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庆的市场开发和文化定位的耦合与偏差

传统节庆的市场开发和文化定位的耦合与偏差⁽¹⁾——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例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吴晓山

内容提要:现实中诸多传统节庆项目，由于在商业运作过程中没能很好地坚持其初始文化定位而颇受非议，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正属此类。如何理顺市场开发和文化定位的关系成为传统节庆项目存续和发展的一个瓶颈。以南宁国际民歌节为个案，通过审视其市场开发和文化定位之间的关系，并将它与传统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以及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作以纵横比较，来证明其不适的商业运作而导致其文化定位的偏差。若想达到文化与经济因素之间的和谐，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采取改观策略以坚守正确的文化定位。

关键词:传统节庆；文化定位；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三月三”歌圩；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将传统节庆进行开发，可谓遍地都是，特别在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下文简称“南宁民歌节”）即为典型例子，它至今已在毁誉参半的评论中走过十年历程。赞誉者多因其在经济方面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批评者多因其对壮族民歌文化传统的违背。南宁民歌节其本来的宗旨，即其文化定位是“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本质上应是壮族民歌文化展示的舞台，其根本性目的应在于为壮族民歌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谋求新的生长点，以求保存与发展。而为何在现实中以“背离传统”受到批评?笔者以为这是因为它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未能贯彻实行其原有的文化定位。

一、南宁民歌节的自身审视

（一）南宁民歌节经济成分与民歌文化成分的对比

南宁民歌节，是植根于远古时代乡土壮族歌圩的现代都市节庆，“歌圩”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经济因素，因此不仅从现实利益来看，它的经济因素是必要的，同时从本身来看，也无可非议，但是首先有“歌”，然后才有“圩”，正所谓“因歌成圩”⁽²⁾。因此它作为一种民歌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载体，必然不可能过多的强调经济因素，否则就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

根据历届南宁民歌节的活动内容，可将其活动分为民歌展示、相关民族文化活动、一般文化艺术行为、文化研讨、经贸行为等5类。民歌展示，包括“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绿城歌台”广场文化活动、“民歌荟萃”、少数民族声乐大赛、中华民歌大赛等；相关民族文化活动，包括广西民族风情展、“东南亚之夜”等；一般文化艺术行为，包括中外歌唱家演唱会、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中国戏剧节相关活动、时装秀、“中泰友谊”主题文艺晚会等；文化研讨，包括南宁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中国—东盟舞蹈论坛等；经贸行为，包括广西投资贸易洽谈会，南宁经贸洽谈活动，贸易物流、制造业、农业产业化等专题考察洽谈活动，以及相关产品博览会等。在明确活动类型的前提下，将这些活动内容进行比较（图1）⁽³⁾，明显发现经济与文化之间失去和谐。

图1　历届南宁民歌节活动类型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趋势

从图1可明显发现，文化性活动在逐渐减少，而经济型行为相应在增加，商业味道愈为浓重；每届文化活动与经济行为的比例同样失调。就民歌展示内容而言，实际上它只是坚持了“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与“绿城歌台”不变，成为固定活动，此两者成为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同时也为民众参与的主要活动项目。从中也不难发现，节庆内容严重缺乏文化研究性活动，例如只是在1999年第一届中有“国际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2005年第七届有“中国—东盟当代舞蹈文化发展国际研讨会”以及2006年“中国—东盟舞蹈论坛”等之外，其余都不曾开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它对文化的忽视。并且，自2002年开始由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公司承办，采用公司经营的形式之后，似乎这种表现更加明显。本来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在政府指导下由企业承办，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如利用相关企业的积极参与等活动举措，但同时也暴露出了市场的消极作用。过度的商业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传统民歌文化在南宁民歌节中的地位与作用。其实，从南宁民歌节举办时间的改变，从农历“三月三”改为与南博会同期举行，也可表明这一趋势。

（二）“大地飞歌”中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的比较

既然每届“大地飞歌”开幕式文艺晚会是展示民歌文化的主要舞台，则有必要将其中的民歌成分与其他歌曲成分作一比较。

什么是民歌?这涉及了民歌的内涵与外延，即民歌是什么，民歌的收集、整理、加工等问题。朱光潜曾指出:“我们可以说，民歌的作者首先是个人，其次是群众；个人首创，集体完成。”⁽⁴⁾这一定论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并得到了广泛认同。一首民歌的产生，常常是由某个人创作出来后，经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的集体加工而成的。由此可找到民歌的特点:“作为民族音乐的一部分，民间音乐是由历代人民群众集体创作，以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途径，以自由流变为其基本存在方式和生命源泉的音乐作品。集体创作、口传心授、自由流变构成了民间音乐的民间性的三大特征。”⁽⁵⁾集体创作，就意味着人人都可以将民歌进行加工润色；口传心授就意味着民歌的创作存在即兴性，即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受民歌当时即其流行时期格式或内容的限制；自由流变则是前两者所产生的结果。

