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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采访不能闭门造车我经常跟谭伯叶一起走

时间:2022-04-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既是良师 又是益友——兼忆报道唐涤生猝死子 祯说起来,我与《大公报》的渊源,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有一件事最难忘怀者,就是在替《大公报》写专稿的过程中,目睹轰动粤剧界的唐涤生猝亡事件。唐涤生一死,其成就好像后无来者,是粤剧界一大损失。对唐涤生猝亡,我在《大公报》曾有详细报道。记忆中,“大公园”与“娱乐”版是《大公报》最长寿的版面了。

既是良师 又是益友——兼忆报道唐涤生猝死

子 祯

说起来,我与《大公报》的渊源,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她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老师,是长达50年的良师益友。

1951年,我由乡间来到了香港,入读一间会计专校,从此爱上了看《大公报》。那时有些同学笑我“睇左报”,但我感觉“左报”比那些“右报”耐看,起码在立论和意识上对年轻人起着励志鼓舞作用。当时我对《大公报》的“大公园”和“小说天地”看得很起劲。“大公园”辟有一个“谈天说地”的栏目供读者投稿。这是一个短小精悍、嬉笑怒骂的小品文园地。所刊文章每篇一二百字,我爱看,也尝试写些东西寄去,结果给选刊出来,欢喜得不得了。我这才知道这份报纸的园地是公开的,不像其他有的报章,只招揽自家人的文字。此后,我经常写些生活小品寄给“大公园”。写作启发了我的思维,也增添了我的兴趣。

《大公报》有好几个副刊,我也曾尝试投稿,其中的“小说天地”,罗致了当时的一些名家执笔,诸如高雄、梁羽生等,其中有一栏“掌篇小说”,不拘一格,接纳诸家来稿,也刊用读者习作,我也成了作者。

由于我喜欢看电影,故写给“大公园”的稿子多是与影剧有关的短篇影评之类。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当时主编“大公园”的,是影评高手“姚嘉衣”,也即是后来鼎鼎有名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我当时只知道他的名字叫查良镛。我跟查先生见过面,他叫我多写些有关影剧的短评给“大公园”。

时间过得很快,几年间我已成了《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兼小作者。由于我对电影和戏剧有着浓厚的兴趣,又认识了一些影圈中人,于是再向《大公报》的“娱乐”版投稿。当时主编“娱乐”版的是高学逵先生,他约我写些影剧圈的稿子。后来我进了一家电影公司工作,对电影、戏剧认识更多,见闻也更广了,于是写这方面的稿子显得更得心应手。我同时也为《新晚报》、《香港商报》、《文汇报》写稿。这过程中,有幸相识了多位报馆前辈。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报纸,很着重兼容电影、戏剧、歌唱的娱乐版。无论左中右报刊,必定有一方自己的娱乐版打天下。而当时市面上就有四五份娱乐报如《明灯》、《银灯》、《新灯》、《真栏》、《娱乐之音》、《电影日报》等,销路颇佳。

当时,粤剧很受欢迎,经常有四五个剧班同时开锣演戏。于是《大公报》副刊主编高学逵找我,约我写一个粤剧剧评专栏。我对粤剧虽有兴趣,但并不专业,难以尽如人意。高主编启发我想想办法。我为了写好这一专栏,特意登门请一位戏曲师傅谭伯叶帮忙。他对戏曲很专业,当时还教影星林凤、南红唱粤曲,又是一家唱片公司的经理。戏剧圈里,无人不识“牛叔”,牛叔就是谭伯叶。我的剧评在《大公报》新开的“大戏经”专栏,用“谭伯叶”笔名刊出,名义上作为谭师傅的专栏,实际上由我执笔为文。这个专栏刊出后,颇受欢迎,以致《商报》、《晶报》也叫谭伯叶写这类文字,又是我作“枪手”。当时,我一方面写“谭伯叶专栏”、一方面向《大公报》娱乐版提供影剧圈的动态新闻。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写这类娱乐稿颇费时间,一方面要看戏,另一方面又要深入片场或后台采访,不能闭门造车。我经常跟谭伯叶一起走入戏班后台采访,常跟老倌等工作人员攀谈,与圈中人颇为稔熟。有一件事最难忘怀者,就是在替《大公报》写专稿的过程中,目睹轰动粤剧界的唐涤生猝亡事件。此事虽隔了40年,仍历历在目。

记得是1959年9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和谭伯叶到利舞台观粤剧《再世红梅记》首演。演出结束后,我们到利舞台后台探访,正巧碰到了唐涤生。他手持一杯可乐,跟我们聊起来:“《再世红梅记》真是一部搏命之作,我写这部戏,比《西楼错梦》、《帝女花》所花的精神还多,屡经参订修改,自问对得住观众矣……”

他更指着“脱阱救裴”场中的棺材对我们说:“是用真棺材的,不是道具,阿九(白雪仙也)话用真棺材至够逼真。这副真棺材,真骇人也!”

想不到“搏命之作”一语,竟成了唐涤生的谶语。当晚我们跟他分手时是十时许,而他却在11时许昏厥,前后时间相距还不到一个钟头。我和谭伯叶再去后台探视,他已迷迷糊糊,众人在等候十字车的到来,只见任剑辉、白雪仙大哭大叫,手忙脚乱。此情此景,永志难忘。唐涤生一死,其成就好像后无来者,是粤剧界一大损失。对唐涤生猝亡,我在《大公报》曾有详细报道。

话说我个人由《大公报》的读者而投稿,再成为特约作者,可谓渊源极深;跟《大公报》的相交,由少年到退休。这几十年来,我也认识了《大公》、《新晚报》等好些报馆朋友,记忆中的有高学逵、高朗、查良镛、严庆澍、万民光、曾德成、杨莉君、杨曼秋、吴秀圣、杨范如、李沙威、朱浩文等朋友。还记得当年《大公报》几次举办征文比赛,我多次获入选,如“我与《大公报》”、“梁祝观后感”等,更增添了我对《大公报》的融入感。《大公报》教育了我,使我对祖国有了深刻的认识,也培养我成为一名作者。记忆中,“大公园”与“娱乐”版是《大公报》最长寿的版面了。时光荏苒,我跟《大公报》相交了50载,很像人生旅途中的“金婚”日子,不知可会有“花烛重逢”(60年)否!

(原载2001年11月22日《大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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