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残害

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残害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建立革命政权。当时，同盟会对于这个胜利的到来是无充分准备的。曾经筹划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机关，已在事前遭到破坏，一些领导人被杀或逃散。革命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继续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大力支持袁世凯，对革命方面施加压力，为此，他们一方面不承认南京政府，扣留了全部关税，加剧南京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另一方面，对袁世凯集团则继续给予财政援助和政治上、外交上的充分支持。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也随之结束。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实际上，真正的言论自由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尔后，袁世凯接连颁布的《报纸条例》、《出版法》就是套在言论自由之上的紧箍咒。而在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身也存在缺陷，比如其第六条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但又在第十五条规定:“本章所载人民之权利，有认为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时，得以法律限制之。”其中所谓“增进公益”、“维持治安”、“非常紧急必要”都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为政府随时收回第六条赋予人民的权利打开了方便之门。

袁世凯为了建立封建独裁统治，除了厚植私党和扩充反革命武装外，还非常注意控制舆论。他打着共和的旗号，却用残暴的手段实行专制统治，扭曲并破坏孙中山建立起来的自由新闻体制，对一批民主革命立场坚定的报刊进行迫害和摧残，捣毁、查封报馆和殴打、逮捕、驱逐、杀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在同盟会—国民党掌权的地区，一些骤升高位的当权者也动辄封报杀人。1912年初，刚刚在辛亥革命中当上广东临时都督的陈炯明就压制舆论，“拘留主笔，勒交访员”。1912年4月，广州《公言报》、《陀城日日新闻》两报主人黄世仲、陈听香被逮捕枪毙，报纸被封。1912年6月，袁政府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指使军警捣毁《中央新闻》报馆，绑走该报经理、主笔等11名工作人员。后又在天津，勾结天津租界当局将《民意报》逐出租界。1912年8月以后不到半年，副总统黎元洪就先后查封了《大江报》、《民心报》、《民听报》、《帝民报》、《群报》、《民言报》等多家报纸。《大江报》编辑凌大同被扣上“言论专取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由黎元洪下令斩首，并将头颅挂在城门口示众。湖南长沙《大汉民报》因对军人有所批评，报馆被旧军人捣毁;《岳阳日报》因对当地筹饷局的政策有所异议，就被当局查封，主笔被捕。四川的《四川公报》、《中华国民报》、《蜀报》、《蜀醒报》等23家报纸被当地军阀查封或唆使军人捣毁，《蜀报》记者朱山被诬以“企图炮轰都督府”的莫须有罪名斩首;福建《群报》总编辑被杖责后收押，两名记者被暗杀;绍兴《越铎日报》因为发表批评当地军政府都督王金发的新闻和评论而被捣毁，报社负责人孙德卿被刺伤，另有17人受重伤，葛星驰“伤势过重，竟致惨毙”。这年冬天以来，《国风报》编辑田桐，《民主报》主笔仇亮，前《国风日报》主笔吴鼐，包头《一报》主编王平章，开封《民立报》的5名编辑、记者等先后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被捕入狱的更是不计其数。这足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谓新闻自由是行不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让出政权以后，企图靠报刊和舆论来维护共和，通过议会来监督政府、分享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的幻想在袁世凯的专制淫威下破灭了。

1912年底，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宋教仁认为，由国民党组成责任内阁，大局已定，即从湖南转道上海，准备返回北京担任内阁总理。这时国民党和宋教仁已成为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眼中钉，于是，袁世凯便于1913年3月20日，派人将宋教仁刺杀在上海车站。这是袁世凯镇压国民党的开始。宋案真相大白，举国震惊。孙中山首先觉悟，坚决主张武力解决，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各地报刊抨击袁世凯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呼吁国民奋起“诛奸讨逆”，发动“二次革命”。革命形势急剧高涨，大大增强了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信心，于是毅然重新举起民主革命旗帜，发动武力讨袁。袁世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加紧反革命部署，积极准备内战。并对国民党人发出最后通牒，声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彼等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2]这年6月，袁世凯借口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不服从中央，下令撤免职务。7月12日，为了推翻袁世凯的统治，再造共和，国民党发动了“二次革命”(又称“癸丑之役”)。江西、江苏、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市或宣布独立，或起兵反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相率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被解散，袁世凯通过残酷的暴力镇压，终于完成反革命的武力“统一”。