在理解民歌内涵等的基础上，再来审视南宁民歌节，以2001年、2004年及2007年开幕式上正式演出的歌曲为例进行分析（图2）。

图2　南宁民歌节“大地飞歌”歌曲性质及比例分析

2001年正式演出有35首，按民歌标准来说有10首，不及三分之一，包括内蒙古民歌《暖吉娅》、俄罗斯民歌《雪球花》、广西民歌《什么结子高又高》及《山歌年年唱春光》、朝鲜民歌《阿里郎》、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刀喀嚓响》、加拿大民歌《红河谷》、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海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及福建民歌《采茶捕蝶》。其余有两类:一是专业创造的民族歌曲，共15首，其中包括《广西好》、《梦壮乡》、《走进西藏》、《幸福万年长》、《雕花的马鞍》、《婚事》、《太湖美》、《孤独的牧羊人》、《采茶少女》、《请茶歌》、《壮族大歌》、《大地飞歌》、《花心》（改自日本民歌）、《漓江情》及《山歌年年唱春光》。这一类歌曲虽然吸收了民间音乐的元素，但是不能归纳到民歌范畴。另一类即流行歌曲，共10首，包括《龙的传人》和《爱的就是你》、《今夜你会不会来》、《非我莫属》、《看》、《去》、《没有爱在身边》、《锁不住的旋律》、《有没有那么一首歌让你想起我》及《满江红》等。这一类歌曲则是与民歌毫无瓜葛的。2004年28首，其中为民歌者8首，所占比例不到三分之一。除了一首印尼民歌《宝贝》之外，其中4首（《抛绣球》、《世上哪有树缠藤》、《红水河》及《山歌情》）根据广西民歌改编，另外3首（《太阳出来喜洋洋》、《森吉德玛》及《永远在一起》）分别根据四川、内蒙和新疆民歌改编而成，剩下三分之二的歌曲中有近一半都是流行歌曲。2007年35首，为民歌者5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难忘的黑马》、《诺吉娅》、《重归苏莲托》和《桑塔露琪娅》等，其余为专业创作的民族歌曲（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诺吉娅》、《今夜无人入睡》、《神鹰传说》、《高原之歌》、《梦驼铃》等），或流行歌曲（如《情非得已》、《星光游乐园》、《八十块环游世界》、《因为爱所以爱》等）。可见，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民歌仅占1首（即《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更甚者在长达3小时的演出中，竟然没有一首广西原生态民歌。同时，即使纯粹意义上的民歌也是在充满现代气氛中演绎的，舞台豪华，布景绚丽，歌手在眩目多彩的灯光和振聋发聩的音响中狂歌劲舞。这些都显示出了与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背离，并越走越远。

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赞成者，认为面对这些新的民歌，不应“胸怀狭窄”，而应具有“开放”的思想。“不仅将民歌视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构成的复杂性范畴，从而看到其外延和内涵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且应将民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时间运动范畴，从而看到其灵活性和流变性。从这个角度看，民歌可分为狭义民歌和广义民歌，或者分为纯民歌和杂民歌，可将那些土生土养、原汁原味的民歌视为狭义民歌或纯民歌，并将那些经过人文化、都市化、现代化、表演化的民歌，无论创作还是演唱，无论其作者、演唱者的文化身份转移还是受体的文化身份的变迁，可视之为广义民歌或杂民歌。”⁽⁶⁾将民歌的内涵进行扩充，外延进行扩大，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如此也许能应付民歌当前的严峻现状，但肯定这将使民歌脱离本身性质，并使内涵出现紊乱，对民歌的评判将失去标准，无益于民歌文化的传承与长远发展，绝非民歌的自救，也绝非民歌未来的走向。假如内容与形式毫无合理的脱离，自然而然将失去民歌中体现民族特色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如此也就会失去其最具魅力、吸引人的精华部分，而余下的华丽外表，虽然也许能获得一时的喧哗掌声，但依然只能代表毫无意义的虚荣或贫乏。所以这是应当批判的。例如，把《刘三姐》这一传统题材伴以疯狂的摇滚，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南宁民歌节并非民歌盛典，并假如一味以“时尚”为标准，以追求经济为归依，这是与民歌传统文化的背离。自举办以来，南宁民歌节在此方面的负面作用愈为严重。尽管舞台气势恢宏，尽显现代时尚，明星阵容浩大，然而却没有广西原生态壮族民歌的一席之地，充满“都市文化”、“时尚文化”，而“民歌”缺席“民歌节”的结果，也许是那些被误导者纵容或指引所导致，但是应该绝非他们所想得到的结果。

