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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效应研究

时间:2022-04-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效应研究关 杨大众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广角镜”理论。在深入分析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效应之前,有必要对影响此类节目大众传播效果的因素进行一些探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立场应该是客观的,是对事件的理性分析,是有利于事物良性发展的。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效应研究

关 杨

大众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在他的《传播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了“广角镜”理论。意思是说,大众传播过程就像是信息无限流通的电路。在这些电路上,大众传播媒介组织扮演着放大器的角色。它们将流入的信息加以筛选,然后成倍地放大,再传播出去。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来说,将信息放大再加以传播的过程是大众传播的过程,而确定选题,选择嘉宾以及录制现场,主持人对谈话内容的控制过程则是信息筛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持人对谈话内容的控制是对大众传播过程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此,“谈话场”效应,也就是节目现场的谈话情况,将直接决定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传播的效果如何。在深入分析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效应之前,有必要对影响此类节目大众传播效果的因素进行一些探讨。

一、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大众传播效果分析

自大众传播研究兴起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大众媒介效果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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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理论主张的大众传播的不同效果(1)

认识逐渐趋于理智和谨慎。关于这个趋势,《传播理论》一书中用这样一个图来表示(见图1):

最早的子弹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受众几乎可以无条件地被影响;而最近的强大效果模式则更趋于理性,它认为“强大的效果”只有在适当的传播环境中运用适当的传播技巧才能实现。

在对大众传播效果模式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具体的传播效果理论,如教养理论、沉默的螺旋、第三者效果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媒介的框架构造等。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是心理学领域的一种理论,它对于大众媒介效果研究也是一种有用的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们具有认识和思考的能力,能够从观察和体验中获益。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许多人类学习行为是通过观察别人展示各种行为而产生的。例如,一名芭蕾舞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教师的特定动作来学习。显然,这种学习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介发生。某人可以观看另一个人在电视上的特定行为,然后在实际生活中自己练习这些行为。(2)

这段话清楚地阐释了社会学习理论。事实上,人们通过大众媒介习得的不仅是公众人物的行为、语言、衣着等表层的东西,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东西。具体到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一方面,主持人的言行举止(如仪态、语言,对待不同嘉宾和现场观众的态度,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等),甚至个人修养、人生观、价值观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达于观众;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有争议性的议题,每个参与者的观点,以及节目整体体现了怎样的观点也会影响观众的判断。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这种影响大过主持人的影响。当然,子弹理论的时代早已过去,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观众将无条件地被影响。不过近代支持“强大效果模式”的研究表明,大众媒介确实具有强大的效果。

对于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来说,无论是新闻性选题,还是教育、伦理道德方面的选题,其体现的观念和思想都对公共舆论有直接影响,从而影响社会发展和人们的价值观。只有当大众媒介积极地影响公共舆论时,它对社会的影响才可能是正面的。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要积极地影响公共舆论,有一些问题是不能不注意的。

首先,在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中,节目的制作者,包括主持人,不能有观点上的倾向性。因为如果某一种观点从一开始就以强势的地位进入辩论过程,那么在节目和社会影响两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观点的倾向性会导致辩论难以为继。到最后,要么彻底倾向于一种观点,要么节目无法进行。

第二个问题,辩论过程中要注意平衡各方观点。如果在对于一个争议性话题的辩论过程中,各方观点的力量逐渐失衡,会给观众造成这样的印象:辩论过程中明显占强势地位的观点是被更多人认同的,或者是宣传者希望传达的观点。造成这种印象的后果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种观点,而使其成为一种社会的主导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未必是对社会发展有益的。如果成为主导思想的观点对社会发展无益,那么强化这种观点就是误导。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被强化的观点不能被社会普遍接受。这种情况下节目本身将会受到巨大冲击。1996年在《实话实说》中播出的《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就是一个例子。这期节目也是以辩论的形式展开的。由于在嘉宾的选择、主持人掌控、后期把关等一些方面的经验不足和疏忽,导致最后在节目中形成了一种主导观点,那就是“拾金不昧可以要回报”。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人表示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实话实说》也因此被停播。事实上,问题不出在观点本身,而是在那个时代主流的社会观念中,这种观点还不能被接受。即便是在可以接受这种观点的今天,观点的失衡也可能导致其他问题。平衡意识,需要新闻工作者时刻铭记。

