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异化

消费异化是一种特殊的客体主体化过程，它是物的依赖关系社会阶段特有的消费形式。异化消费过程中，消费行为的目的发生了变化，消费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不是为了人的生存发展的目的。在现代社会，商品生产者为了进一步获得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人们大量消费，人们的消费观念受商品生产者、商人和媒体诱惑，人们的消费是为了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谋利的、作为手段的消费;人们购买和使用某种物品对消费者自身无益，是受外界条件影响的。人们为消费而消费，为占有而消费，人成为商品物的工具、奴隶，产生了对身心不利的结果。因此，在这里，消费背离了本来的意义，被赋予了其他意义，消费异化了。

一、什么是消费异化

要研究异化消费，必须先了解异化概念的含义。“所谓异化，就是主体由于自己的活动而外化出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主体自身。”^[2]异化是指他自身的行动，对于他来说，成了一种陌生的力量，监督并反对着他，而不为他所控制。马克思认为:“异化既表现为我的生活资料属于别人，我所希望的东西是我不能得到的、别人的所有物;也表现为每个事物本身都是不同于它本身的另一个东西，我的活动是另一个东西，而最后……则表现为一种非人的力量统治一切”^[3]，弗罗姆也对异化进行了解释，“所谓异化，就是一种经验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人体验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们可以说，他同自己离异了。他不觉得自己是他那个小天地的主人，是他本身行为的创造者——他的行为及其后果则成了他的主人，他服从这些主人，也许还会对主人顶礼膜拜。”^[4]

(一)劳动异化理论

在近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异化问题，黑格尔曾阐述过客观精神的异化，费尔巴哈论述过宗教的异化，青年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的本质活动——劳动的异化以及这种异化所带来的非人化的后果。马克思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异化。首先，异化劳动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处处可见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现象，即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和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并且，他的劳动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他的力量。其次，造成劳动产品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即劳动从人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活动蜕变成外在的、强制性的、自我折磨和自我牺牲的谋生活动。再次，由于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化劳动，因此，劳动活动的异化也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最后，上述三重异化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即人与人的冲突与背离。

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的异化属于物的异化，它只是异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和人的本质的异化属于人的自我异化，它是异化的深层规定性和实质。马克思指出，要变革不合理的世界，实现人的解放，最根本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改变财产的占有方式，而在于从根本上扬弃劳动活动的异化本性，恢复人的本质活动的自由自觉的和创造性的本性，由此，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根本上是以人的生存方式为关注点，以人的解放为中心的。

马克思的关注中心更多的是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批判。这与马克思异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具体说，19世纪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阶级不平等和冲突，而文化的危机问题尚未从历史进程的深层突现出来;当时生产占主导地位，消费对生产和市场的巨大作用还表现得不明显，在这种大背景下，虽然马克思意识到了人的异化的扬弃和自由自觉实践本质的复归是人的解放的核心，但他还是在现实层面上把这一问题转换为消除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的问题，更多地期望通过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来解决人的具体劳动产品对人的统治的问题，而较少地思考文化和消费层面的冲突和异化问题。

现代人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已不只是由于具体劳动产品对人的异己统治而引发的经济和政治困境，而且越来越表现为由于技术、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念等普遍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异己统治所导致的文化——历史困境，现代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则是通过文化和消费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二)商品拜物教理论——异化消费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深刻论述了商品作为外在的物对人们的统治。实际上商品拜物教就是商品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

所谓商品的拜物教，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和人们对商品物的一种类似宗教的崇拜观念。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手段，但却变成了唯一的目的，人本来是物的创造者和主人，可是现在却变成了物的奴隶。

商品拜物教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5]，来自商品物的交换形式本身。这个特有的社会性质指的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6]，“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7]，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8]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性，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物与物的交换形成价值，并表现在某一个相交换的商品物(如金银)上面，这个物就代表着人类社会劳动的结晶——价值，社会劳动及其形成的价值结晶本来是人的产物，可是在自发的商品生产者看来，却是充当价值代表的商品物(如金银)本身的自然属性，似乎这个物(如金银)本身就有这样的魔力。二是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本来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它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劳动交换关系，但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这个劳动交换关系不能直接实现，只能通过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交换来实现，这样，商品生产者的命运似乎取决于物的命运，由此，商品物成了人们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神奇力量。如此，商品物及其交换关系必然歪曲地、颠倒地成为支配人、统治人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商品生产者自然要拜倒在商品物(特别是金钱)的面前，对它怀着宗教式的迷信。“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们把这叫做拜物教。”^[9]

总之，商品交换和消费形式导致商品拜物教的基本逻辑是: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反过来主宰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产生了商品拜物教，产生了商品交换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物及其它的抽象形式货币、资本本来是无生命的、死的东西，但它现在变成了“看得见的神”，变成了“真正的创造力”和“万能者”。在金钱是唯一的真神的世界里，它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邪恶变成良善，衰老变成年少，怯懦变成英勇，卑贱变成崇高。”^[10]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了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质和人的性质的混淆和替换”^[11]，“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了。”^[12]

卢卡奇借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表达自己的物化概念，认为商品拜物教现象正是现代人的物化现象，它使商品结构中物的关系掩盖了人的关系，或者说，它使人的关系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卢卡奇给物化现象下了一个定义:“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情况，人自身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变成了客观的、不以自己的意志转移的某种东西变成了依靠背离人的自律力而控制人的某种东西。”^[13]卢卡奇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有许多一致性，例如，他指出，物化现象“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从客观方面看，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世界拔地而起(商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控制这些客体的规律的确渐渐地被人们所认识，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把它作为能产生自身力量的隐蔽力量与之相对抗。这个人可以利用他所掌握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律知识，但是他不能通过自己的活动来改变这个过程。从主观的方面来看，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人的活动肯定是按消费品那样独立于人的方式。”^[14]卢卡奇把物化同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结合起来，从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从人的数字化、主体的客体化、人的原子化等物化形式的分析，揭示了理性化生产过程和社会机制对人的文化统治，即技术理性时代各种社会文化力量对人的主体性的消解。

(三)炫耀性消费——异化消费的表现^[15]

在现代社会中，异化不仅存在于生产过程中，而且也存在于消费过程中。炫耀性消费是异化消费在某种程度上的表现。

用有意识脱离生产活动来表现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权力的有闲阶级的消费就是炫耀消费。炫耀消费也就是通过消费让他人了解消费者的金钱力量、权力和身份(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使消费者博得荣誉、获得自我满足的消费行动。按照这种理解，炫耀消费行动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效用。一位有钱的绅士举行盛大的舞会是炫耀自己的财富和权力;一位穿着阔气的太太进行消费表面上显示了她的富有，实则炫耀了她丈夫事业上的成功。不仅是他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远在维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费的财物的品质也是经过挑选的，是特殊化的。他所消费的物品逐渐改进的动机和直接目的除了个人的享受和福利之外，这里还存在荣誉准则:“使用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证明，这种消费行为就成为光荣的行为;相反地，不能按照适当数量和适当的品质来进行消费，意味着屈服和卑贱。”^[16]

