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景在争论过程中的角色

情景在争论过程中的角色

如果文化价值和实际传播行为之间确实存在差距，那么这种差距缘何产生？上述研究中，一些作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变革（Liu＆Chen，2002；Knutson，Smith，Han＆Hwang，2002）。然而，还有一些作者（He，Zhu＆Peng，2002）提出面对实际传播活动时，人们会调整自己适应情境。Ma（1996）提出一种类似观点，认为中华文化中言语攻击具有特殊语境背景，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可被理解。此外，Chen（1996）探讨中国人际传播课题时论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中具有反常现象的尤其要在其“语境”下解读，此方法特别适用于对中国内地人口“非典型性”行为的研究。

传播过程的情境性特征可能适用于中国，对其思考的一种方式为审视“预设完成步骤的传播活动”。此方法基于Philipsen（Stewart＆Philipsen，1985）和Carbaugh（1990）的著作，可被定义为“巧妙而缜密地构建与解读存在于已经‘预置大量信息’和‘通过创造、强化和转化构建传播过程’的情境中的信息”（Stewart＆Philipsen，1985，p.178）。根据这种观点，文化体现于包含大量预置信息的情境之中，并以规范、价值引导和社会期许等具体形式得以体现。尽管这些因素制约了争论者，但它们亦是争论者可用以实现目标的文化资源。运用这些文化资源，关键在于“巧妙而缜密地构建与解读”，这意味着传播者需作出积极选择（自觉或不自觉）与文化进行互动，以创造、加强或转化文化或情境。

争论者可以运用一种与文化“同步的”创造性方式选择运用文化资源，以此对文化规范进行延伸性的或反向的运用。通过检视和谐的文化价值内涵和其与冲突和争论之间关系，可以得到这种中华文化中冲突和争论情境特性的观察视角。举例来说，如果有不同的方式界定和谐并有不同的可以接受的响应冲突的方式，那么就可以创造性地进行争论以实现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