然而,平衡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其有助于形成转型期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在塑造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媒体所能起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引导舆论。没有立场的媒体是无法引导舆论的。因此,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要积极地引导舆论,就要做到在平衡中体现立场。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立场应该是客观的,是对事件的理性分析,是有利于事物良性发展的。例如:《一虎一席谈》2008年1月26日播出的《诊疗费该不该涨?》中,主持人在节目最后总结了这样一段话: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医生跟病人的关系像什么?我觉得就像我这两只手,左手跟右手。当左手跟右手两个互相撞击的时候,两个一样在痛,就是恶劣的医患关系。但是当左手握紧右手的时候,你会发现,彼此才能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彼此才能感觉到彼此的温暖。但是左手跟右手不会突然地握在一块,它是经过心里在交流。心里是体谅,心里是沟通,心里是我们的医疗制度,是我们的医改方案。我们期待我们即将出炉的医改方案,能够让我们的左手紧紧握住右手。因为我们的医患关系就是生命共同体。

这一段话充分体现了节目客观和理性的立场。主持人对医患关系贴切的比喻和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医患关系,理性对待即将出炉的医改方案。

简言之,对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积极正面的大众传播效果的期待,就是对平衡发展的“谈话场”的期待。下面,本文将具体探讨影响“谈话场”效应的因素。

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场”效应分析

(一)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场”解析

1.对“谈话场”概念的阐释

“场”是一个物理学概念。《辞海》中对“场”有两种解释:

(1)物理场。即相互作用场,物质存在的两种基本形态之一,存在于空间区域。例如电磁场、引力场等。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受到电磁力的作用;物体在万有引力场中受到万有引力场的作用。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3)

(2)指分布在空间区域内的物理量或数学函数;有时也指空间区域本身,不一定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是为了研究方便才引入的概念。例如在生有火炉的房间里,空间不同位置有不同的温度,就可以说房间里有一个温度场;河流中不同地点有不同的流速,就可以说河流中有一个速度场。

演播室的谈话氛围是靠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张力来维持的。因此,可以将相互作用场的概念引入谈话节目,也就是本文所研究的“谈话场”。电视谈话节目就是存在于一定空间区域内,并且受这一空间环境影响的各个参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场,可以称之为“谈话场”。

2.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场”解析

典型的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主要由三个方面的要素构成,即:一个有争议性的选题、主持人、持对立观点的正反两方嘉宾,有时还有参与讨论的现场观众。《一虎一席谈》是一个较为典型的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而且它包含的构成要素较为全面。接下来,本文将以《一虎一席谈》为例,来具体分析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场”。为了方便研究,这里先列出《一虎一席谈》的节目流程:

(1)片头:小短片(介绍本期讨论的话题);主持人开场白(引出话题,点出争论的焦点,介绍嘉宾)。

(2)双方嘉宾亮出各自的观点,就座。

(3)主持人将话题抛给其中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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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话题深入。

(6)主持人结束语(升华主题)。

“谈话场”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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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由图2可以看出,节目流程的第一步是相互作用的起始。第二步到第五步是节目的主体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嘉宾之间的作用力是互斥的。双方嘉宾之间的辩论过程对现场观众产生了作用力,现场观众通过举牌表示赞成或反对正在发言的嘉宾的观点,从而反作用于嘉宾的谈话进程。主持人在整个谈话进程中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催化剂既可以对相互作用起促进作用,又可以对相互作用起阻碍作用,它不是作用过程的主角,却可以对作用的方向和结果起决定性作用。在辩论过程中,不参与辩论的主持人反而是注意力最为集中的人。他需要提炼观点,提出问题,在相互作用较弱时,使作用加强;同时,还要注意控制现场,在双方矛盾激化时,能够调节气氛,使现场安定下来,防止从理性陷入感性并纠缠于情绪化的混乱局面。主持人还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请观众发言,加强观众的反作用力。