炫耀性消费遵循以下几条原则:第一，金钱歧视原则，在消费中挥金如土，是为了与他人进行歧视性对比，以显示自己的金钱力量;第二，金钱浪费原则，歧视性对比是以金钱浪费为基础，浪费愈多，说明金钱力量愈强，愈能获胜;第三，金钱荣誉原则，金钱歧视和金钱浪费，均是为了得到金钱荣誉，以建立自尊、自足、自满的心情;第四，金钱竞争原则，前面几条，就是围绕金钱竞争来展开的，这是炫耀性消费的根本动机。炫耀性消费成了少数人表现地位身份的手段，也是出人头地的标志。

炫耀消费有这样几个后果:第一，满足个人的荣誉性欲求，即此种消费已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生理欲求，而主要是想用奢侈的、非必要性支出，通过表现个人的身份地位，来获取消费者个人荣誉的欲求。从这个意义上消费具有不可逆性;第二，有闲阶级的炫耀消费浪费了社会的人力和财力，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第三，对有闲阶级炫耀消费的模仿浪费了社会其他阶级的时间和精力，影响了他们对新的思想、习惯的学习，延缓了社会的进化过程。实际上，炫耀性消费是异化消费的表现。

(四)异化消费的含义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推知异化消费的含义。消费本来是客体的主体化过程，而异化消费是一种特殊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所谓异化消费是指消费的过程不仅没有导致客体对主体的肯定，促使主体更好地生存发展，提高人的主体性，反过来客体支配主体、阻碍主体自身的生存发展，也就是消费客体导致主体本质力量的丧失和对主体的否定，消费成了同主体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异化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需要的手段，不再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和人的真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失去了联系。

首先，现代生产方式导致异化消费。现代西方社会推行高生产、高消费的政策，为了使生产从而使整个社会制度连续下去，必须使产品得到消费。生产得越多，就要求消费得越多。那么它怎样使它生产的产品得到消费呢?主要是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社会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刺激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们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真正的需求，对于现代西方社会来说，这变成了它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其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消费者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文化诱惑了劳动阶级，让他们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安排:劳动阶级被剥削与顺从的阶级地位。与这个观点相关的是他们的信仰，认为大众怀抱着虚假意识，而媒介、“文化工业”，具有非凡的操纵能力，他们的核心论据在于主张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整体更大更深的压制机能的一部分。他们的雄心壮志在于探讨如何运用理性将行动者从社会支配状态中解放出来。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通过对文化产业的考察，指出消费社会是当代资本主义之新形态，具有全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和控制模式。洛文塔尔指出:“乍看似乎无害的娱乐和消费氛围，如果细加探究，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恐怖的统治，在其中，芸芸众生不得不感觉到他们日常生活的猥琐和毫无意义”^[17]。而马克思则指出:“跟这种……为感性的假象所眩惑的关于财富本质的美妙幻想相对立的，是辛勤的、精明的、求实的、节俭的、看清了财富本质的工业家，而如果说他为挥霍者的贪得无厌的享乐创造着越来越大的机会，并且用自己的各种产品向挥霍者讨好献媚，——他的一切产品都是对挥霍者的欲望的奴颜婢膝的奉承——那么，他同时也善于以唯一有利的方式把那从挥霍者身边消失的力量据为己有。因此，如果说工业财富在开始时表现为浪费的、幻想的财富的结果，那么后来工业财富本身的运动就同样以能动的方式通过它本身的运动排除了浪费的、幻想的财富。”^[18]

其次，异化消费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就消费本身的意义而言，本来在于给人一种更幸福、更满足的生活，人们的消费应该是有意义的、有人情味的、有创造性的消费，但是，人们的消费已失去了和人真正需要的联系，消费却成了目的本身，它和买来并消费掉的物品的使用或享受没有关系，所以买和消费的活动就成为一种强迫性的和非理性的占有的目的。一旦个人们把虚假的需求当作真实的需求以后，就出现了个人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统治之下，人们所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们拥有自己的高级住宅、轿车、彩色电视机，不言而喻，还有吃和穿的东西，他们可以分享消费社会的舒适，这当然是够安乐了。但这只是简单地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活内容，人们只是为了使商品得到消费而存在，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人与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人们“在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中找到自己的灵魂”^[19]。人的全面丰富性遭到空前的压抑，人不仅已经异化为物，而且更进一步异化为商品的奴隶，成为单面人式的拜物主义者、消费主义者。

再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是一种更深程度的异化。马克思已对由于商品形式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作过论证。卢卡奇认为物化意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主观上对商品拜物教的客观形式——物化现象的反映。消费异化理论阐释的是一种更深层的异化。这种异化不仅表现于人们的社会关系中，也直接就存在于生产、消费、乃至人们的休闲等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且是一种让人感觉不到异化的异化。但是深层次的消费异化仍然不能改变社会对人们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即使“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分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资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20]，因为，“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因为奴隶制之确立‘既不靠压服，也不靠劳动的冷酷，而是靠作为纯粹工具的地位和把人降低为物的状态。’这是一个纯正的奴役形式:作为工具、作为物而存在。”^[21]作为物的奴隶、作为消费的奴隶而不是作为主体存在，是不可能感到生命的意义的，也不可能感到是一种自由的存在。

二、异化消费的分析

(一)异化消费的形成

从本质上说，消费的目的是对需要的满足，而生产又是为了满足消费。也就是生产——消费——需要。但是，我们现在的消费方式却是目的和手段发生了颠倒:我们现在不仅不是生产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而是相反:消费却成了满足生产和经济增长的需要的手段，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颠倒。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者和经营者所追求的并不是消费者要求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最终是剩余价值，即利润)，这就使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与消费者的需要发生了分裂:经济的增长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生存的需要，而是完全按着为经济增长而增长的目的和规律运行。商品经济增长的规律就是尽可能地提高生产的效率，无限制地扩大再生产，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生产经营者要实现自己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就必须获得消费的支持，即必须把生产的东西卖出去让人们消费掉，否则，利润的获取便无从谈起。那么，生产经营者靠什么办法使消费者购买他们并不需要的消费品呢?这就是广告。广告是一种制造消费的机器。他们通过广告宣传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消费时尚，诱导消费者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消费品。这就使得消费者的消费活动背离了自己的需要，按着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自己的消费活动。于是，随着生产对需要的背离，消费也与需要相背离:消费完全是在生产经营者的诱导下进行的。消费已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是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一旦经济主义主宰了技术，利润取得了核心的地位，商品的生产就不再受到消费者的当前需要的支配。相反，需要是为了商业性原因而通过广告创造出来的。技术的产品甚至不经人们的追求而强加于人们。”^[22]

