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第一节　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一、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背景

电视谈话节目最早兴起于美国的广播谈话节目，然后由一批广播节目主持人移植到电视节目制作中。从20世纪50年代的《今天》和《今夜》开始，确立了明星闲聊式的谈话方式。在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开端以1993年1月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的《东方直播室》为标志。而真正在全国掀起谈话热潮的则以《实话实说》（1996）为标志。

《实话实说》的原制片人时间在谈到《实话实说》的创办时说：“现在回忆当初创办《实话实说》的动机，只有两个：一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电视人应有所反应；二是丰富电视本体的语言表达能力，从业者应有所拓展。”⁽²⁾

确实，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首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体现在：

第一，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为电视谈话节目创造了良好宽松的谈话氛围。“社会转型是对近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创造性变革的总称，它是人类在生存方式上，在处理自身事务方面发生的伟大革命性转变。”“这种整体的社会模式变革或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经济领域由非市场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型；政治领域由集权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型；文化领域由过去封闭、单一、僵化的传统文化向当今开放的、多元的、批判性的现代文化的转型。”⁽³⁾

俄国思想家巴赫金把转型时期的文化特征概括为众声喧哗、语言杂多，其间各种话语互相对话、交流，以实现自我和他人的价值。他认为，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是：①文化从单一、统一思想的民族语言所塑造的民族文化的神话和文化封闭圈中解放出来，走向一个多语言、多文化交流与对话的时代。②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相融会、撞击，对话呈多层次、多向度的局面，即传统与现代、异邦与本土、高雅与俚俗、“官话”与方言之间的各种话语，纷纷在语言文化的竞技场上，争奇斗艳，百家争鸣，众声喧哗。③语言杂多、文化多元的离心力量冲击、颠覆、瓦解着向心力的中心话语霸权，使之崩溃解体，中心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中心摇摇欲坠，不得不从封闭、合理化、自足的现有体系与框架中努力挣脱出来，接受语言杂多、文化多元的历史事实。④这个时代的文化主体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中心权威的“独白式样”话语和神话话语，而是各种语言与价值体系同时共存的“对话式”小说话语。“大说”日趋式微，“小说”日益鼎盛⁽⁴⁾。巴赫金所论述的开放、多层次、离心、对话式这些转型时期的文化特征，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十分突出。“文革”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社会的改革与开放，中国重新从一元统一思想的封闭文化中走出来，各种文化相互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交流和对话，出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存的局面。

主流文化，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是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的文化。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正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他文化形态持日渐宽容的态度。但主流文化不可能放弃对文化市场的控制，它以政权作为强大后盾，将它的一系列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有利于既有统治体系的“共识”，以维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精英文化，指的是知识分子的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精英文化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与大众文化融为一体，而另一部分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阵地。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基础条件下，伴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以都市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通过现代传媒传播的文化形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大众文化正以各种形式广泛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已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活需求。

三种文化并存且相互对话这样一个开放的文化态势，是谈话节目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因为只有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才可能使得谈话节目真正展开，才能使社会各界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一个话题。离开了文化开放和文化相互对话这样一个背景，谈话节目就会是“一言堂”，从而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对话和交流。

在谈话节目身上，充分体现了各种文化交融的特点。主流文化对于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表现在它决定节目的基本价值取向、具体指导原则以及整个节目的基调。例如，《实话实说》制片人曾说：“国外的‘talkshow’往往拿政治和性作为一种玩笑或者幽默的表演，而这对我们是不适当的。我们的谈话内容既不能政治化也不能隐私化。”⁽⁵⁾而湖南电视台的《有话好说》也因一期节目涉及敏感问题而停办。这些例子都是主流文化对谈话节目施加影响的结果。而精英文化对电视谈话节目的影响，则体现在其主体———知识分子对提升电视谈话节目的文化品位和思想内涵所做的努力。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的重大区别，就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向公众发言，为社会发展提供思想和意见。电视谈话节目为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提供了良好的途径，知识分子借助谈话节目所实现的面向公众、面向社会舆论，而不是主要面向少数决策者的文化参与，更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的传播。大众文化，则使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和叙述视角努力接近于平民化。