(二)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场”效应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传播的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节目现场的谈话情况,也就是“谈话场”效应。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谈话场”效应受以下因素影响:

1.选题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应该是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这里所谓的争议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这个话题至少要有两种主要的对立的观点;二是这些观点都各有道理,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如果对于所选择的话题,不存在对立的观点,或者虽然存在不同观点,但是其中某种观点是被普遍认同的,而其他观点无法与之抗衡,那么辩论将无法有效地展开。辩论这样的话题,就失去了辩论原本的意义。

因此,取得良好的“谈话场”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有符合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特点的选题。

2.嘉宾的选择

孙玉胜在其《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一书中谈到《拾金不昧该不该要回报》这期节目带来的教训时,写道:

在谈话节目中每个人都是有话语权的,谈话的过程,尤其是抗辩性谈话的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话语权较量的过程,而我们以为只要给予了论辩双方说话的机会,结构就算是平衡了,立场就算是客观的了,但我们忽略了一点:话语权是有级别的……(4)

这段话的意思是,与话题相关程度不同的谈话者之间存在话语权级别上的差异。比如,听话者总是倾向于相信当事人的话,而非旁观者的话;而比起道听途说者的话来说,旁观者的话可信度就要高得多了。听话者倾向于相信研究某一问题的专家,而非外行人;倾向于相信权威人士,而非普通人。这时候,相对于旁观者,当事人就有较高的话语权级别;相对于道听途说者,旁观者就有较高的话语权级别;相对于外行人,专家就有较高的话语权级别;相对于普通人,权威人士就有较高的话语权级别。

在选择嘉宾时,不仅需要考虑持各种观点的人数是否均衡,还要考虑各方嘉宾的话语权级别。如果一方嘉宾的话语权级别普遍不如另外一方,观点很有可能就倾向了话语权级别较高的一方。此外,双方嘉宾的表达能力是否相当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双方嘉宾的表达能力差异太大,那么观点很容易向强势的一方倾斜。例如,在《一虎一席谈》2006年6月25日播出的《四、六级考试该不该取消》节目中,陈丹青出场的那一环节的辩论,就一度因为双方嘉宾表达能力的差异,而导致了观点的不平衡发展。后来,主持人及时借用现场观众的力量,才使得双方观点的发展回复平衡状态。因此,取得良好的“谈话场”效应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人数、话语权级别以及表达能力这三方面使辩论双方的力量均衡。

3.噪音

电视谈话节目大多数时候是在电视演播室这一空间区域内进行的。演播室内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和灯光、舞台等因素都会让第一次或者很少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中的谈话者感到紧张。心理学认为:适度的紧张情绪是有助于人在特定条件下的发挥的;而如果过于紧张,就会影响正常的交流,甚至形成交流障碍。在2008年2月23日《一虎一席谈》播出的《这是不是网络暴力》这期节目中,一位女观众发言时就由于过度紧张,以至于满脸通红,声音尖厉,语无伦次,甚至连呼吸都无法控制。正是主持人适时地为她解围,这位观众才得以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完整。另一方面,当普通人面对摄像机时,往往会产生一种新闻学称之为“霍桑效应”的现象。所谓“霍桑效应”就是“被试效应”,指由于实验对象对其被试身份的认知而在态度和行为上产生的有意识的变化。在新闻学中,会产生类似的情形,即“被访效应”。人们在被采访时,由于受到关注,容易出现不同于常态的表现,从而对新闻的真实性和传播效果产生影响。(5)也就是说,在摄像机面前,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自己在被关注。这时候,他们不可能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自然而然地交谈,他们会斟酌自己的语言,谈话就有可能变成“伪交流”。因此,可以说演播室内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和灯光、舞台、摄像机等空间因素都是谈话过程中的噪音。