二、传统歌圩、城镇歌圩与南宁民歌节

当前，壮族歌圩呈现出传统歌圩、城镇歌圩、都市歌圩的发展趋势。武鸣“三月三”歌圩、田阳敢壮山歌圩、宜州壮族歌圩等即为城镇歌圩。其中武鸣“三月三”可谓典型。武鸣县是壮民族聚居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素有“三月三”歌圩习俗。从1985年起，武鸣县在县城开始举办壮族“三月三”歌节。至2003年，本以“弘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打造壮民族文化品牌，促进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宗旨，将“歌节”改名为“歌圩”，并于2007年11月入选第一批南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圩是壮族文化的重要特征，然而“如果失去了共同的文化，将不成其为原来的民族。……而只要还保留着共同的文化特点，就有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特征”⁽⁷⁾。因此无论发展的途径如何，坚守文化层面的民族本质，是最基本的原则；可见作为“都市歌圩”的南宁民歌节，必须坚守正确的文化定位，这是实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关键，也是其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

（一）三种形式的总体比较

这里将其发展轨迹中的形态作一比较（表1），以明确南宁民歌在实践中文化定位的偏离，其中城镇歌圩以武鸣“三月三”歌圩为例。

表1　传统歌圩、城镇歌圩与南宁民歌节

资料来源:传统歌圩相关内容主要源于潘其旭的《壮族歌圩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武鸣“三月三”歌圩节相关内容由武鸣旅游局提供资料；南宁民歌节相关内容主要源自实际调查中所获资料及其宣传资料。

可看出，作为发展中间阶段的城镇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与传统壮族歌圩比较，在许多方面呈现不同。首先，从活动组织方式来看，传统歌圩由民众自发组织而成，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形成，虽然存在民众自发的因素，但其形成主要还是建立在政府参与、组织的基础之上的。其次，从歌曲类型来看，传统歌圩中歌曲类型一般都为原生态壮族民歌，而武鸣“三月三”歌圩的歌曲，尽管传统的壮族民歌仍然是重要部分，但自行创造的带有民族风格的歌曲也占有不小比例。再次，从参与主体看，相对传统歌圩而言，武鸣“三月三”歌圩参与的主体虽然仍然是本区域及相邻地区的民众，但是由于许多旅游休闲者参与其中，使其显得更加泛化，一定程度上，它已成为了一种旅游资源在进行开发、利用。最后，从两者的功能来看，由于武鸣“三月三”歌圩中经济的内容增加，使发展经济成为主要目的，从而削弱了传统歌圩的交流、社会教化等方面的功能，并使其择偶的功能几乎不再存在。

相对传统歌圩，武鸣“三月三”歌圩虽然在活动的组织形式、内容、功能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基本性质并没改变，无论从参与的主体、举行时期、还是歌曲性质等民俗基本要素和传统惯例方面，都体现出了民族特质的性质。壮族民歌在此依然具有“激活族群记忆、传播知识、活跃社群交流、加强文化认同的特质”⁽⁸⁾。然而南宁民歌节，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运作方式、内容、功能改变了，其性质也处于转变状态，作为节日基本要素和表征的时间和地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早已超出了民歌艺术的现代表演和文艺搭台、经贸唱戏的简单化内容，而更清楚地表现出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展示、地方文化身份的塑造、族群和社区认同的维系、本土与外来观念的冲撞等多种因素存在着复杂微妙的共生互动关系”⁽⁹⁾。那么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保持“民族最根本的特征”?可以看出，贯彻“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这一体现文化定位的宗旨是关键。“面对当今强烈的‘全球化’、‘一体化’的冲击，对这种文化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之根的呼唤、认同与养护，也是一个民族沿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否则“会使一个民族迷失最基本的认同依据，在文化的根部动摇归属方向，找不到精神的国籍——这将是灭顶之危”。⁽¹⁰⁾