第二，社会转型时期为电视谈话节目提供了丰富的话题来源。社会转型作为一场现实的社会大发展、大变革的运动，它的产生和持续离不开相应的合理的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支持和推动，而且内在地包含着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就此意义上讲，社会转型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价值取向模式转换的过程。传统的价值观念日渐衰微但仍有相当市场；新的价值取向具有强劲的进取性和挑战性，如竞争观念、功利观念、新型平等观念等，给人们的思想和心理产生愈来愈深刻的影响。因此，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的相互冲突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冲突势必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失序，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心理混乱、失衡，人们的行为选择迷茫、失范⁽⁶⁾。电视谈话节目就是在社会存在价值冲突、人们心理存在失衡、行为选择存在失范的情况下诞生的。一方面，价值冲突使谈话节目的论辩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人们心理的失衡，行为选择的失范，以及由此而“日益增长的个人痛苦和对社会的怨气为这些谈话节目提供了丰富的原料”⁽⁷⁾。

第三，社会转型时期，在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传播媒体逐步朝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一些特点，传媒工作者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把传播媒体看做是完全的公益性事业，而是把它看做是可以赢利的第三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下，电视作为“喉舌”、“工具”的传统理念被相对削弱了，电视节目制作的重点转化为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生活：内容上多注重从日常生活中提取话题，形式上多强调平民百姓的广泛参与和使用平实质朴的交流语言，从而打破了我国电视以往居高临下传播的局面。

观念的转变带来了我国电视节目的繁荣，电视谈话节目体现了这种观念转变。正如《实话实说的实话》前言中所写的：“由于历史的原因，电视媒体常以‘官话’‘套话’为主体表现形式。它那居高临下的架势和声调，让人只能仰视着接受。这与其说是受众的直觉，不如说是媒体自身的下意识的惯性。正是这种惯性使电视与民众产生了距离，以至于传达的信息本身的魅力大大降低。然而，有这样一群电视人风云际会，以现代文化观念及行动能力，产生出思想的聚核效应，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视文化形式，将弥散的民众话题引入一条妙趣横生又独具规范的河道———《实话实说》，使一群各怀衷肠、各抒己见的平民百姓，从城市的四面八方涌来，在一个极具平民风范的主持人的引领下，开始畅所欲言的对话。”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社会，不仅为谈话节目创造了宽松的谈话氛围，提供了丰富的话题来源，而且也促进了电视从业者的传播观念的转变，在考虑意识形态要求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创造出像《实话实说》等谈话节目这样为大众喜闻乐见的节目样式和节目内容。

电视谈话节目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且还是电视人充分发掘电视声音传播符号潜力的结果。

电视是综合运用画面和声音两种传播符号的媒介，这两种传播符号各有自己的功用，有时声音符号甚至占据主要地位。“电视声迹———言语、音乐、音响效果———通过把握观众什么时候将目光投在屏幕上而在图像中居于支配地位。声迹传达的意义充分并且明确肯定，以至于我们只听声迹就能了解电视上播放的内容。因为电视是一件我们在做别的事情（例如，做饭、进餐、聊天、照顾孩子、清洁东西）时习惯地将它打开的家用电器，所以我们与电视机之间的关系常常是我们这方面成了听众而非观众。奥尔特曼坚持认为，诸如掌声、节目主题音乐以及播音员的言语这类的声音往往先于它们涉及的图像，起的作用主要是把观众的目光召回到屏幕上。”⁽⁸⁾

英国学者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则进一步主张，电视是一种谈话的媒体：“许多类型的电视节目，包括言谈节目、肥皂剧和情景喜剧，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交谈来组织的。至于其他节目，例如新闻和纪实节目，谈话似乎是其主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其他一些节目，例如警察节目，则更注意可视的图像。然而，也有迹象表明，不管电视上演播的是哪种节目，人们常常不注意观看其可视的图像，而是把电视当成一种谈话的媒体。”⁽⁹⁾

可是，声音在电视中的地位长期以来被我国电视界所忽视，取而代之的观念是，电视是以画面为主的媒介，而声音则只是画面的辅助。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和盛行，对这种观念不啻是一种挑战。而且，在电视谈话节目中，声音符号充当了主角：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被邀嘉宾的情感和经历，通过口头语言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出来，各界人士对所讨论话题的看法也在节目中得到充分表达。

