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

有关传播学在中国发展途径的探讨——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教授

访问者：韩运荣

编者按：关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新闻传播学界提出或正在尝试着诸多途径。比如，原汁原味地引进西方传播理论，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在中国进行本土化的验证研究，或者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性研究等等。事实上，每一种途径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合理性和局限性。

喻国明教授是一位跨越新闻传播理论和传媒实务研究的学者，其独特的学术位置赋予了他审视不同研究途径的冷静视角，甚至包括对其自身学术研究的反省。本文采访者为北京广播学院青年教师韩运荣博士。

关于验证传播理论

问：喻老师，您好。自传播学引入中国已有二十余年，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界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探索，比如，目前有学者积极投身于验证国外传播理论的研究中，以期对我国的传播学发展有所推进，您是如何看待这条验证研究途径的？

答：也许，这种研究确实是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成果，但从近年相关的探讨性文章来看，虽然有一种理论性的把握，但结论还是太简单。

就其验证本身而言，可以作为一个单项加以展开，但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系列项目，也就是说，当你展开一个系列项目的时候，你得先做一种大的系列项目的背景、基础、约束条件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出这种验证研究者对这样一个体系的执著。

因为你走每一步，都要知道你的目标是通往哪里，不光是说你这步走得好不好，还得说你的目标设定得好不好。就是说，你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大目标，都是大目标中的一部分，问题是，目前这种验证研究的大目标让人感觉到很缥缈。

所以说，做这种理论验证研究，首先有一个原则性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要在中国重复验证西方某个传播理论或实验，首先需要有一个研究框架，要有一系列的假设，假设中国和美国在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在哪些方面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先把大前提定下来。

只有如此，我们在做验证的时候，才会明确重点要在哪方面进行探讨，而不至于脚踩西瓜皮，走到哪儿算哪儿。

否则的话，缺少一个逻辑结构，你就不能明确，重复验证的结果到底反映什么问题？能推翻什么观点？能印证什么结论？能发展什么理论？比如，某学者在美国做了一项调查，你在中国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对这项调查的基本变量没有全面厘清的话，即使得出一个结论，除了跟别人的结果进行某种对比之外，你都难以说出重复验证的价值所在。

所以说，在中国重复验证某些传播理论，这本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由于缺少这一步，它的价值就会有所折损。

问：依您的观点，在中国本土验证西方传播理论，如何设定一个大的研究框架？

答：事实上，在验证之前，应该还有一个前期的调查。

至少，应该先对中国的整个传播环境、传播要素、传播效果影响力的结构，有一个前期的、质化性的探测，看跟美国相比，到底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各个权重之间有哪些不同？这个不同可能会产生哪些变异？一般人的认识是什么样的？要通过调查来推翻一般人或印证一般人的经验性的判断、感觉性的判断。

但问题是，在此之前没有谁做过这种大规模跨国或者跨文化的研究，谁也没有留有一个跨国、跨文化研究的一个变量的一个参数。但不能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数字依据，我们就把验证研究建立在不言自明的感觉基础之上。你不做这个工作谁来替你做，没有人替你做这个研究前提性的、但必不可少的工作。

问：如果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通过相关统计部门，能否获得传播理论验证研究前期所必不可少的调查资料？

答：对，这或许也是一条途径。但是要考虑到，第一，那些资料是不全面的，只能说会给人一些提示；第二，这些资料所组成的论据结构是不会严谨的。

问：在您看来，目前在中国做西方传播理论的验证研究，关键问题是缺少研究框架或者是大前提的设置研究，您能就此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和利弊吗？

答：因为搞理论性、学术性的研究，某些条件是可以人为设置的。

比如就一件事情来说，甲影响乙，可能有十个、二十个或者三十个因素，甚至可能更多。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允许你屏蔽掉其中诸多因素，只观察其中一、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在学术研究上是允许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把屏蔽掉诸多因素的这种关系绝对化，认为甲、乙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沾沾自喜于这种关系的建构，觉得自己做的研究很精致、很严整，从而就容易导入到一种学术的误区。