（二）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的比较

再就武鸣“三月三”歌圩节与南宁民歌节做一较为具体的分析。

从文化层面来看，武鸣“三月三”歌圩节较南宁民歌节更能体现传统民歌的特点。举办时间定为农历三月初三，大约4—5天时间，这更符合民众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心理，这也是民众能自发参与的一个积极因素。在举办形式及场所上，较南宁民歌节更显大众化。在歌圩城镇化的同时，也存在更为传统的歌圩形式，各乡镇、自然村的民众自发形成歌圩。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武鸣大致有28个壮族歌圩点，多数于农历三月举行，其中三月初三的有县城、甘圩、那羊等14处，三月初九有陆斡、覃李等4处，清明之日有覃内，三月十三有罗波等。

在举办内容上，根据表1也可看出其中传统、大众文化的内容较多于南宁民歌节。以2007年及2008年武鸣“三月三”歌圩节的主要文化活动内容为例，2007年主要有千人竹杠阵、山歌擂台赛、建设新农村“663”工程文艺比赛、板鞋竞速、武术散打、抛绣球、抢花炮、搬运粮食、斗鸟、斗鸡、斗狗等活动项目。2008年主要活动内容有歌圩开幕式、千人竹杠阵表演及竞赛、山歌擂台赛、民族体育竞技展演（抢花炮比赛、30人板鞋竞速、抛绣球比赛、“搬运粮食”接力赛、“赶猪”接力赛、花样跳绳、武术散打擂台赛）、广场文艺演出（“壮乡欢歌”文艺晚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663”工程壮话小品比赛、特邀艺术团专场演出）、旅游美食节、民间传统斗狗、斗鸡、斗鸟、斗牛比赛、书画、摄影作品展等。可以看出，其中存在传统歌圩形态的影响，并同时体现了现代歌圩形态的因子。而南宁民歌节更趋于都市化，除在形式上外，几乎难以看到其中存在原生态歌圩对它的影响。

武鸣“三月三”歌圩节和南宁民歌节，都是建立在传统壮族歌圩的基础上的，也都是在政府的积极支持、参与的条件下生长与发展起来的。两者利用区域文化特色优势，在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谋求经济的发展，这无可厚非，因为这既是对传统歌圩习俗的继承，同时也是现实的需要。但是民族文化资源毕竟与一般的经济资源不同，它存在自身的特点，不可再生，同时也是一个民族或区域人们的重要精神风貌的体现，而作为民歌文化而言，正是壮族精神的体现，是壮族的特质，因此不能为追求经济利益而不顾传统民歌文化的完善与发展。

三、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无独有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为壮族歌节的第二年，即1984年，曲阜县人民政府创办“孔子诞辰故里游”。本来这只是一个纯经济性目的的旅游项目，但是在利用名人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于1989年进行了重新定位，更名为“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下文简称“曲阜孔子文化节”）。于每年孔子诞辰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期间，即公历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行。并确定了“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定位。当然也毋庸置疑，曲阜政府这一举措的内在目的中包含有经济性目的，与广西欲借“民歌”以“文化搭台”达到“经济唱戏”的目的一样。但是从其发展的历程来看，它始终坚持、贯彻了原有的文化定位。至今已成为一个由山东省人民政府、国家文化部、国家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办，由山东省县各级部门或政府或相关企业承办的，一项融纪念孔子、交流文化、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旅游节庆活动，无论在文化还是经济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

本质上，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都是一个融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综合性大型节庆活动。只是各自凭借的文化资源类型、形式不同而已，一是借助区域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的优势以及中国传统民歌文化的深厚，一是依靠中国先哲名人故里以及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但这无法改变两者本质上都是为一个节庆的性质。因此可将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研究南宁民歌节研究的横向比较对象。

从举办组织来看，两者都由政府机构举办，并都由国家部级单位挂帅，但是相对而言，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单位更为广泛，它是由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旅游局三个部级组织以及山东省政府参与，同时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而南宁民歌节是为国家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和南宁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比较之下，曲阜孔子文化节得到了政府更高的重视。

从运作方式看，曲阜孔子文化节采取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业联手承办，共同运作的方式，而南宁民歌节则是采用政府指导，完全由企业（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进行市场运作的方式。两者的运作方式比较，各有利弊。在政府正确的指导和强有力的调控下，以及在市场较为完善的基础上，采用市场运作的方式更能适应节庆市场的发展。但是，当政府意识中商业成分过度，或承办公司难以把握节庆的文化定位，或难以顺应市场时，市场运作的方式则是弊大于利的，当前南宁民歌节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从地缘条件来看，曲阜孔子文化节的举办地点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南宁民歌节的举办地点在广西省会南宁市。比较而言，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地缘条件上更具优势，因为南宁位于广西西南部，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毗邻，在环北部湾范围之内，属亚热带气候，四季常青。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系的加强，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落户南宁，南宁民歌节更加显出地缘优势。

