认为日本的学问有多么优越，而是因为日本比他们更早一步学习了西方的学问，而且去西方需要更多的费用，而日本距离近费用少，生活开销也小，所以是为了学习西方的文化技术才来到日本的。真相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种想法直到今天也还依然存在。（小柳司气太）持这种想法的人还大有人在。（市村瓒次郎）是这样的。他们并不是因为仰慕日本固有的文化才来的。（小柳司气太）问起最近来日本的中国人，他们所说的就像刚才白鸟先生提到的那样，他们认为只要来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自己的国家就能像日本一样变得强大。我告诉他们，这种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日本确实是因为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才得以强大，这的确是事实，但日本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决不仅仅因为如此。他们必须了解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忘记这一点，而只是一味模仿西方的东西，就像他们国家之前那样，实际上说起引进西方文化，比起日本，中国更早，但之后却仍然落后于日本，其原因在哪里？如果他们不弄清楚这一点，而只是单单武装军备甚至大炮，他们的国家也不会强大起来。中国人必须好好考虑这一点。可尽管我这样说，但就像刚才白鸟先生说的那样，那种错误想法在中国人中已经根深蒂固。（饭岛忠夫）您的这种说法非常好。可中国人再怎么思考也无济于事呀(10)。（下划线为笔者所加）

从这次座谈会上白鸟库吉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感叹中国留学生只关注西方，即便来到日本也并不学习日本自身固有的东西，一方面强调在吸收西方文化方面，日本优于中国（即使中国较日本开始得早）。也就是说，他感叹日本与中国都是在引进西方文明，但日本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使得日本能够更好地吸收西方文明得以富强，日本为了能够将西方文明这一普遍性的事物为己所用，构建了“日本文化的优越性”这一特殊性概念，这便形成了近代日本典型的自我认同，而中国人只关心前者(11)。在战争期间，后者即“日本式事物”的优越性与日本精神、日语等结合在一起，被更加充分地加以强调，因此中国人留学生对上述事物缺乏关心也成为了日本必须克服的一个难题。那么，应该如何吸收“日本式事物”呢？这并没有现成的学习步骤。以下是刊登在1938年《文艺春秋》上的一位众议院议员在以“讲述亲眼所见的中国”为主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12):(www.guayunfan.com)

我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必须更多地思考该如何对待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在我所接触的中国人中，能够了解到日本人优点的仅限于在日本与中产阶级层次的人交往的那部分人。而整天闲荡在日本人出租屋里的那些中国人，经常或因被出租屋主人轻视或因被当作牟利的对象，总是怀着很压抑的心情，一般只与本国人交往。所以，他们并不了解日本人的优点。这些对日本没有好感的人往往具有排日倾向。……与此相反，从上海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一般对美国印象较好。哈佛和耶鲁的老师如果来到上海，大家都怀着对母校的感情为老师举行盛大的欢迎会。而从日本回去的留学生就不同。日本的大学教授去了也没有欢迎会。而且，他们也不举行同学会。这或许与近期的抗日风潮有关系，但主要是因为留学生中大半对于日本并没有美好的回忆。

上述发言指出，留学生要想了解到“日本人的优点”，需要与“中产阶级层次的人交往”，如果不这样做，对日本的印象就会恶化，从而排日。这是一条规律。从留学生中的大部分对日本没有好的记忆这一点可以看出，这条规律实际没能够发挥作用。当时一般认为中国人对日本存在误解(13)，因此，主张“有必要让中国人了解日本”，“为了让中国人叹服，必须将我们伟大的一面展现出来”(14)。中国人只要通过与（优秀的）日本人接触，就会自动地喜欢上日本。并且，从前那些留日的人即便“对日本没有好的记忆”，但仍然可以期待他们与日本产生更多的联系。

在日语的熟练程度及日本精神的有无问题上，“日本人”具有绝对的优势，“外国人”或殖民地臣民即便在吸收西方文明或科学这一普遍性问题上有可能超越日本人，但在“日本式事物”这一“特殊性”方面，无疑会输给日本人，而且通常没有克服这一点的客观方法。但即便如此，留学生们还是被期待着能够通过与日本社会接触，较其他外国人更多地掌握日本精神，从而成为日本与他们所属社会的媒介。为此，留学生在日本国内各地接受训练。“满洲国驻日大使馆”参赞、后任“满洲国四平省”副省长的野田清武，曾对留学生讲，“如果让我直截了当地表明我所认为的各位留学的最高目的，那么就是，各位肩负的使命是利用各种机会咀嚼、体会日本精神，也就是尊戴万世一系的天皇陛下的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日本独特的国体观念，将其移植到你们的祖国‘满洲国’，从而使‘满洲国’的国体观念更加稳固不可动摇”。他要求留学生要“仔细观察日本人是如何做好天皇陛下的赤子的”(15)。并且，这些留学生被期待着归国后成为日本与当地社会的纽带。以下是《日本语》杂志上刊载的兴亚教育会方面人士在某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北支（同原文）的广东，有一个叫蕉岭的地方，治安情况非常好。……究其原因，可以说这是一个教育服务于治安的一个好例子……这是教育的力量。除此之外，一个非常优秀、了解日本、并因此对建立新政权充满热情的县长的存在也是非常必要的。我曾经在与京都大学留学生事务负责人谈话时提到过，如果能够尽可能地培养从中国新政权派来的留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一年或两年后让其担任县长，至少使其成为不横征暴敛的好县长，那么像蕉岭这样的县立刻就可以出现好几个。我还讲，我曾经呆过的一个地方，那里这几年派了250名留学生，如果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好培养然后送回国，虽说达不到北支每个县都这样，但单说河北省，共有131个县，在这131个县中安排100个称职的县长，仅就河北省的治安来说，就可以将现在的所谓的治安县增加到二倍、三倍之多。这样一来，物资的采购也就很容易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用心培养每个留学生，使其高举日本刀，然后再送回到中国，这是至关重要的问题。(16)

感受日本精神，将其应用于统治，在这一问题上，“留学”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并且在日本各地游历，可以说留学生的“游历”对于日本社会来讲发挥了上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