二、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归类娱乐节目，而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名牌栏目《实话实说》则是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创办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源起：它脱胎于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侧重运用于社教节目。

电视谈话节目《实话实说》实际上是电视评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关于继承，首先，谈话节目继承了新闻评论节目所包含的三类信息：一为事实性信息，常作为引发或佐证论点的证据；二为意见性信息，常作为论点的组成部分或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三为情感信息，常作为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的黏合剂或发酵素。其次，谈话节目像新闻评论节目一样，或多或少要经历一个展现或再现事实发生发展、意见传达、感情经历的过程，即有事实过程的展现或再现（可通过当事者或旁观者的转述），意见性信息发出者的议论，以及采访对象情感变化的展示等等。关于发展，其一，谈话节目加重了新闻评论节目的意见性信息部分。谈话节目对于事实过程，更多的是再现而不是展现，事实信息相对电视新闻评论来说较少；意见性信息、情感信息则相应成了谈话节目的主体部分。其二，谈话节目的意见性信息更多的来自群众意见，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新闻评论节目意见性信息发出者的范围。其三，谈话节目更大程度上促进了主持人的个性化。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多半是正襟危坐在演播室中，一脸严肃地给新闻加上评论。而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更多的是与谈话对象平等交流，其语言表情、感情性格更让人感到实实在在，有血有肉。

我国电视谈话节目，不仅脱胎于我国电视新闻评论节目，而且也是借鉴外国电视节目样式的结果。世界电视早期就有这种谈话节目样式，电视史学家一般都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54年推出的《今夜》看做是第一个电视谈话栏目。但是随着电视的“成熟”，人们觉得电视更应该发展它的“看”的功能，而谈话更多地属于“听”，所以后来这种样式就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电视再度兴起谈话节目热，这种节目开始成为许多电视台的重头戏，“脱口秀”主持人成了西方社会的明星，发展到今天，谈话节目在国外的电视荧屏上已经占据了电视播出时间的近1／3。这一现象为我国电视人所注意。1993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的《东方直播室》为我国内地最早的谈话节目，而且是采取直播的方式，但其影响限于上海一地。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一炮打响，从此一股强劲的“谈话风”抢滩电视黄金档，各种各样的谈话节目相继推出，如中央电视台的《对话》、《五环夜话》、《艺术人生》、《讲述》和《时空连线》，北京电视台的《国际双行线》、《荧屏连着我和你》，上海电视台的《有话大家说》，东方电视台的《东方直播室》，湖南电视台的《新青年》、《大当家》以及湖北卫视的《财智时代》、《往事》等等。

概括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1993年《东方直播室》的创办到1996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开播为第一阶段，属于开创期；第二阶段从1996至今，属于飞速发展期。

第一阶段：1993年1月—1996年3月，这一阶段以《东方直播室》为开端到《实话实说》创办前，这时谈话节目刚刚出现，数量不多，尚未引起重视，但是也有较高水准的谈话节目。

东方电视台首创的电视直播谈话类节目《东方直播室》，是一档涉及社会、家庭、法律、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热点问题的谈话节目，其特色可从其编导王韧对崔永元主持的谈话节目的评价中可见一斑。这段评价由崔永元转述而来：“王韧话不多，看完我（指崔永元———作者注）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言，即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王韧接着说，我们现在不很好吗，抽着烟，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看你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很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¹⁰⁾不难看出，《东方直播室》讲究谈话的自然，追求谈话的真实，而这一点正是当今许多电视谈话节目所欠缺的，包括《实话实说》也是如此。《东方直播室》的创办者能在谈话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识到这一点尤为可贵。

随后而起的有上海电视台的《三色呼啦圈》。一位作家在一篇题为《信》的文章里这样描述了《三色呼啦圈》的一期节目：“接到上海电视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十月九日是世界邮政日，《三色呼啦圈》节目和市邮政管理局共同搞一个纪念活动，要我也去谈谈关于‘信’。”⁽¹¹⁾这位作家后来讲述了自己在北大荒时期与“信”有关的一段感人经历。由此可见，和当今大多数谈话节目一样，《三色呼啦圈》常就一个话题邀请各界人士来谈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另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节目是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1993年，我（时间———作者注）应总制片人孙玉胜之邀参与创办《东方时空》，负责《东方之子》专栏。我选择了主持人访谈这一节目形式。我记得当时的一个最根本的冲动就是要实现尊重人的主张，而尊重人的标志就是让人说话。”作为人物访谈节目，《东方之子》将镜头对准那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杰出人物，通过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人生信念及性格特点的集中展示，再现他们所具有的人格魅力，并借此将人生经验性的东西传达给观众。它一改中国电视对人物理解和刻画的模式化、表面化的传统，以面对面访谈的形式，通过人物自己的叙述来展示人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从而挖掘更深层次的人文内涵。这种谈话节目，充分体现了对人的尊重，电视传媒也实现了从以往的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一大跨越。