从参与群体来看，两者都采取了国内全面宣传以及国际化的策略，都利用各种媒介，如中央电视台、各类报业、新华网、人民网等强势媒体，以吸引全民关注、参与。在国际化策略上，虽各有侧重点，曲阜孔子文化节侧重于日本、韩国等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国家或地区。同时，比较强调发展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市场。而南宁民歌节侧重于东南亚诸国，以及比较重视美国、英国等发达欧美国家的客源市场。两相比较，难分高下，但是就群体参与的程度而言，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较为落后于曲阜孔子文化节。

从举办内容看，两者都是利用文化交流、旅游观光、学术研讨、经科贸旅合作等形式来安排节庆活动，涉及文化和经济等多方面内容，且两者都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因此在内容方面的比较，两者应无差别，但实际表明，南宁民歌节在文化内涵的挖掘方面未及曲阜孔子文化节充分。

（二）南宁民歌节与曲阜孔子文化节两者文化定位的比较

由上比较可知，曲阜孔子文化节，作为与南宁民歌节同样性质的节庆，其影响、规模等却都超过了南宁民歌节，究其原因，绝不在于所利用文化资源对象的不同。传统文化资源无大小之分，正所谓“境界无大小”，应在于其资源的优劣，两相比较，传统民歌文化甚至传统壮族民歌文化资源，绝对有着与作为名人资源的“孔子文化”同等的地位。可见其原因应当在于如何进行文化定位，并怎么去真正地贯彻它。如何实现一个文化节庆的文化定位，必须依靠节庆的举办宗旨、举办单位、参与对象、宣传手段等多方面多层次来反映的，若对这两者的文化定位进行比较，也必然进行多方位比较，但是最能反映文化定位的是活动的内容，因为它是前述这些方面的基础，是其文化定位的真实体现。同样根据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活动分类，可分为“孔子文化”展示、一般文化活动、文化研讨、县域文化展示、经贸行为等5类。“孔子文化”展示，包括孔子诞辰纪念暨祭孔活动、“孔子教育奖”颁奖活动、孔子学术会堂、《论语》及古诗文朗诵等；一般文化活动，包括大型文艺演出、主题焰火晚会、街头戏曲定点演出活动、景点文艺演出、古琴音乐会、摄影展、民间文艺展演、名人书画展等；文化研讨，包括孔子及儒家思想学术报告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用高层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尼山文化论坛等；县域文化展示，包括嘉祥石雕艺术节、鱼台孝贤文化节、梁山水浒文化节等；经贸行为，包括旅游热线推介会暨旅游商品博览会、专利高新技术产品博览会、经贸合作交流、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人才交流会等。在此基础上，将各项内容进行比较（图2）⁽¹¹⁾，可发现其中文化因素始终占据主要地位，坚持以“纪念孔子，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主线，连贯各项活动，文化行为在历届文化节中占据主要地位。

图3　曲阜孔子文化节2000—2008年各类活动内容对比与分析

曲阜孔子文化节其本身自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这里不作评论，只将其与南宁民歌节进行比较，以体现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足。且不论，最能体现南宁民歌节文化定位的“大地飞歌”中所含有“民歌”成分较少的事实，两相比较，明显可知，就其所附活动而言，经济因素远远地超过所含文化的成分，即使从活动的名称来看，似乎也过于商业化。毫无必要所谓的“冠名”（如“南宁化工·绿城歌台”、“联通之夜·大型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等》”等），给人以赤裸裸的金钱气息，而显得与民歌节毫无瓜葛。其实吸引商家、筹集资金的方式有许多种，如曲阜孔子文化节中所谓“儒商”即为例子，并且在一定程度应该倡导商家从公益的角度进行赞助。相对而言，南宁民歌节在其文化定位过程所出现的偏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未能多角度展示民歌文化