(二)异化消费的价值尺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完全适应了交换与获取、贸易与消费等行为;任何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成了交换和消费的对象”^[23]。人们以财富和金钱来衡量一切事物的价值。这样的一种“市场法则”成功地使得每一个人都服从金钱、市场和大众媒介的支配。“他们贪婪地消费着这一切，吞噬着这一切。世界成了填充我们胃口的巨大物品，我们则永远期待，永远在希望，也永远在失望”^[24]，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现象，可称之为“接纳倾向”与“市场倾向”的结合。人的接纳倾向要接受、吸收，时时刻刻占有新东西，永远生活在对商品的垂涎中;市场倾向是按市场价值观满足人的接纳倾向。这些都体现在消费中，“以消费作为不断扩大市场的基础，作为充满焦虑的、机器化的个人得到满足的主要方法。今朝有酒今朝醉，这已经成为人们在性欲和一切物质消费方面的主要潮流。”^[25]由于人们的消费欲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商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利用了人们的心理和观念通过广告控制了消费。广告是生产经营者把自己的销售意志转变为消费者的消费意志的一种社会机制，是生产经营者推销消费者并不需要的消费品的阴谋诡计。广告通过自己的宣传创造一种消费时尚，制造一种虚假需求，使消费时尚成为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消费对象和消费方式，并通过它领导着消费的新潮流。它使消费者的目光集中在消费时尚上。于是消费时尚就成了社会消费的价值尺度。

广告作为大多数消费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作为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原本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工具。借助于大众传媒技术，生产者通过广告向消费者推销某种产品或某一特定品牌的产品，使消费者认为某种商品是值得购买的，从而作出对该种商品的选择。但是消费社会的大众被铺天盖地的销售广告所支配和主宰。据《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报道，每天大约有3，000条信息轰击着消费者阶层的普通成员。据统计，在美国，一个16岁的青年平均被30多万条电视商品广告冲击过。广告被贴在柱子上，悬挂在游行和节日的彩旗上，托在飞机的尾翼上，编排进故事片的情节中，以及印在职业运动员的运动衣上，粘贴在广告牌上或体育场馆里，通过卫星被数千家电视台和无线电台传播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消费品的整个现实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26]，人们“是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27]。

(三)异化消费的心理机制

现实社会中，人们对商品的消费不仅是它的使用价值，而主要是消费它们的形象，即从形象中获取各种各样的情感体验，因此，影像就代替了使用价值，成为使用价值的代用品，消费具有了一种符号和影像意义。人们获得某种消费品根本就不是出于使用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有它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这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就成为一种消费动力。即使对无用的有也会感到满意，只要“它们有炫耀作用，表现了拥有者的身份。”^[28]人们实际上只是在消费一种幻想，消费成了对人为激发的幻想的满足，成了与人们具体的、实在的自我相离异的幻想行为。弗洛姆说“事实上，我们在吃一个幻想而与我们所吃的物品没有关系。我们的消费行为根本不考虑我们自己的口味和身体，我们在喝商标，因为广告牌上有漂亮的青年男女在喝可口可乐的照片。我们在喝那幅照片。我们在喝‘停一下，提提精神’的广告标语。”^[29]我们只能通过消费来与客体和世界建立联系，来获得一种身份和建构意义，借助于我们所购买的东西来确定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买了，因而我就是”。

(四)异化消费的本质

这样，生产经营者追求利润与金钱的“销售意志”同消费者追求地位的心理满足感碰撞的结果，就是这种异化消费方式的形成。其结果，是人们物欲的无限膨胀、对物质享受的无尽追求，对资源和财富的挥霍和浪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和社会道德失范的加剧。物欲的过度膨胀往往导致许多对于人的健康生存不利的消费，而且，导致人们满足于物质享乐而失落精神追求;生命价值意味着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关怀，而异化消费作为一种享乐主义的消费形式，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下，很容易使人们在消费上忘却真实需要——“每个人维持生命的需要和关于生存的需要”，而盲目地追求“对奢侈和半奢侈品的欲望”的满足。^[30]由此容易造成对生命价值的遗忘，生命价值被日益边缘化而让位于虚假的所谓“自我价值”的实现，人们的享乐欲望得到满足，可是生活的品质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也没有自我实现带来的幸福感受;异化消费助长了社会上铺张浪费、骄奢纵欲等不良风气，特别是对简朴、自律、勤俭等优良传统的蔑视，客观上加剧了社会道德的滑坡，消费上的攀比和心理的失衡更会加深社会道德危机。

也就是异化消费导致主体本质力量的丧失和对主体的否定，消费成了同主体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异化消费是消费上的悖论，从现实层面上看，它是不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的。

三、异化消费与人的虚假需要

合理的消费作为对真实需要的满足过程，作为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能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异化消费就是对虚假的、不合理的需要的满足，作为特殊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它会阻碍人的发展。研究消费的异化问题一定要对人的虚假需要进行考察。在研究虚假需要的特点的基础上，才能更深入地研究异化消费。^[31]

(一)虚假的需要与人的物欲膨胀

“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32]对于人类来说，他具有无限多样的需要和需要对象。因为人的智力及其物化的劳动手段的无限扩展，必然引起人的需要和需要对象的无限扩展。当一种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另一种需要就相继出现。即使是基本需要，也是随着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原来是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奢侈品会变成生存需要的必需品，一般来说，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比较注重吃、穿、用、住等生理方面的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转向重视社会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观点，最能体现人的本性的需要是使人成其为人，使人的素质不断得到改善，主体力量不断得到增强的需要。人的发展的需要，也就是人对自由自觉的劳动的需要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人的需要的特点是它不仅指向能够满足需要的物品，而且指向生产这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劳动本身及社会关系。