最近十一、二年我在做实践的操作研究中，就体会到，对于现实性的操作，你不能屏蔽掉任何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能“卡拉OK”式的研究。你不能按照自己的逻辑而动，你必须按照现实的逻辑去动。现实有几个变量，你就得分析几个变量，你把握不了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是你能力的问题。

所以，这就是象牙塔里的学问，跟实践的学问之间的巨大差异。

问：既然提到您对现实的研究，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认识自己在传播领域的经验研究？

答：实际上，作现实的研究是复杂的、困难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要冒风险的。

从学理的角度来讲，我始终觉得，经验研究、实证研究不是一种精致的学问，是一种相对粗糙的学问，有的时候甚至还有点儿经不起严格的逻辑推敲——因为现实中有许多关系本身其实就是非逻辑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永远面对现实那么多的变量，却又永远只能用一种经验的方式研究它、表现它。在这种经验性的研究中你无法对其中的每一个细节、枝枝梢梢都弄得锱铢必校，很准确、很完善，无法令逻辑上非常圆润。一般而言，所谓精确性和复杂性是不能在这种实践研究中得到兼容的。

但在学术上就可以做到兼容。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个数学公式，就可以表现出来。让你觉得很精致、很奇妙，使人很有学术上的成就感，而且别人可复制。实践中的经验是不太可能复制的。比如《北京青年报》的经验跟《北京晚报》看起来好像条件都一样，都在北京，都有一个团队，其实他们的经验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经验性研究的这种粗糙性又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经验性研究提供的是比较形而下的素材，如同一些“砖头瓦块”，最多就是“预制板”，它建不起一个理论大厦。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却是建造起真正坚实的理论大厦不可或缺的材料。

关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建构性研究

问：就传播理论的建构来说，您是如何看待目前您在实证研究方面的价值？

答：我们毕竟是遇到一些实践上的问题了，虽然每一项研究并没有按照经典研究，把每一个问题完满地解决。但其价值就在于它是最鲜活的东西，是研究深层理论问题的基础。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每一个“砖头瓦块”都有它自己的某种缺陷，换句话说，每一次研究，都有每一次的局限性，有自己所谓“灯下黑”的东西。但是同类调查的价值实际上并不同类，这种素材一旦积累足够多的时候，它们之间的微殊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互补效应。这种无影灯效应之后的整合，需要一个悟性更高的人对所有基础性资料来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整合，剔除一些个别和偶然性的东西，找到一些比较永恒的东西，那么，这个理论就变得精致和圆润了。

所以，这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当然，中间是可以复合的。但是总有这样一个阶段，我们会说，现在更需要的是积累材料；也总有一个阶段，质化研究比量化研究要更重要，因为积累的材料太多了，我们“消化”起来已经有点儿难了，需要消化一下既有的东西，理出一个顺序来。然后，再在新的问题单下，去做新的量化调查，所以，理论建构也是一个具有节奏感的过程。

问：在中国，您所谓的传播理论建构的节奏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答：当你要进行一个理论研究的时候，要看你的原创性的材料是多还是少。

比如我们面对一种传播现象，要准备进行某种理论上的提升或建构，以传播效果的“议程设置”理论来说，在中国，至少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谁在设置议题？现在设置议题至少有三方，像媒介方、政府、民间，当然可能还有大企业这些利益集团等等；他们在哪些方面更擅长设置？或者说影响力更大？不同的主体，其作用着力点也会不同。具体来说，政府可能在外交问题、国际事物上更能设置议题；民间可能更多地在一些社会问题、社会风潮、社会时尚上设置议题；媒介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在人为事件方面，它能追捧明星，能造出一种新的时尚来，引领着大家。那么，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是哪些主体在哪些方面，设置议题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如果到了某一个时期，我们对上述任何一个问题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多调查研究了，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相关案例，而且是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情况之下的调查，这时，我们就可以说，这些素材需要梳理了、需要做一个大的整合了。如果我们只是提出一个框架，但在这一框架之下，还只是鸡零狗碎地有一点点儿实证研究的材料，那显然是不够的。