从宋教仁被刺到二次革命失败期间，国民党系统的报刊都以大量篇幅声讨袁世凯。上海的《民立报》在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起，每天都以整版篇幅连续报道宋案经过，刊登凶手的供词和袁党往来的密电等，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中华民报》发表题为《强盗政府》的社论，并在二次革命爆发后继续发行号外，报道各地宣布独立和反袁军事进展情况。《长沙日报》发表文章列举袁的24条罪状。广州创办了《讨袁报》，一些报纸也出版了反袁专刊。在北京出版的国民党报纸，也不顾安危，发表了声讨袁世凯的言论。《民国报》撰文明确指出:“击宋君者非亡命之徒，乃吾人之政敌也。”《国风日报》发表社论猛烈抨击袁政府“谋叛，暗杀，卖国”，是“杀人政府”。一些非国民党报纸，这时也看清了袁世凯的嘴脸，加入了反袁宣传的行列。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原有的地盘和军队全部丧失，袁世凯更是借助军事胜利的淫威，把国民党诬指为“乱党”，为了实现其独裁统治，他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及其他异己报刊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摧残。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长沙、成都、福州、南昌、开封等地的国民党报刊全部被查封，有的主笔被捕。其中，仅在广州一地，军阀龙济光一次就查封了《中国日报》、《平民报》、《中原报》、《民生报》、《讨袁报》、《觉魂报》等6家报纸。上海的《民立报》、《民权报》、《民强报》、《天铎报》、《国民日报》等国民党报纸因在租界出版，袁政府无权直接查封，袁世凯便采取禁止在租界以外发行的办法，迫使这些报纸在经济上难以维持而被迫停刊。福州的《福建民报》、《群报》、《共和报》等被北京国务院下令查封。除国民党系统的报纸外，其他反袁报纸、报人也受到迫害。广州的教会报纸《震旦报》因言论激烈而被封，发行人康仲荦被杀。甚至一些本来拥袁的报纸也被殃及。一向“拥护中央”的《粤声报》、《民治报》和《公论报》也被查封，原因只是怀疑它们与国民党的粤军有关连。北京《超然报》本是军阀办的报纸，但因撰文揭露黑幕而被查封;1913年8月19日，北京《正宗爱国报》因时评中有“军人为国家卖命，非为个人卖命”等语，社长丁宝臣被捕，未经审讯就被处死。中国第一个因采写新闻通讯而负有盛名的记者黄远生，坚持言论独立，标榜客观公正，为逃避袁世凯的威压出走美国，1915年，却在美国旧金山被中华革命党人当做袁党刺杀。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仅仅因为写了一幅悼念宋教仁的挽联“目中竟无拿破仑，宜公先死;地下如逢张振武，说我就来”即被枪决。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减少300多家，北京原先上百家报纸也只剩下20余家，同时有大批报人受到迫害。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

镇压了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除了独裁专制，更想要复辟帝制，为了进一步控制社会舆论，他接二连三地颁布了许多限制新闻出版自由的法令，并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新闻界的控制。

1.创办御用报纸、笼络和收买报纸报人，控制舆论

自从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袁世凯及其部属不仅利用各级官府的权势，出版大批政府官报，还动用公款创办和收买了一批民办的报纸。这些报纸打着民办的幌子，实则由御用文人主持，以民意代表身份，操纵、诱导社会舆论。在北京，袁世凯先后用公款创办了《国权报》、《金钢报》、《亚细亚日报》;还以胁迫手段强行在上海接办了《神州日报》;在广州，接办了《时敏报》;在长沙，创办了《国民新报》(后改名《大中报》)。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亚细亚日报》。《亚细亚日报》创办，用资10万元，由帝制分子薛大可主编，日出3大张，是袁世凯御用报纸中影响最大的一家，也是言论最反动的一家。它打着民办的招牌，操纵北京报界同志会，组织拥袁舆论。在二次革命期间，该报领衔发表所谓的《讨贼露布》，以后又连续刊登帝制分子劳乃宣和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鼓吹复辟帝制的文章，报道筹安会的劝进活动。袁世凯称帝期间，该报带头改用“洪宪”年号，称袁世凯为“今上”，记者署名“臣记者”。1915年9月，《亚细亚日报》增出上海版，遭到革命党人和爱国人民的强烈抵制，报馆两次被炸，勉强拖到1916年停刊。袁党控制和收买的报纸不少，共和党—进步党系统的报纸在复辟帝制的阴谋暴露之前也基本上是亲袁的。此外，像北京的《国华报》、《大自由报》和《新社会日报》，上海的《大共和日报》和《时事新报》，长沙的《大公报》，广州的《华国报》等，也都被袁世凯收买。据不完全统计，袁世凯执政期间直接或间接收买的报纸在125家以上。他收买报纸和报人的手段很多，有的是长期发放津贴，有的是一次性付以重金，有的则是零星施舍。就在袁世凯称帝前夕的复辟气氛中，1915年8月20日，梁启超以他那支“笔锋常带感情”的如椽之笔撰写了反对帝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对恢复帝制表示异议，袁世凯得知后，派人找到梁启超，欲以20万元巨款买下此文，梁不顾袁的利诱威胁予以拒绝，后该文在《大中华》杂志发表，并被《申报》等予以转载，传诵一时。