但是，在现代社会的繁荣和高消费的情况下，人们只是简单地以物质欲望的满足为生活内容，“现代人具有贪婪地占有和使用新物品的欲望，并理智地认为，这种贪婪欲乃是自己所向往的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体现。”^[33]人们忽视、甚至否定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特别是把劳动等人类最本质的社会需要与物质消费、物质享受对立起来，没有把劳动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把它看作谋生的手段和痛苦的根源，试图以低级的需要来满足高级的需要，以物质的需要来满足和代替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甚至是过分地刺激物质需要。虚假的需要就是主体自以为需要而实际并不需要，只是由于外部的舆论导向和主体赋予需要物以某种非本身固有的象征而加以追求，按照这一标准，过分膨胀的物质欲望是在外力引诱下产生的，是不利于人的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所以是不符合人性的虚假需要。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生产方式深刻改变着人类的需要方式和行为。消费变成了满足生产的手段，人不是消费的主人，而是消费的奴隶。人的需要中的精神因素正消失殆尽，精神文化需要正在蜕变为物质需要的形式，它的一切内涵都可以也必须用金钱，这个“一般等价物”加以衡量。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商品间的质的差别，会在货币上面消灭;货币，当作彻底的平均主义者，还会把一切的差别消灭。”一旦占有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一切精神与价值就被扼杀了。除了更多地占有物质财富，人类的活动便不再具有其他任何意义。“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4]实际上，人变成了贪得无厌的消费动物。

(二)虚假需要与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人的需要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性和社会性。需要的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物性需要，即满足人的生理需要方面的需要。需要的自然性本质上是物质性的，物质财富的多寡决定其满足的程度。需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需要的社会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存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制造着人的需要，二是社会性需要要在社会关系中得到实现和满足。需要的社会性在本质上是精神性的，它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物质财富的占有与运用仅是其形式而已。

异化消费一方面是人性中自然性物质欲求即人的物欲无限膨胀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外部社会环境的诱导所至。

首先，从客观自然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自然需要、物质需求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限的。由于人类作为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一种有限的存在，人类个体作为自然性的、物质性的实体也是有限的存在，人不过七尺之躯，人们对在自身之内、自身之表、自身之旁的自然物、人工物的需求也是有限的，同时，作为人类直接生存环境的外部自然界的有限性也规定了人类物质需求的有限性。由于人的精神是现实的反映，作为精神需求的主体——人也是一个有限的存在，所以，人的精神追求也是有限的。^[35]但是，某些人对于物质财富无止境的追求，近于疯狂的消费或浪费，其实已超出实际物质需求的界限，是一种病态的精神追求和欲望，“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36]这种病态的精神追求反映了人的自然性中本能的、动物式的贪婪攫取的一面。“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37]马克思曾经说过，当人有了一个茅草屋的时候，他会很满足，但看到旁边又建起了一座大厦，他就不会再满足于原来的茅草屋了。尼采也曾经说过，人们旧的欲望满足了，新的欲望就会产生，没有穷尽，欲壑难填。弗洛伊德指出，欲望冲动作为生命的本质是永动不息的，它纵然受到压抑，也要强烈地为自己寻找出路。

其次，人的需要是一种不同于动物需要的社会性需要，而社会又是不断进步的，因此人的需要也必然会随着社会的进步发生变化。当我们考察人的需要的时候，必须把需要同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否则对人的需要的把握就只能停留在十分空洞的程度上。一方面，有些欲望，是个人脱离实际的心理活动，这种欲望是主观的。马克思说过:“吃、喝、性行为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他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38]就是说，即使是对生理需要，也不能脱离社会去理解。

消费需要、消费需求是消费活动的出发点，同时，消费需要的满足及满足程度不断提高也是消费活动的归宿和落脚点，消费需要的满足和满足程度的不断提高，不是凭空实现的，必须以消费品和劳务的不断丰富为前提，“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39]，“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40]需要不是人们主观的东西，它是随着生产力一同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客观性。“这些需要(指人们对消费资料的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引者)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41]

另一方面，无限膨胀的物欲并不仅仅是人类的病态的精神需要和本能冲动的表现，而是“社会地生产出来的需要”，确切地说，是“物的依赖社会”的社会关系制造出来的需要。人类需要的满足方式是交互的，但在“物的依赖社会”，相互掌握着需要对象的人们却在财产关系上被彼此分割，每个人客观上掌握着他人的需要对象，主观上却只关心自己需要的实现。这样，人们就要将所掌握的他人的需要对象－－生产资料、产品等，变成满足自我需要的手段。这时，如果某个人单方面地关怀他人需要，就会立即丧失自我。生存竞争由此成为“物的依赖社会”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实质。生存竞争使人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能地多占有，否则就会一无所有。人不一定是天生贪婪，而是必须贪婪。

虚假的需要是由社会的结构或生产方式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生存的需要，不是考虑消费者利益或全社会的利益，而是根据过剩的生产能力亦即为进一步扩大利润的生产需要来确定的。大规模消费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的动力得以产生，是与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密切相关的。为了使大规模的生产有利可图，必须创造出大规模的社会需求，“很大一部分都浪费在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需要上。……我们不是生产优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受重视的产品，而是生产一些我们自己不久也会厌弃的东西──瞬息万变的社会标准很快就会使这些标准过时。过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大量的生产资源都浪费在本身没有价值的东西上。”^[42]马克思揭示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需要的歪曲，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内，“工业的宦官(指资本家——引者注)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结果，“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43]。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产生出来的，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中，虽然是人类的欲望引起了人类的活动，但以后每进新的一步，都被认为是新的活动发展引起了新的欲望而不是新的欲望的发展引起了新的活动”^[44]，超出生物学水平的人类需求的强度、满足乃至特性是否被当作一种需要，取决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和利益是否认为它是值得向往的和必要的。以交通情况为例，存在着自行车、地铁、公共汽车、私人轿车等多种方式可以解决人们的交通便利问题。西方城市史和汽车史的研究者指出:是贪婪的商人看准了没有第二种交通工具能像私人轿车一样帮他们赚钱，于是他们劝说并诱导政府与他们合谋，削弱了公共交通事业，走向了发展私人轿车的歧途。隐藏在消费背后的是欲望，所谓开拓无限的消费需求，实际上就是去开拓人们对消费的无限欲望。“欲望不再是有限的欲望，欲望不再仅仅局限于轿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这种‘实实在在’的功能，欲望成为了对各种空虚而无限的形式的欲望，成为了对‘气派与华丽’、‘成功与高贵’等等上述那些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看得见而摸不着的虚无缥缈之物的欲望。而这样的欲望自然就是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的了。”^[45]

这样，现在消费已不是满足需要的手段，而是相反，成了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得利润的手段，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而且决定消费者欲望需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里的因素，而是由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内容所控制的。特定的欲望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创造和习得的，“新需要”本身不仅体现着物质生产方式以及这一领域中的人际关系，而且还凝聚着文化心理因素，商品的消费过程实际上变成了灌输与操纵的过程。需要具有可引导性和可选择性，但消费者的选择最终决定于社会的引导，因为消费者的选择毕竟是在这个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下所进行的选择。约翰·密尔曾经说过，人之所以沉溺于有害的享乐中，不是因为他处心积虑地选择了这些快乐，而是因为只有这些快乐他才能得到，而那些高尚的情感、理智的兴味等高级的精神享受，他们没有条件得到。密尔虽然没有看到社会环境对人的有害欲望的引诱和操纵以及对人的高级精神享受和发展需要的限制，但却看到人在本性上并不必然要滑向堕落，只要条件允许，人是会向上发展的，是会追求有价值的理想的。