这也就意味南宁民歌节所设计活动并不能充分挖掘民歌文化的内涵，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将孔子文化放置于一个“大场景”来审视，从孔子到祭孔大典、古典礼仪，从儒学到古典习俗、齐鲁文化等，从教育到古典诗歌朗诵、书画竞赛等，从而做到多角度展示、多方面利用。民歌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镜子。壮族民歌文化是贯穿于其他文化现象之中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及建筑艺术、饮食、礼仪等等都离不开壮族民歌的影子。反之，则能在壮族各种文化中体现出壮族民歌文化。因此完全可以多角度来审视民歌，并设置相关项目，并可将壮族传统的喜庆婚俗、迎客歌俗，甚至壮族古时祭祀、巫术等等为内容设立项目，进行艺术的展示等。其实这也正是南宁民歌节总是只有单调的“大地飞歌”与“绿城歌台”作为展示民歌的舞台的原因之一。

2.严重缺乏学术研究性内容

这也就意味社会文人学者阶层参与的程度不高，一定程度上将减少社会的支持，或缺乏理论上的指导。南宁民歌节自举办以来，只有1999年、2005年及2006年三届活动中设置有相关内容，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则不仅每届安排固定的项目，如儒商文化论坛、儒学学术报告会等，且不时增加一些新的研究性项目，如2006年设置有“梁山文化民俗研讨会”等。其实民歌文化尚待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南宁民歌节完全可以增加此类内容，如可长期设立相关传统民歌文化研究项目，也可以专题研讨、作品研讨等形式进行设置。

3.区域内地方性文化展示机会少

因此，南宁民歌节自然也就无法真正起到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的功效，体现浓郁民族风情的特点。除了其在文艺晚会上地方民歌有所展示自己风采，就是每届的美食节颇能展示饮食文化了。可是八桂大地，文化何其丰富，本就有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资源，有着典型的岭南文化。并且区域内文化又各呈其彩，壮、瑶、苗、侗等民族随选其中之一，都会有让人产生惊艳之感的文化。但是这些却没有展示的机会，其实即使广西区内各异的壮族民歌也未有充分展示的舞台。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却能在区域内各地找到各具有特色的文化作为对象，在节会上进行展示。如曲阜孔子文化节每届都是固定或特设的地方项目，如嘉祥石雕艺术、梁山水浒文化等，充分展示了办节目“突出地方特色”的特点。

4.文化与经济之间缺乏融合

这以致南宁民歌节显得文化内容贫乏，商业化过度。本来经济目的，是为主要目的之一，但实现经济目的是必须依赖于壮族民歌文化这一土壤的。当然这并不是一定排斥其他经济因素，适当条件下（经济与文化因素联系视角不同，融合性显示也就不同）依然是可以存在各类经济因素的，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没有必要将某些毫无关系的经济成分放置其中。因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只寄托在一个节庆之上；同时与此相联系的经济成分，已是涉及甚广，例如旅游业、音乐产业、传媒业等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在此方面则是显得十分成功的，例如从孔子到孔子故里游、孔子商品展览交易会、孔孟颜曾圣裔恳亲联谊、海外孟氏后裔恳亲联谊、曾氏后裔恳亲联谊等，从儒学到儒商大会、儒家文化与企业信用高层论坛等，从教育到孔子修学游、教育用品展览会、人才交流会、海外留学人员孔孟之乡创业行等，可谓是层出不穷，让南宁民歌节相形见绌。

同时，从其他方面来进行比较，也可发现南宁民歌节中文化定位的不足。将两者的专门互联网站进行比较，其中形式设计或技术水平且不说，就两者的栏目内容来进行比较，差异也较大。南宁民歌节的官方网站主要栏目为“快讯”、“直播”、“视频”、“图片”、“大地飞歌”、“风情东南亚”、“经贸洽谈”、“绿城歌台”、“明星”等；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官方网站则为“新闻动态”、“文化节资讯”、“儒家文化”（“诸子百家”、“儒学典籍”、“儒学研究”、“当代儒商”）、“天下文庙”、“文化圣地”、“孔子学院”、“文化产业”、“图像中心”、“视频中心”、“过客留言”、“博客”、“百度孔子吧”等，并配有英文版。不言而喻，南宁民歌节不仅缺乏研究所利用文化资源的栏目，也缺少能体现传统壮族民歌文化的甚至传统民歌的平台，体现的更像一个纯粹娱乐、而非推广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网站。另外，两者的运作方式虽然实质上是难分优劣，但至少可以知道，单一专业公司承办运作的方式，应该更容易跌入过度商业化的恶性处境，而造成对其文化定位的偏离。再如两者的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门票来比较，2008年南宁民歌节的总门票共分为1 080元、880元、780元、680元、580元、380元、280元、180元八个档次，分别设为VIP区、嘉宾区、歌迷区、台阶区等四大区域；而曲阜孔子文化节的门票仅分350元、450元两个档次。南宁民歌节明显的体现了其谋求经济利益的目的（其中皆带以数字8的做法且不作妄评），并如此高价及高低之差距如此悬殊，不仅让百姓望而止步，而且让人难免有“人分等级”的想法，而非所谓区域划分。更为严重的是这将使其远离本来的文化定位，丧失文化关怀的初衷，失去大众基础，成为“货真价实”的谋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四、南宁民歌节必要的改观策略