第二阶段：从1996年3月《实话实说》的创办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实话实说》的带动下，我国电视谈话节目蓬勃发展，并逐渐有了各自的特色，话题、形式越来越丰富，各个谈话栏目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态势。

《实话实说》与第一阶段的《东方之子》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时间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逐渐感觉到《东方之子》的谈话局限。……虽然它具有符合电视规律的一种形式，但仍然没有解决让老百姓说自己话的问题。它有两个局限：一个是谈话者的标准，它必须是‘东方之子’。也就是说它必须先符合入选《东方之子》人物的标准，才可以成为一个谈话人；另一个是节目只有8分钟的长度，只能讲重点、要点，其他有趣味性的东西、带有过程性思考的东西就没有篇幅容纳了。然而，最感染人的往往是吸引人们广泛参与的、能够容纳不同观点的场面的出现，所以我们就想有一种更大的谈话空间。1995年初，当《东方时空》广获好评的时候，我们已经冷静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注意到国外的‘Talk Show’，即谈话节目。”⁽¹²⁾

1995年5月4日，在《东方时空》两周年的时候，时间组织制作了一个由崔永元主持的，一个武汉的工人为了救落水儿童而全身瘫痪的节目，“争论”作为一个题材在中国电视节目中首次出现了。这是《实话实说》的雏形，它为日后开办《实话实说》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认可了主持人崔永元。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播出了第一期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随后又成功播出了《鸟与我们》、《吸烟有害，为什么吸烟》等一系列贴近老百姓现实生活的节目，颇得观众的喜欢，成为新闻联播、娱乐、电视剧、体育节目以外的又一收视热点。自此，谈话节目一发不可收，仅中央电视台就产生了一大批谈话栏目：《对话》、《真情》、《艺术人生》、《足球之夜》、《五环夜话》、《挑战主持人》、《讲述》等等。原来的许多栏目也加大了谈话的成分，有的也基本上是一档谈话节目了。例如《夕阳红》、《半边天》、《生活》、《经济半小时》等等。与此同时，各地方台也纷纷推出有地方特色的谈话节目，如湖北电视台的《往事》，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等，连不擅长“谈话”的浙江人也侃侃而谈起来（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谈话》），并且节目收视率很高。

谈话节目发展至今，从最初的一哄而上、单纯靠话题的异和奇来吸引观众，走向了以个性见长而生存发展的阶段，不同定位、不同特色的谈话节目出现在众多电视台的节目表上。

谈话节目不再是单一的谈话，而是在谈话的同时融合了多种电视文体———新闻、纪实、娱乐等等。如湖南台的《零点追踪》，它以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大案要案为主要关注对象，通过对一个个扑朔迷离的具体案件的追踪式的纵深报道，来展示法律的神圣，净化人们的心灵。栏目采取全新的运作方式，把电视新闻的快捷、专题片的叙述和营造，纪录片的客观纪实、电视剧的逼真表现、小说与戏剧的严谨结构和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电视谈话节目的观众参与，全部融为一体，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优势和特长，来一个“综合艺术”的“再综合”，追求出“杂交优势”。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把新闻题材和谈话形式合为一体，主持人约请演播室的“特约观察员”（多为经济界专家）对新闻的来龙去脉进行深入剖析，在谈话中加深了节目的力度和深度。

当代谈话节目在栏目定位、话题选择、嘉宾邀请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个性化趋向，同时，还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如《谁在说》的首席观察人点评、网上直播。河南电视台还引进了综艺形式，如按键选择、题版注释、纸条交流、外景报道和互联网调查等。有的电视台还大胆采用了直播，并利用热线电话，吸引更多的观众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