四、当代中国的消费异化

虽然异化消费概念原本是法兰克福学派用来指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一种特殊消费现象的，但是，在我国，随着社会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异化消费在当代中国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人们在消费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困惑，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与西方的异化消费相比，中国的消费异化有着自己独特的起因、表现和性质。如果说西方消费异化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中国的消费异化是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产物，现代中国消费异化的形式既有从外部引进的也有传统遗留下来的糟粕。

(一)当代中国产生异化消费的原因

当代中国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有很多，除了一般性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从“人的依赖社会”向“物的依赖社会”转变的必然现象，另一方面，是西方消费主义观念传入中国对人的消费观念产生的影响。这些引起了人们消费的困惑。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的消费困惑

历史上许多学者都根据不同的标准把社会和文化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未来学家们对社会或历史的分型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趋势。阿尔文·托夫勒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现代科技社会，丹尼尔·贝尔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马克思以人的发展和生产力演变为主线勾勒出的社会发展三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对我们理解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精辟地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状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生产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46]

社会转型的含义比较宽泛，既包括恢弘的社会制度变革，也包括微小的社会习俗变化，既包括社会革命引起的社会变革，也包括民主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47]社会转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即社会制度和体制的变化、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或文化精神和民间习俗的转变;另一个是内在的，即个人的观念和内心情感的震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正在全方位地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保守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许多问题困扰着人们，许多人都感受到内心的冲突和痛苦，这些都表明我国正处在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向“物的依赖关系”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

社会转型也带来了人们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变化。我们当代消费方面的困惑是我们从“以人的依赖为基础”阶段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阶段社会转型所发生的必然现象。

首先，我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转型对人们消费的影响表现在传统的通过国家计划调节消费与现在通过市场调节消费的观念之间的冲突。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确指出，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仍然是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它标志着近30年来，我国消费问题的禁区终于被打破了，消费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第一次被特别强调出来。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也热烈展开。这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经济领域的继续。在这场大讨论中，批评了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在消费政策上的失误:没有处理好生产和消费的关系;重生产，轻消费;为生产而生产。建国初期必要的高积累对于我国迅速形成重工业体系功不可没。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长期忽视人民的消费，为生产而生产就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消费水平，是居民消费资料耗量、质量的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综合反映。特别是9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过剩经济”的出现和国际、国内经济形式的变化，内需、消费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出来。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人们有些传统消费观念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转变。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福利性消费的比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统包统配、凭票供应等限制消费的措施虽早已废除，但福利性消费观念在一些人的思想甚至行为中还没有完全废除。如福利性分房的观念，就不利于住宅商品化和住宅制度的改革。还有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一些单位内部的福利性消费，都影响消费的市场化、商品化、货币化。马克思说:“货币是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48]但是，过去计划经济时期采取非商品化、非市场化、非货币化的形式对消费资料进行直接分配，排斥市场机制，抛弃了“牵线人”，人为地割断了“需要和对象之间”的联系，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消费，限制了消费的选择性。

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又导致人们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制造虚假需求，片面追求物欲的满足等倾向。所以，在社会转型时期，既有计划经济时期残留的落后的、保守的消费观念，也有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和市场经济本身的负面因素造成的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它们互相冲突、矛盾，造成人们对现实消费行为的困惑。

其次，社会转型还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艰苦奋斗、艰苦朴素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华民族节俭传统和追求现代化的消费方式之间的关系应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们瞄准的首先是发达国家的物质享受、物质消费，认为这就是现代化，人们在为现代化奋斗的同时，更渴望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社会转型价值迷失的真空出现，人们便以消费完成了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角色转换，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角色转变，因为它未能把握现代意识的全部内涵。其实，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不是仅仅靠高消费实现经济起飞。二战后日本等三个战败国的迅速崛起，是建立在低工资、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的消费模式上的。然而不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却仅仅学会了消费与享受的皮毛。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还很低的情形下，倘若人们的现代性认同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消费人格的内容，是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任何现代化，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生活的现代化。由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远高于我们，我们客观上又面临建立市场经济以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所以现代化很容易被理解为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现代化。

按照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一般文化背景来说，它是个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戴维·里斯曼曾对以生产为中心时期的美国人作了人格描绘。他说，这种类型的人格注重生产，注重于技术和知识，也注重于经验与协作，有开拓精神、严格、有毅力。这种性格的人对于工作热情，对政治问题也认真对待，属于道德派，但却是个人主义者。^[49]中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准处在工业化、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实现阶段，现代性的认同，应着力于去发展这种近似于里斯曼所说的“以生产为中心时代”所具有的开拓精神、重视知识和技术，同时又具有道德感的人格。而不是消费型人格。美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0美元增加到7000美元，用了200年时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也用了100年版。作为一个尚处于发展中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长期的，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不能丢。

恩格尔系数是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恩格尔用食品消费量为标准来界定生活类型的方法。就是以食品的消费量在总消费量中的比值进行国情比较的统计指标。比值越小生活越富裕，比值越大则生活越贫困。根据国际通用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属于绝对贫困型，50%—60%属于温饱型，40%—50%属于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30%以下为最富裕型。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农村为59%，城市为53%。由此可见，我国尚属温饱型的并不富裕的国家，刚刚脱离贫困的阴影。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变革时期，历史决定了我们这一代只能是艰辛的一代，而不是过分享乐的一代。