“噪音”是最早由传播学者香农和韦弗提出的一个传播学概念。香农和韦弗在他们的《传播的数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成为后来其他传播模式发展基础的传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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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传播过程中的噪音会影响传播效果。用冗余来克服噪音,有助于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但同时也会降低熵值。举个例子来说:打电话时,线路不通畅,声音嘈杂。这时就需要通过不断重复重要信息(冗余)来克服噪音。同时,就降低了熵值,即单位时间内传播的信息量。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如果不能克服噪音,就有可能造成信息流通不畅,或伪交流,无法实现真正的人际传播。而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其真实性。不能实现人际传播就无法展现电视谈话节目的魅力。当然,人际传播不像线路传播那么简单,用于克服噪音的方法不能仅限于增加冗余信息,主持人的掌控和调节能力也非常重要。一方面,主持人应该尽量消除谈话者的过度紧张情绪,使信息顺畅流通。主持人待人接物的平等积极的态度会让谈话者产生亲切感和信任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谈话者的过度紧张情绪。此外,节目正式开始录制前,主持人与现场谈话者的沟通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种事先的沟通,可以预热现场的谈话氛围,也有助于消除谈话者的过度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主持人要尽量防止谈话过程中的“伪交流”。要做到这一点,主持人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搜集与话题相关的资料,全面深入地了解各种观点。在谈话过程中通过抽丝剥茧,深入主题的提问,挖掘事实真相,防止“伪交流”。

4.谈话秩序

以上三个因素都是在谈话过程之外影响“谈话场”效应的因素。谈话秩序是在谈话过程中影响“谈话场”效应的一个因素。对于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来说,这个因素尤其值得重视。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的谈话过程对抗性很强,谈话者容易在唇枪舌剑的言词交锋中情绪失控,甚至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如果不能维持正常的谈话秩序,节目就很难继续下去,更谈不上良好的“谈话场”效应了。北京电视台《国际双行线》曾经播出的《谭盾来了》这期节目中,谭盾的离场就造成了现场的失控。如果没有后来观众的精彩发言,那么这期节目恐怕很难继续下去。

5.相互作用情况

辩论型电视谈话节目要积极地引导舆论,就要做到在平衡中体现立场。“平衡”是对“谈话场”的一个重要要求。前面笔者给出了一个表示“谈话场”相互作用的力学图。当双方嘉宾彼此之间的斥力大小相等,观众给予两方的反作用力大小也相同时,“谈话场”就达到了平衡状态。这个时候在主持人的催化作用下,理想的“谈话场”效应应该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较量中,谈话者以及观察者对话题的认识呈螺旋上升状态,并不断向四周扩展。这种上升的螺旋不仅存在于谈话现场,还会影响到电视机前的广大受众。如果说图2是从横断面去观察“谈话场”的话,这里可以用另一个图来表示其纵向发展(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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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而当相互作用的平衡状态被打破,观点倾向于其中一方时,谈话者会得出一个相对一致的结论。这时候,谈话者对话题的讨论就会停留在一个层面上,不再螺旋上升,“谈话场”效应相应地也就达不到理想状态。

结 语

通过分析影响“谈话场”效应的这些因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实现良好的“谈话场”效应,从而达到“积极地引导舆论”的目标,从最初的策划选题、邀请嘉宾、设置谈话空间等开始就需要注意方方面面的问题,而主持人对节目话题的驾驭问题,也就是“谈话场”控制问题,则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注释】

(1)〔美〕Werner J. Severin/James W. Tankard, Jr.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1页。

(2)〔美〕Werner J. Severin,James W. Tankard, Jr.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9页。

(3)② 夏征农主编,辞海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

(4)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3页。

(5)〔美〕Werner J. Severin,James W. Tankard, Jr.著,郭镇之主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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