民歌有着自身不可变更的本质内涵，也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内在机制，这集中体现在唱山歌、对山歌、赛山歌、听山歌等经千百年锤炼而形成的风俗，及其内含的隐形的制度化的规则与规范。所以一切作为保护、保存、承传壮族民歌的所有举措，不仅应该坚持民歌的本质不可更改，而且也应该遵循其内在的发展规律，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因为那正是其很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的原因所在，而不可人为的破坏，而这也正是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化意识等应该予以准确的文化定位的内容。南宁民歌节所奉行的宗旨“继承和弘扬壮族人民的文化艺术，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是其文化定位的体现。于是观之，真正贯彻正确的文化定位，是南宁民歌节实现初衷，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在此前提下，至少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一）深层挖掘、多方位展示传统民歌文化

南宁民歌节应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民歌文化的内涵，对其进行多角度审视，以求充分展示民歌风采，如在与曲阜孔子文化节的比较中所言。在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保护优势的文化资源，否则现在的绚丽也许只是昙花一现。而当前必须要做出的决策，则是充分利用传统民歌文化成分，将所谓的“新民歌”、“假民歌”，以及“非民歌”等请出舞台。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初衷，做到“名正言顺”。其实不管从经济还是文化的角度来说，独具特色且资源丰富的中国传统民歌文化也完全可以用来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有能力支撑南宁民歌节的良性运行。优秀的传统民歌并非没有市场。如纳西族东巴古乐曾在伦敦伊丽莎白女王演奏中心首场演出成功后，又在中国驻英大使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曼彻斯特音乐节、赫尔大学音乐厅和伯明翰艺术中心分别举行了七场音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高度评价。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传统民歌文化完全有能力独立支撑起南宁民歌节，并达到文化传承与发展、区域经济建设两个目的。当然这不是说必须将民歌定位于“传统”或“经典”而不变，适当地顺应时代需要而变化，是民歌本身发展的必然，并且在现实中也能获得受众的认同。例如《康定情歌》、《小河淌水》等民歌配上轻摇滚，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融合在一起，也博得了年轻人的喜爱以及中老年人的认同。而将“假民歌”等充斥其中，或干脆以流行、通俗代之，不仅只是鼠目寸光地谋求短期利益的做法，更甚是破坏传统文化的犯罪。“在技术力量的强力作用下，民歌原有的古朴、纯真之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强烈的刺激感，只在偶尔的尾音残留着原初的遗韵。”⁽¹²⁾这样的结果无疑不仅是遗憾，更甚应是悲哀。壮族优秀传统民歌的弘扬与发展，应该是把时代气息与民族风格更好的结合起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二）拒绝迎合世俗，坚持正确的演绎方式

不仅应该把所谓的“新民歌”、“假民歌”，以及“非民歌”等请出舞台，民歌的演绎方式也应该采取正确的形式。而完全一味追求时尚，迎合世俗，这无疑是对壮族传统民歌文化的摧残。如此以往，文化资源的优势很可能丢失，自然也就无法保证良性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处理好传统与时尚的关系。“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样的话，在非哲学的层面来说，显然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假如当南宁民歌节因为非时尚或流行，而失去追星一族，无足为怪，也不足可惜，因为在世俗的影响下，他们只是一群盲目的崇拜者而已。真正意义上的民歌艺术节同样会吸引更多喜爱民歌的观众。同时假如当南宁民歌节成为世俗追星族的中心，害处不仅体现在对当下的年轻人对民歌产生误解，认为那些非民歌的歌曲就是民歌，民歌的演绎就是应该伴以摇滚与疯狂，以致传统民歌难以实现健康发展，而且也造成对传统民歌文化的直接损害。把民歌演绎成摇滚与疯狂的做法的确吸引广大的年轻人，当问及他们来参加开幕式的原因时，多数表示是因为自己喜欢某某明星。年轻人喜欢时尚或异文化，天性使然，对民歌文化的不喜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的美。其中也有认识到民歌价值的年轻人，他们希望歌手就是普通演员，是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想听到歌手们真正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以来自大山里的歌声演绎他们内心所想表达的东西。也许这种观点才能真正代表民歌的未来市场，实质性地反映了民歌未来的发展前途。