可以说，在中国，几乎所有方面，无论是对传播者的认识，还是对受传者的认识；无论是对效果认识，还是传播产品本身的；无论是内容，还是对形式、包装的认识都极其缺少实证研究。

问：如果传播实证经验材料的积累已经足够多了，那您觉得在中国就没有约束传播学理论建构的因素了？

答：这当然是有的，而且我觉得这还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

一般来说，理论和实践之间总会保持一种所谓的张力，理论或者超前，或者跟在实践的后边作一个总结，这些情况实属正常。那么，传播学理论的建构本身有的时候可以超前于传媒实践，有的时候也会滞后。

在中国，有一个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是，作为学者的深层心理构造，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将会以何种方式、何种角度、何种比例去进入学术研究的状态之中。比如，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底牌里其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变革与反叛情结，在内心深处，缺少一种作为信仰的精神家园。

一个畸形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人，他的整个社会性的操作和认识，以及认识逻辑都会带上那个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记。我们小的时候有信仰，但这种信仰一旦被打破之后，现在要想重新建立起来，是很难的。所以，没有特定的价值归属感。当然，我们也会有自己基本的价值标准，比如，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扮演的自觉、社会良心、维护正义等，这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由于缺少一种深刻的价值体系的支撑，所以，就会使行为模式里有一种缺少根的感觉。

那么，这种行为模式在我们这代学人身上的体现就是，在其所有的理论冲动、实践冲动当中，有一种颠覆性的欲望，就愿意自己打一片天下。还不用去说其他的社会人文学者，光从我们新闻传播学者身上，就可以看到，大家都乐此不疲地在制造着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不断地制造体系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我不跟在谁的背后走，我要自己打造自己的一套体系，这实际上是一种反叛，一种没有根的感觉的体现。不认同别人，没有一种在别人所设定的框架范围之内，来做一个具体细节性研究的状态。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时候是缺乏合作精神的。不是本质上我们不想跟人合作，但是，缺少信任感，缺少团队依附的安全感。我把我的东西都交给你了，你能不能真正对我负责呢？或许，我们这代人，被人骗得太多了，虚妄的东西使人不能轻易地相信什么。因为历次运动、历次政治上的阴谋、阳谋和背信弃义，就造成了人们心底里的一种基因上的变异。

我们这一代研究者（从我这样的年纪一直到童兵老师这样年纪的人），其实都有这样的情结。说起来，这些东西好像离理论研究很远，但实际上，非常非常现实。

但是，我觉得我们下一代人，也就是我们孩子这一代，有这种意识。他们从小没有受过什么特别不公正的待遇，无论是物质上的极度缺乏，还是政治上的极端打压，让你只能接受一种思想，而不能接受另外一种思想。

他们是在相对比较平和、善意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的一种合作的精神和建设意识，我认为要比我们要强得多。

关于学术规范

问：现在学术界更多地是强调西方学术规范，您是如何评价它对我们传播研究的意义？

答：西方那套学术规范是不错的，但说实在的，我们东方智慧并不输于西方文明，只是两者具体的内涵是不同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做菜，德国人做菜要用天平去称糖，称盐；用量杯去量醋、量酱油，这是他们一套思维方式在生活方式里面的体现，所以，他们做起事来很精确，每天做的菜都一个味道。你今天吃的是这个味道，明天是这个味道，过一年去还是这个味道，质量稳定。除非你告诉他，那盐少放一点儿，胡椒多放一点儿，味道也是不错的。

所以，西方智慧特别适合于解决实用目的的操作，它可以将事物分解成许多操作环节，操作性特别强，操作质量特别稳定。那么，西方人的智慧是适应工业化的。

但是到了复杂年代，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后工业化时代，面临的情况比工业化时代要复杂得多。为什么说，到了今天，用那种程序化了的工业化的方式解决起现实的问题，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呢？

到了解决复杂变量的时候，再单单用工业化的手段肯定是不合适的。由于西方人不相信直觉的，不相信悟性的，认为它不精确，有些捉摸不住，他们不会像我们炒菜那样，添料都是什么“少许”、“适量”，所以他们的思维里缺少整体感、甚至包括直觉的把握、悟性的把握。