这就又使人们产生了消费的困惑:一方面，人们羡慕和试图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消费生活方式、消费水平，我国分三步走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温饱、小康、富裕都是以消费水平作为衡量标准的，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和中华民族的节俭传统又要求我们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进行消费，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来达到现代化的目标，同时当前扩大内需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应该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第三，社会转型期，消费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自己的价值定位与价值塑造的困惑。消费作为社会行为是社会转型期在分化中的社会各群体地位尚未定型的情况下，人们借以构建其独特生活品格和社会结构调整中进行自我定位、表达自我期待的一种手段。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初级形态的市场体制不足以迅速弥补旧体制消退后的功能真空，因而出现了转型期的机制真空，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因为社会转型时期，人们丧失了可以信赖的权威，普遍感到内心的矛盾，感到无所适从。社会的评价标准出现多元化，既有旧的评价标准，也有新的评价标准，其中又往往掺杂着外来文化的评价标准。人们不得不在各种思潮中进行选择和判断，而在选择和判断中被迫卷入各种思潮的冲突和斗争之中。生活在这特殊历史夹缝中的中国国民普遍地具有心理上的落差与思想上的混乱。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们日益挣脱了依附性人格，客观上有了比原先越来越大的自主空间与越来越多的选择可能，然而大部分人在心理上却未告别过去，至少短期内还不能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进而使得传统的习惯性失控在社会心理上的失序、错位甚至断裂，并在市场化过程中高密度地爆发出来。于是，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兴奋与失范相互交织的混乱之中。而消费领域作为市场经济的外在屏幕，迅速把这种混乱的社会心理夸大性地投射出来。于是，新旧经济体制转换期，人们对社会地位的心理竞争表现为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消费商品，消费者试图建立某种社会区别或社会联系，以确立某种交往结构，并通过在消费中保持一定的社会距离以及对外围成员的排斥态度，从而在某种消费的自我优越感中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社会地位的要求。

第二，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传入对人们的影响

全球化背景打断了中国传统型人格转化的一般性序列。大众传播媒介体系使我们参与到消费全球化的模式之中，我国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生活观念与消费心理的演进则是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得以发生作用的社会、心理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经历了一个人为抑制生活要求的时代，因此，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生活需要的复位。人们热切地关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为以后生活需求的畸形膨胀、消费异化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出现提供了一个心理起点。在跨国公司、跨国组织的推动下，大众传媒通过廉价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手段，从第一世界的城市向第二、第三世界的城市渗透，潜在的全球性商业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来临了。传媒一方面以新闻的、言论的、文学艺术的或其它的方式不断介绍、展示发达国家奢华的享受型生活方式，一方面又以各种新异的广告推销形形色色的货物和精神产品，这些极富诱惑力的宣传在客观上不能不引导着人们的消费实践。消费主义是传媒推销给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它是个高度发展的大众消费社会，这里有一个不可忽略的时间差;西方在这个时期中，个人所表达的“现代性”已不是“以生产为中心的时代”展现出来的进取、节俭、具开拓精神的道德人格，而是在“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中产生的一种消费主义人格。全球化体系中的文化符号向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展示的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在这种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看来，生活的意义就在我们所必须拥有的商品之中，消费就是生命的活力所在。为了保持生命的活力，我们就必须不停地消费。

虽然消费行为的最终选择权在个人。但是，就个人来说，中国民众的消费心理很不成熟，这为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侵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假如人们的消费心理成熟，其消费行为就应当以理性判断为前提，对待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也应具备批判的眼光。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才开始有了真正自主的消费生活，加之诸多社会变革的逐步推行，人们对新的经济生活变得很不适应，其消费心理的不成熟度极高，追求时尚的趋时心理，追求流行的从众心理以及攀比心理、对价格上涨与假冒伪劣的恐惧心理等大量存在，对传媒的引导也具有较强的依赖性。这样，有了社会、心理基础和传媒这一卓有成效的助推器，消费主义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进入我国并迅速深入人心，从而极端化并发展成了一种影响日深的文化——意识形态。

(三)当前中国社会消费异化的表现

首先，当前中国社会消费异化表现为物质消费粗俗化的倾向。“目前，人们的追求日益呈粗俗化的倾向，物质享乐成了许多人生命价值的最高标准。人们不考虑物欲追求的精神升华，只顾眼前的感性刺激，物欲不再是日趋人性化的过程，而是自甘堕落到动物层面。”^[50]虽然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长期受到压抑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物欲的无限制的满足实际上也在刺激物欲无限制的生长。计划经济时期由物质匮乏所导致的信仰危机，现在，又转化为物欲诱惑之下的精神价值的丧失，很多人在经济发展和物质丰富中沉入物质享受中，处于漠视甚至蔑视精神价值的生存状态。人有物质需要是正常的，吃饭、穿衣和娱乐是不容否定的权利。但是，这些源自生物性本能的欲望必须受理性规范的制约，并通过善和美的理想的洗礼，才能闪烁文明与人性的光辉。否则人的物质欲望就降到动物本能的层次。“一个人在‘外在的商品’范围内是幸福的，而这个领域却并非是个人可以自由把握的，相反，这个领域服从社会生活秩序的难以理解的偶然性。”^[51]人们在获得了虚假的物质满足以后，面对偶然性的命运摆布，常常只能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于是，有了法轮大法、贪污腐化、黄、赌、毒。“幸福的愉悦被压缩成一个瞬息即逝的时间片刻。而这个片刻本身，就孕育着幸福即将消逝的痛苦”^[52]，“幸福的幻想变成诅咒，因为人自己没有找到解除恐惧的办法，它幻想着以增加满足来消除他的贪婪，并恢复内心的平衡。但是，贪婪是个无底洞，以满足来解除贪婪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53]物的价值在于它作为客体具有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性价值，而人的价值则在于他赋予物以价值的主体性价值，所以物的价值不可能等于人的价值。但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中，相对独立的人与人之间要以物为中介发生联系，人的价值很容易被物的价值所取代，导致拜金主义，以物质消费水平衡量人的地位。我们应当把人们的物欲引向创造性的、高尚的和富于美感的方向，而不是堕落为粗野的本能发泄。

其次，中国的消费异化也表现在文化消费领域中，它体现在过于浓重的商业化倾向上，商业主义是导致文化消费异化的真正原因。现代社会，精神文化消费品天然地具有大众性、娱乐性、商业性特征。但真正的精神文化消费品，其商业性考虑当在大众性、娱乐性之后，而异化的形式则恰恰将这种具有先后关系的目的性完全倒置过来。它首先考虑的不是作品的大众性、娱乐性，而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商业价值。加上市场经济合理化，客观上造成了商业主义和金钱主义价值观的合法化，于是就导致这种异化现象愈演愈烈。文化消费品商业价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产品的市场占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少作品想方设法迎合市民的消闲心理，不惜将人性中低层次的权力欲、物欲、性欲大面积、高频率地引入文本，以此来唤起他们的潜意识乃至生理反应机制，诱骗他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自己的钱包。这样，真实的文化需要被虚假的文化需要所取代，精神上的娱乐沦为肉体感官上的享受刺激，至此，文化消费走上了异化的歧途。

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完全陷入虚假文化需要的包围之中，他们只能凭感官的驱使被迫享受被复制的欢乐，无可奈何地成为文本制作者赢利创收的工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生产试图通过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消费而为投资者创造利润;而大众接受文化产品或参与文化活动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他们必须进行经济支付，而后才能够获得文化产品或参与文化活动，因而他们的文化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消费行为;精神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而商品拜物教精神也实际上渗透到精神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整个过程中。“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在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商品化的逻辑已经成为人们的思维。”^[54]