（三）正确、积极引导，扩大民众参与

在当下南宁民歌节的运作中，政府无疑居于主导性的地位，其正确的指引，是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以及民歌在新的层面上展开的。从现实来看，民众参与的程度并不高，如从高价位的门票来看就可知道。而民歌的听众必定永远是民众。一些民众只对每年有哪几位明星来参加等等感兴趣，其他的活动鲜有参与，甚至知晓。所有活动中只有美食节比较贴近广大百姓，其他活动与民众还存在一定距离，并且大部分民歌都引起不了他们的兴趣，甚至引来不满的批评，认为其所演绎的歌曲并非本质上的他们喜欢的民歌。其中原因主要应该是与政府的引导或者与南宁民歌节举办的内容与形式分不开的。因此应不仅正确引导民众，同时还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改变当前民歌节所存在的问题，提高传统民歌文化因素。有许多民众还对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如建议在壮族地区的基础教育中，增加传统民歌的知识内容，以期年轻的壮族人更好的理解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等。这样的建议不论其可行性如何，但是其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四）适度商业化

回顾南宁民歌节走过的历程，不可否认，市场化运作带来的活力，在创造品牌、筹集资金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也存在过度商业化的不利因素。公司经营必须围绕文化定位来运作，就目前现状看，显然出现了偏离。在融资方面，应该以社会效益为投资者的主要吸引力。以为别出心裁地将民歌艺术节的商业项目“分类打包”，以实现投资者的“独家冠名权”、“专用指定权”，其实这是典型的过度商业化。应该采取灵活的融资策略，并坚持从公益的角度来与商家洽谈业务，更多地以社会效益的因素而非经济因素来吸引商家投资。在演艺活动策划方面，应该坚持民歌的本质内涵不可更改的原则，以及遵循民歌自然发展的规律，从不同的角度来联系经济项目与民歌或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等等。在营销宣传方面，应该以推广民歌传统文化，以及文化交流为首要，而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致使大量的商贸活动充斥其中；也不能为“门票”而一味的迎合当下时尚，让流行、通俗的热歌辣舞占据舞台或演绎所谓的“新民歌”，而使经典的民歌被更深层次的边缘化，被压缩在很小的空间，单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文化定位，必将造成严重“生态失衡”，并使其丧失持续高速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民歌艺术节必须坚持公司正确运作，避免过度商业化。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the Bias Between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Festival

Wu Xiaoshan

Abstract:For failing to properly maintain their original cultural orienta-tion in the course of commercial operation，som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 pro-jects are frowned on，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Festival is one of such case.How to rational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ket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becomes the bottleneck of ret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 traditional celebration projects.This paper uses 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Festival as its study case，and compares it with Wuming March Song Festival and Qufu International Confucius Cultural Festival，and tries to prove that improper commercial operation can cause the bias of cultural orientation.Changing strategy should be used to retain proper cultural ori-entation and reach the harmony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traditional festivals；cultural orientation；Nanning Interna-tional Folk Song Festival；March Song Festival；Qufu International Confu-cius Cultural Festival

【注释】

(1)本文为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壮族民歌文化的产业化道路”（项目编号:08FMZ005）的阶段性成果。

(2)梁昭:《汉、壮文化的交融与疏离——“歌圩”命名再思考》，《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

(3)相关数据来源:根据本人调查中所获资料；同时参看王杰:《寻找母亲的仪式: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审美人类学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5)居其宏:《民间音乐的现代传承及其著作权归属》，《人民音乐》1994年第9期。

(6)张利群:《民族区域文化的审美人类学批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7)黄淑娉:《民族识别及其理论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8)巴莫曲布嫫:《口头传统与书写传统》，《读书》2003年第10期。

(9)王杰:《寻找母亲的仪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0)贺学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根据调查所获资料。同时参看李民，袁龙飞:《彰显儒家文化　绽开节庆之花: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回望》，《青年记者》2006年第5期；段磊萍:《在创造中保护文化》，《瞭望》2005年第4期；贾淑红、孔祥龙:《千年礼乐万古儒学:2004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统一论坛》2004年第6期。

(12)于琦:《透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王杰:《寻找母亲的仪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