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分享的异化

2．跨文化新闻传播：意义分享的异化

新闻是以大众为对象的话语形式，它和私人信件或特殊目的的出版物不同，它的受众是广大的群体。新闻要有效传播，必须瞄准一定范围内的大众的共同性，事先假定相当数量的知识、信念、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是大众共同分享的，对于大众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新闻总是试图“搭建”共同经验，帮助大众达成理解。同时，新闻不是私人话语，而是公共话语，按照新闻职业理念来说，新闻报道是新闻事实的非个人化表达，是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共表达，但是，由文化所塑造的大众必须通过影响记者或媒体，进而影响新闻的价值判断、叙事框架、主题选择，否则，就难以实现新闻传播的意义分享。所有这些使得新闻的话语风格限定了谈话方式和话题。比如下面这种常见的讲究意义分享的新闻报道：

《纽约时报》1982年2月新德里电　这是数以百计的印度电影表现的故事：一位骄横的婆婆大发雷霆，指责自己的寡媳出卖自己家庭的利益，并将她逐出家门。

这次发生的可不是影片中虚幻的故事：婆婆成了七亿人民的领导者、位高权重的英迪拉·甘地总理。

儿媳是二十六岁的玛尼加·甘地，她是总理已故的儿子桑贾伊的遗孀。

在这里，记者非常明白新闻话语的接近性和趣味性，以美国人对印度影片的“文化经验”，达成了对一个陌生文化的事件的“意义分享”。但是，对于印度文化来说，这样的“文化经验”只是虚拟的、单一的，并不是真实的、全面的，而且当这种文化经验积累多了之后，就会形成文化偏见。这样的偏见反过来会“过滤”新闻事实，左右谈话方式和话题。

“意义分享”是公民自治和市场化运作共同制造的话语风格，它常常依赖文化群体的共同经验、兴趣以及共识，并且进一步转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它便有可能异化为一种支配性的力量，建构主流话语，偏离具体讨论，忽略具体感知，消解事物的多样性与新闻的公共性。作为公共表达的新闻话语往往更能选择特定文化群体的谈话方式来表达新闻事件，从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新闻媒体表现出话语的对立。再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1991年，在美国艾奥瓦大学，学物理的中国学生卢刚没有争取到奖学金，他对这一结果提起上诉，没有成功，后来也没有得到在大学教书的工作。10月31日，他进入物理系，开枪杀死了处理他上诉的顾问、同学和旁观者，然后开枪自杀。美国报纸对此事的报道集中于卢刚的品质上：心理弱点（脾气很坏、性格险恶）、生活态度（个人认为枪是拯救不满的重要手段）、心理问题（他是一个心理有点不正常的人，他使自己成功也使自己毁灭，他的心理问题面临着挑战）。而中国报纸的报道则大不相同：中国记者强调卢刚的行为一定与某种背景有关，如卢刚与导师的关系不好，与被枪杀的同学处于敌对状态，与中国人群体隔离，中国社会给他造成的压力（“是中国尖子生教育政策的牺牲品”），以及美国的社会背景（枪支管理混乱）。

同一事件为什么出现了对立的叙事？主要是因为美国媒体选择个人主义文化的谈话方式，一切从个人出发来“编排”事件；中国媒体选择集体主义文化的谈话方式，一切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出发来“编排”事件。会不会是中国媒体偏爱中国学生，有意把他的犯罪归结为社会原因？另一篇报道似乎又否定了这一点：

同年，一位名叫麦克温尼的美国邮递员丢掉工作，向工会提出上诉，没有成功，后来也没有找到专职工作，11月14日，他走进曾经工作过的邮局，开枪杀死了处理他上诉的管理人员、几名同事和旁观者，然后自杀。莫里斯和彭凯平发现这些报道与对卢刚的报道一样，美国记者把焦点集中在麦克温尼的个人性情方面（“不断受到暴力威胁”、“脾气火爆”、“狂爱武术”、“精神不稳定”）。而中国的报道则强调对麦克温尼造成影响的环境因素（“职业杀手最近被解雇了”、“邮局的管理人员是他的敌人”、“受到最近其他杀人案例的影响”）。^[21]

很明显，依然是相似的文化方式“编排”了新闻事实。“意义分享”就这样在日常新闻话语中异化为一种支配性力量，让主流文化意义、主流意识形态左右千变万化的事实的表达，而且让公众的互动与公共讨论都被笼罩其中，成为虚拟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