第三，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两极化。一些高收入者大肆挥霍浪费，畸形消费;一些低收入者收入过低，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还有一些人客观上具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保守，不愿也不敢大胆消费，这些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消费两极分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图表与数字显示，在过去10年里，全球最富的1/5人口和最穷的1/5人口之间收入差距已从60:1增加到74:1。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据调查，我国城镇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10926元，低收入户位为247元，相差44倍，我国大约有三十多个亿万富翁，收入上千万元的达千人以上，据计算，我国当前“吉尼系数”已达0.46。^[55]

20世纪80年代，在欧美社会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雅皮士”群体，他们年龄在35岁上下，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学有专长，事业有成，从事着收入丰厚的职业，如电脑专家、程序设计师、建筑师、高级工程专家、公司经理、律师、大工厂主管等。这些人恃才傲物，不屑于同圈外人交往。由于挣的钱多，讲究享受，崇尚及时行乐，而且有很高的品位。他们的嗜好包括听古典歌剧，开豪华车，穿名牌服装，上高档饭店进餐，到外国风景名胜地度假，举止风度令人羡慕，事业上有成就，是知识精英，精神贵族。有资料表明中国社会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雅皮士”阶层，主要是一些外企白领，高科技产业的专家、大企业的高级主管、演艺界明星和一些私营企业主，他们的消费水准是生活特困户和下岗工人所无法企及的。

造成消费水平两极化的原因很多。收入满足消费，社会转型时期的分配制度不完善，收入分配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方面差别悬殊，分配不公，这些造成了消费的两极化现象。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悬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东部与中西部差距有所拉开，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有的消费者消费观念落后，自主意识不强，消费观念不端正。受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现在还有不少消费者不敢扩大、提高自己的消费，片面地要求节衣缩食，更不敢搞消费信贷，类似“新三年版，旧三年版，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在一些人的思想中还存留着。更主要的是随着少数人先富起来，消费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首批经商致富的人原来的素质和社会地位往往都很低，他们为显示其社会地位，增加其自身的“文化资本”含量，肆意挥霍，斗富比阔，进行炫耀式的消费，消费的符号功能增强。“咱们就因为要讲究而忘了穷，又因为穷才要讲究，结果是讲究穷了拉倒。”^[56]这正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所描述的暴发户的炫耀性消费心理。这些加剧了消费的两极分化。

消费两极化现象很容易造成一部分人的事实特权，他们取得了社会优势地位，社会有限资源对他们的倾斜，必然造成社会不公。“不管哪种社会，不管它生产的财富与可支配的财富量是多少，都既确定在结构性过剩也确定在结构性匮乏的基础之上。”^[57]中国社会总体上仍是一个经济资源匮乏性的社会，消费的两极分化，使得中国经济机制中的“结构性过剩”与“结构性匮乏”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正是这种奢侈的提取，在确立一个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因为它总是少数特权派的特有财产，其功能确切地说是重新产生等级或阶级特权。”^[58]从而导致特权阶层异化消费倾向更加严重。

第四，消费异化表现为消费畸形化、非理性化的倾向。市场具有较强烈的自发性，人们也容易出现一些畸形的非理性行为。传统社会遗留的腐朽思想仍有相当影响，消费世界化，国外的消费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不断涌入，西方的消费倾向、消费风气不断引进，在泥沙俱下、良莠混杂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出现异化的非理性行为，甚至走入误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沉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59]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在商品流通和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不正当的竞争，出现一些消极的、甚至破坏性的现象，例如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等。在商品交换和劳务中，伪、劣、假、冒充斥市场，成为社会公害。消费者科学文化水平不高，消费知识特别是现代消费知识不多，甚至出现一些愚昧消费、畸形消费。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多样化，语言中出现了关于消费的各种“色调”。所谓消费的色调是一些俗称，它们是按其社会影响来划分的。色情消费称为“黄色消费”;公款消费、迷信消费等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费行为称为“灰色消费”，公款消费是和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相伴而生的，表现为隐性的非市场的消费现象，公款消费大大越出了由于个人贡献所应得的社会报酬的范围，实际上是少数人变相地侵占了他人的劳动成果，是个人吞食了国家财富，这是社会分配不公状态下的消费不公;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的消费称为“黑色消费”，索贿受贿、钱权交易、赌博、吸毒是危害最甚的黑色消费，它侵蚀人们的灵魂，毒化社会环境，它的无限制膨胀，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大厦，是冲击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划分并没有严格的逻辑一贯性，各种消费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交叉。^[60]“黄色消费”、“灰色消费”和“黑色消费”都属于畸形消费。

由不顾后果的获利欲望驱动起来的并且当作最高的生活目标的消费，这种由于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融合而造成的趋势的确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条件，展现了对人有益的一面，但它很快显露出其难以为人类所控制的破坏性、灾难性的一面，它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使人们偏离了本应朝向的生活目标。

(三)关于当代中国消费异化的思考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从而造就个性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为了造就这种新人，就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61]。恩格斯曾预言，无产阶级在掌握社会生产力以后将建立一种制度，“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62]要达到这样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其必经阶段，而市场经济以物的占有为最高价值，物成为衡量其他一切价值的普遍尺度，这样，道德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就被降低到了次要地位，从而使真正的人生价值和生活的意义受到歪曲，自觉不自觉地离开了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道路，成为物的奴隶和精神浅薄的人。把物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滋生贪图享受、奢靡之风，和以尽量少的劳动获得更多消费品的不良心理，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金钱和物的关系，把物的占有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的社会风气。

面对我国出现的消费异化现象，一方面我们要遏制人们的物欲，重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加强消费精神文明和消费伦理建设，来超越异化消费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异化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必不可免的一种现象。

第一，遏制物欲与重建精神家园

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少学者已感到“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单纯追求物质享受，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人欲横流，物欲横流等非理性倾向，是一种“文化矛盾”、“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谈到美国的状况时指出，现在不是经济危机，而是人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危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严重的“文化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领域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价值冲突，“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效益原则，决定政治运转的平等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或自我满足)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63]，造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文化的危机”。他还深刻地揭示了这种文化危机的严重后果:将毁灭社会机体，“关系到社会存亡”。

中国的消费异化与西方的情景有同有异。相同处在于对虚假需要的盲目追求，对物欲的过分贪恋，相异处则在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为个人主义价值观所误导，而中国一部分失去信仰的人不再有任何精神追求，他们只受贪欲、金钱的引导。对物欲的过分追求乃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通病，它会导致对经济增长的永不知足的追求，从而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暴虐的掠夺，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无止境的破坏，从而将人类引入深重灾难。遏制贪欲是免除灾难的必由之路，而遏制贪欲要求人类重振精神追求，重建精神家园，这不仅是西方人的难题，也是中国人的难题。

