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钳制

一、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钳制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于翌日即宣布就任大总统职位。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局多变，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也和政局一样复杂、多变，时起时落。

迫于反袁护国运动的胜利和拥护共和民主的政治声威，黎元洪在上台之后，立即通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废止袁世凯统治时期钳制新闻言论出版自由的一切禁令。被袁世凯破坏的共和制度和政党政治表面上又得以复生。1916年7月，北京等地被捕的报人获释，内务部通告取消对《民国》杂志、《爱国报》等20多家报刊的禁令，其他一些停办的报刊也纷纷复刊。与此同时，又创办了一些新的报刊，如国民党的《甲寅日刊》、《中华新报》，进步党系统的《晨钟报》等。至1916年底，全国发行的报纸数量增加到289种，比1915年增加了85%。新闻事业出现了一线转机。

然而新闻事业的复苏是短暂的，袁世凯的继任者继续沿用袁世凯统治时期迫害新闻事业的旧法律，并实施钳制新闻事业的新法规。段祺瑞击败黎元洪重新执政后，黎元洪时期的那些应景表演被张勋复辟和段祺瑞专权所扼杀，并相继宣布袁世凯时期颁布的新闻法律继续有效。袁世凯统治时期的《报纸条例》虽被废止，但《出版法》仍然被继续沿用，不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钳制与迫害新闻界的主要法律依据，甚至还成为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用来镇压租界内中国人民反帝宣传的工具。袁世凯统治时期颁行的《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等也一体沿用。至1917年后，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日益暴露，对异己报刊的钳制也越发苛刻，较袁世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17年5月26日，北洋军阀政府宣布恢复报刊邮电检查。1918年8月，北洋军阀政府设立“新闻检查局”。1918年10月，北洋政府法制局又颁布了《报纸法》，这套法案内容非常苛刻，在钳制言论自由方面与清末的《大清报律》、袁世凯时期的《报纸条例》如出一辙，用以加强对新闻事业的控制。据统计，从1916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近4年中，17名记者遭枪杀或判刑，全国至少有29家报纸被封。到1918年底，全国报刊总数由289种降至221种，新闻界又进入被禁锢的状态中。

由于北洋各系军阀的轮番执政以及对新闻事业的严密控制，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于是从属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报人、报纸和整个报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现象。

1.报人、报纸风格颓唐，格调低下

以“鸳鸯蝴蝶”派为中心的报纸副刊和小报、期刊泛滥一时。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和政客经常以出钱办报和给报刊津贴等方式来贿赂报人，借此利用报刊来为自己作鼓吹。一些报纸也沦为军阀、官僚和政客的附庸，谁给钱就替谁帮腔，为舆论界所不齿;有的报人把办报作为从政的敲门砖，攀龙附凤，进行政治投机，混得一官半职。

2.报纸言论退化、表现疲软，政论逐渐减少甚至取消

自从“癸丑报灾”以后，由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行言论禁锢政策，报纸、报人个个噤若寒蝉，生怕因言论而惹祸。报纸大多发表一些不痛不痒无关大局的所谓短评，而不少报纸甚至干脆取消了社论和论说栏目。

3.出现了不少“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出版不少“有报无馆”的“马路小报”。它们往往在出报前夕，在旅馆开一房间，作为临时主笔房，发行所则在马路拐角的报贩摊上;有的报纸连“斗室一间”也没有。许多报纸的发行量只有几百份或一两千份，最少的只印3份:一份呈警察局备案，一份在自己的家门口张贴，还有一份送给老板交差。有的报纸是用套版的方法印刷的，即利用另一家报纸的现成版面，仅换一个报头重印几份而已，被人们称为“鬼报”。在广州，这样的“鬼报”就有好几家，像《南方报》就是用《民权报》的版面套印的，《商权报》是用《总商会新报》的版面套印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新闻事业一方面言论退化、报格低下，出现前所未有的怪现象，另一方面袁世凯和北洋军阀血腥的摧残，并不能完全阻止新闻事业的前进，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务也有所发展，尤其是通讯社。我国的通讯事业在1913年到1918年的五六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新创办的通讯社不下20家。如北京的北京通讯社和新闻编译社，上海的国民第一通讯社，武汉的湖北通讯社和武汉通讯社，长沙的湖南通讯社、大中通讯社和中华通讯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它们的规模都不大，一般都只有一到两个访员，采用复写或油印方式向有限的几家报刊发稿，大多数通讯社都是靠官僚政客和资本家的津贴来维持，也有个别是自由撰稿人独立创办的。在这些通讯社中，东京通信社是邵飘萍1915年7月在日本留学期间组织的，专门为京、沪报纸提供东京通讯。它曾首先向国内读者报道了袁世凯政府和日本政府秘密商议中的“二十一条密约”的详细内容，对国内的反袁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新闻编译社是邵飘萍1916年8月在北京创办的。它以消息迅捷闻名，每天晚上发稿一次，内容有本社采写的消息和翻译的外电两部分，“每日总有一二特殊稿件，颇得各报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