2.暴力压制、迫害异己的报纸和报人

经历过“癸丑报灾”这次浩劫，袁世凯对异己报纸、报人的暴力压制开始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报刊、报人即使噤若寒蝉，也会祸从天降。天津的《公民日报》、《赤县新闻》和《新天津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和《共和新报》，长沙的《湖南通俗教育报》等一批新出版的反袁报纸，都被扣以“逆报”的帽子查封或禁销。即使是原来拥袁的报纸，只要对复辟帝制发表了不同意见，也难逃劫难。北京的《新社会日报》、上海的《时事新报》等，都被扣以“妨害治安”等罪名查封或禁邮。迫害报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报人因言获罪而系狱的事，更是司空见惯。《大汉报》的胡石庵、《民立报》的张季鸾、《湖南通俗教育报》的何雨农、《四川新闻》的魏绰云、《警华报》的辛丹书等，都因触犯禁令而坐牢。至于受到传讯、申斥和各种处罚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了。

据统计，从1912年4月到1916年6月袁世凯一命呜呼，全国报纸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被传讯，9家被反动军警捣毁，60名新闻记者被捕入狱，其中24人被杀，使得1913年起报纸总数一落千丈，从500家锐减到130多家。短短4年间，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清末的13年。袁世凯给我国新闻事业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黄远生在《忏悔录》一文中曾痛心地说:“余于前清时为新闻记者，指斥乘舆，指斥权贵，肆其不法律之自由，而乃无害。及于民国，极思尊重法律上之自由矣，顾其自由不及前清远甚，岂中国固只容无法律之自由，不容有法律之自由乎?”^[3]

3.颁布法律、条例，使摧残舆论的暴行合法化

1914年后，袁世凯随着其统治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开始制定与颁布对新闻界实施全面管制的专门法律，使其摧残舆论的暴行合法化。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以清除报界“败类杂种”等理由，以比前清“稍严”为宗旨，制定并颁布了《报纸条例》。《报纸条例》共35条，其中规定:禁止军人、官吏、学生和25岁以下者办报;报纸出版须到警察机关登记并交纳保证金;禁止报纸刊登“淆乱政体”、“妨害治安”和各级官署禁止刊载的一切文字;每天的报纸在发行前须呈送报样给警察机关备案。该条例不仅把《大清报律》对报刊的禁限条款悉数照抄，还从外国报律中搬来了许多新的禁限措施，开始从政治、经济两方面限制新闻事业的发展。袁世凯执政期间还颁布了《戒严法》、《治安警察法》、《出版法》等，对报刊的登记、出版、发行、言论、采访、编辑等活动横加干涉。《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都赋予警察机关以随时禁止报纸出版的权力，《出版法》对包括报纸在内的一切文字、图画印刷物都做了严苛的规定。尽管法律已经十分苛细，而各地官府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层层加码。如法律规定报纸在发行前须送警方备案，有的地方在执行中发展成了发行前的预审制度;法律规定缴纳保证金是100—350元，一些地方提高到700元，无力缴纳者即勒令停刊;法律规定25岁以上的人才能办报，有的地方则改为35岁以上等。除此以外，许多法律中列出的罪名因无明确的含义和界定，可由执法者任意解释，从而使得报刊活动完全处于一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境地。为了给新闻法的制定活动提供宪法上的依据，袁世凯还在1914年三四月间制定公布了新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约法》，用以取代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规定“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这一新规定，改变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的在增进公益、维持治安或非常紧急必要的特殊情况下方可对言论出版自由权利予以法律限制的基本精神，使得人民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通过法律予以限制。1915年，袁世凯政府还颁布了《新闻电报章程》、《电信条例》、《著作权法》等新闻法律。除了制定新闻法，袁世凯还继续使用他在巩固地位之前惯用的法律手段，那就是在制定其他法律时加入一些钳制新闻事业的规定、发布总统命令以处理一些临时性或局部性的问题等。

然而，袁世凯并不得人心，对于新闻言论界的残暴控制，反而使得大多数报刊都站到了其对立面。最先起来反袁的是孙中山重组的中华革命党、老同盟会员和一些民主主义者所办的报刊。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日本东京创办《民国》杂志和《甲寅》杂志，分别由胡汉民和章士钊主持笔政，进行反袁宣传。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主要言论机关是1916年1月22日创刊于上海的《民国日报》，其次还有《中华新报》、《共和新报》、《长沙日报》等。它们都受到过袁政府的迫害，反袁立场更加坚定。在袁世凯帝制自为期间，它们拒用“洪宪”年号，明确表态支持护国军的武装斗争。就连原先拥袁、亲袁的一些报纸和报人，在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帝制的震撼下，也转而加入了反袁的行列。一些历来比较保守的报纸，如上海《申报》、香港《华字日报》等，也改变态度支持反袁。《申报》曾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袁世凯的贿赂，指责帝制活动是“无端自扰”，“实难赞同”。真正死心塌地为袁世凯称帝作鼓吹的，最后只剩下《亚细亚日报》等几家御用报纸。1916年3月，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迫取消帝制，接着于6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