毛泽东曾经说过，“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话当然有毛泽东说这种话的特殊考虑和背景。其实，有的时候在某种特殊场合之下，我真有同感，真感觉到死学问害人。

比如，我们在探讨很多传播学、新闻学的问题，要用很多术语、逻辑、概念，说得还很复杂。有的时候去找一个读者，比如跟一出租车司机去探讨，这报纸好看不好看？你为什么买它？其实，他两句话说的，就是我做了这么多数据以后得到的一个结论。

有时，就让人觉得，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还绕一大圈子。当然这二者是不一样的，也并不是我们做的这一套没有价值——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些结论不同于感觉，是通过严格的科学手段得出的，因此具有恒常性和可复制性等。这说明什么呢？有时候，直觉同样是可靠的，同样可以把握一个问题的深层次的价值底牌。所以，东方智慧是靠整体感的把握，它是把握复杂事物的一种智慧。

问：对于学术规范在具体学术研究中的应用，您有什么切身体会吗？

答：西方的学术规范也不过是西方做学问的“八股文”，比如说，破题，文献引述，研究重点和难点的描述，解决问题的方法介绍、阐释，研究结论，待探讨的问题等等。

它在告诉人们如何在科研路上起步的一套基本规范是好的，但做学问，要想作得更高层次的学问，仅有这一套规范肯定是不行的。

我在教我儿子写作文就有同感。他三年级的时候第一次面对作文，不知如何下手。

首先，你要打破他的畏惧感。说其实是有一套形式的，你只要会说话就会写作文，作文不过是你口语的一种书面表达而已（书面语和口语当然是不一样的，但至少第一步要把它变成书面语）。

第二，你得告诉他一套程序、方法。比如说命题作文“春天来了”，先告诉他，别怕，其实是挺好写的。调动起你的感官，先用眼睛看远景、中景和近景；春天是有气息的，你现在闻到的气味是什么？你冬天闻到的气味是什么？对比呀！然后，春天还是有感觉的，春风吹在你身上跟冬风吹在身上的感觉有什么不同？春天也是有声音的呀！就这样，把你五官的感觉都说上三言两语，别说七百字、八百字，一千字也有了。这是告诉他写作文的一个路径，一种最起码的结构，这是进入写作状态的第一步，是一个工具，是一种导引式的手段。

但要真正去写作，一位写作大师，还考虑什么远景、近景、中景？还考虑什么五官的各种感受么？他绝对不这么考虑。他一定要以表现某个事物的意境，表现某种情感和思想作为他的灵魂性诉求。此时，他没技巧了。技巧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了，而不是刻意被形式牵着鼻子走的，不得不遵循的一个逻辑。他已经到了一种天然去雕饰的境界，这就是一个大师和一个初学者之间的差距。

所以说，我们过多地去强调规范，有时也会泯灭我们东方文化中所固有的智慧和思考方式。当然，我不是在贬低西方的学术规范，它的确是很重要，是初学者的一条必经之路，是一套规范，一套体系。但是文无定法。文是有规矩的，但是真正高水平的东西，是没有一个确定的形式和确定的要求，怎么有道理就怎么做就是了。

所以，面对问题，我们要分析，要有一种灵魂，要有一种价值诉求。首先，我不是为了作文而作文，不是为了写一篇东西而写，我不是为了单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其实，是有一种更高的境界在指导我们做这个事情。这才是一个自觉的人。

问：如果按照您的逻辑，您是一个自觉的人吗？

答：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个比较自觉的人。

我在做一件具体事情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着眼于这件事情本身问题的解决，我都是比较自觉地置于一个大的价值追求的架构之下，努力把个别问题的研究解决跟这种大的追求关联起来。

问：您的自觉意识是如何贯穿到您的研究当中的？您所谓“大的架构”是指什么呢？

答：说得浅显一点，就是对中国整个传媒发展本身有一种建构的意识，可以说，我做事的逻辑、兴趣点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

或者说，实践发展到什么逻辑，你就要关心什么问题。而不是说，在业务环节的时候，我对业务感兴趣，我就停留在这个位置上，我可能未必停留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始终追寻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使自己的研究跟上实践前进的脚步。比如传媒经济本身已经成为约束中国传媒业最大的因素，我可能会专注于它的研究，但是，我并不想成为一个传媒经济理论家；也许，下一步中国的传媒业面临着规则的重建，体制的构造，也许我会对规则、体制构造本身的问题有更多的兴趣，但是我也未必以成为一个研究规则和体制构造的专家而终结自己的研究。

实际上，我们是有这样一种经世致用的目标。

对中国传媒业来说，它缺少一些有自觉意识的人为它指路，为它点评。我觉得我们应当承担这样一个角色，不断地在点拨中国传媒业发展必要的一些问题、必要的一些路径、必要的一些方向。虽然，我并不觉得我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是我认为在这方面我做得是自觉的。

有些人对马列理论特别熟，或者有些人对传播学特别熟，这都很好，但我是觉得，我的价值是在于，如果中国的传媒发展本身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我能指出来的话，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如果我居然没有发现到这个问题，那我就觉得是我的失职。

我不是那种随遇而安的人，我是一个有大目标感觉的人。

问：您能否举一个研究的例子，来具体诠释您的自觉意识在研究中的贯彻？

答：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我们做效果研究。我们并不止于效果研究，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推进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是要解决中国传媒业发展中的整个路径问题，发展的可能性问题。刚开始从效果研究出发，从逻辑上来说，因为大家都觉得现在的传播内容，跟大家的需求之间很不一致，那怎么办呢？我们要实地看看，到底在哪些方面不适应，人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媒介现在做到了什么？没有做到什么？然后，才能提出问题，为什么没做到？继而，才有体制问题等等。

后来做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之后，又借鉴了西方、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体制方面的多样性的考察、比较研究之后，我们设计了一些体制性改革的路径主张。

但是，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使新闻业几乎在一夜之间退回到改革开放的起始状态，这便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中国的传媒发展不仅仅需要改革的理由和主张，甚至不仅仅需要一张设计精良的发展蓝图，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改革的动力问题，解决改革的执行力量的问题。不把中国传媒业沿着市场化产业化的方向做强做大，中国传媒业的改革开放就只能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境地上。于是，我们从90年代初，便开始了这十余年的具体操作策划传媒发展的一系列研究。

问：您是怎样定位您目前的研究？

答：其实，需要研究的东西特别多。比如我们跟电视部门接触的时候，他们很关心说：频道怎么样包装、设计，甚至包括一个主持人出场应该走几步，都需要一种设计。但在这方面，不是我们的专长。

就我自己个人而言，这么多年，之所以走到市场研究或者说受众调查这条路上来，我觉得主要还是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出于对业界发展需要的一种关注，对媒介发展的主要约束性因素的考察。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影响着中国传媒业往这个方向发展？整个发展有哪些可能性？是什么制约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等等。

实际上，我关注的就是，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对媒介提出了一种什么样的要求？或者反过来说，媒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对社会能够提供什么东西？简单地说，就是做媒介市场的研究、媒介发展的研究，基本是属于这种类型的考察研究范围。

问：您觉得这算不算是对中国国情的一种研究呢？

答：如果说国情也可以，就是对媒介生存环境、约束条件的一种研究。实际上是在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一种研究。我们既关心整个社会大环境对媒介生态的影响和要求，同时也关心媒介产业本身的生态问题，无论是媒介产业的竞争，还是技术革命的影响，对媒介生态本身产生的这种变革性的要求。

问：您的研究结论呢？

答：就我看来，现阶段谁在推动着中国传媒业来发展？或者说是，具有带动性意义的，最革命的因素有两大引擎。

第一是市场因素，在推动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和变化；第二就是技术革命。因为这两种力量有它们自身的逻辑和能力，在整个社会发展当中汲取营养，不受传媒业的某种意识形态的逻辑控制。所以，它们就会成为打破传媒业既有的体制束缚、观念束缚，既有的行为模式、操作模式的束缚的革命性因素。这两种因素自身发展的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太受制于某一个人好恶，或者说某一个体制的偏好，始终在按照社会逻辑和科技发展的逻辑影响着传媒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