西方人从笃信上帝到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经历了一次精神幻灭，西方人在获得个性解放的同时，失去了精神家园。中国人不信仰宗教，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于儒、道、释三家的哲学中，其中儒家的精神渗透力和影响力最强。儒家的终极关怀就是“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最高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现代之前的中国人并不缺少精神信仰。近代西方列强的入侵迫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中国人的精神经历了第一次危机。1949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普遍的精神信仰，从而填补了传统精神崩溃之后中国人的精神空虚，中国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马克思认为，人类生活的终极关怀不应该是虚幻的上帝和彼岸的天国，而应该是历史的未来——共产主义。可是由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精神生活长期得不到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支撑，人们感到这种精神虚无化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物质生活富裕了，然而，人们又普遍感觉到不同程度的精神失落。在商业化的大潮中，文化也受市场规律的影响，文化消费也必须交给消费者自己去自主地选择，这样一来，实用的、实惠的、通俗的东西大行其道，而崇高的信仰、终极的关怀却被冷落了。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中国又一次面临重建精神家园的问题。所以克服异化消费行为的首要任务在于遏制贪欲，重建全民族共同的信仰与精神支柱。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依然应当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形形色色的对立理论的围剿中形成和发展，但是，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时，人们似乎变得不习惯于自我批判了。拒绝自我批判，也就难以自我构建，“信仰危机起因于人们的理性精神丧失了自我重构的能力。实际上，精神文明或精神生活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我反思、自我解构和自我更新的能力。”^[64]在这个意义上说，拒绝自我批判就会导致自身的停滞不前，并引来外部的批判和否定。“不断地自我解构、自我重构和自我超越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65]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家园的建设也不能忘记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实际上，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提出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时，也就消解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形态，后来，邓小平又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又进一步走上了不断自我解构与重构的辩证发展过程，及至现在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德治国”等思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是引导人们精神升华、遏制贪欲的主要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遗产也是我们不应该放弃的。人们的精神信仰固然需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甚至于法律来整合，但是它必须和民族文化相契合。在一个文化多元与政治民主化的时代，能够整合社会价值体系，维系共同信仰的不仅仅是某种权威，而是民族文化，社会理性信仰的形成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二)加强社会主义消费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的理想，就是建立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并以这种不断进步的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和人的生活质量的和谐发展。”^[66]消费是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重要载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结合点。文明、健康、科学的消费，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能提高人的整体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能培育优良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我们要加强消费文明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为指导，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值得追求的;什么样的消费行为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是不文明、不健康的，异化的，不值得追求的。今年“3·15”消费者权益日，我国提出了“科学消费”的概念，所谓科学消费，是指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也就是说，我们主张个人物质利益，但不能搞经济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我们主张享受，包括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但不能搞享乐至上，不能纵欲，更不能掠夺他人财富或破坏自然环境进行享乐;我们主张赚钱、盈利，但不能搞金钱至上，唯利是图，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价值观的深层次上端正方向，才能从根本上培育良好的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消费质量，表现在消费的方便程度、舒适程度、享受程度，表现为消费的文化含量、科技含量的不断提高，不仅表现在物质消费质量的提高，而且表现在精神文化消费和消费环境质量的提高。应该是通过消费实现三者的统一，使人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逐步“占有自己全面的本质”。提高消费质量才能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克服异化消费行为。

消费与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存在着循环转化的特点。如果抱着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能自觉选择消费积极向上、健康的消费品。反过来，这种消费又可以进一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如果抱着消极、颓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会选择消费消极的消费品和采取异化的消费方式。所以，我们既要加强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生产和精神文化消费服务的指导和监督，又要及时对消费者进行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人们的消费观端正了，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了，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了，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建立了，消费质量就会得到提高，异化的消费模式就会被克服。我们也应该对大众传媒进行引导和调控，避免它为制造虚假的需求提供手段。克服异化消费行为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矛盾，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

我们应该培育和倡导一种以义务感、敬重意识和自我约束理念为内容的消费伦理。即对超出必要消费界限的挥霍性的物质欲望与物质享受作出自愿的限制与放弃。这种放弃是一种自利——利他双重性质的行为。自觉限制消费不是要求人们禁欲苦行，而是要在除了财富的积累与物质上的消费享受外，在对人的生命目的的解释方面，精神上的追求能够提供更实质性的内容。人生的最重要的东西、能够反映其本质的东西就是通过其个性、独特性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固然需要以一定的物质需求的满足为依托，但是当必要和合理的生活水平一旦达到之后，物质消费在数量及质量上的持续提高与人的自我实现就毫不相干了。因为自我实现所涉及的完全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和表达的，诸如探解奥秘的喜悦、理想目标的激励、对自然的独特的审美体验、对生命价值的反思性感悟、对宗教的终极关怀的依恋，以由人际间快乐与幸福分享所带来的充实之感受等等精致恒常的精神现象，这一切都远远超越了那种简单短暂的享乐欲望。我们不仅要提高人类物质消费水准，而且要改善通过精神生活品质的优化显示出来的人类的精神消费质量。

(三)异化消费是消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消费的异化和人的异化，也是人的自由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现实，否则我们必然会对以生产力的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进步的客观事实作出完全否定的价值评价。前人曾经思考过这些问题。中国古代的老子认为，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必然摧毁人性，使人退化。智慧出，有大伪;巧利行，有盗贼;仁义昌，德性亡。他主张抛弃虚假的文明，恢复人的本性，达到返璞归真。卢梭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不仅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而且使人产生种种欲望，是奴役和不平等的根源。他对异化的批判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进步，而实际上他仍引向人类的没落”。^[67]

而马克思则认为异化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形式，是人自身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马克思阐明了在异化形式下发展起来的工业和科学对人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意义。他指出，在工业中，人类劳动的创造性质才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68]，自然科学是在异化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69]，但却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它“为人类的解放做准备”。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分工角度分析异化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明确肯定异化是以往历史进步的因素之一。他指出:分工造成的“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性，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70]正确评价异化的历史作用，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人的本质。马克思用实践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人和人的本质。他抛弃了本质先定论，坚持本质生成论。他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和确证，人的本质是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不断的自我生成过程;随着劳动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人的本质不断发展，人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的需要、才能、本质等等都处于社会的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这种观点出发看待异化，那么异化就不是人的退化，而是人自身的一种否定性形式。被异化的人，是已经发展了的人;异化阻碍其发挥的人的才能和力量，显然是在异化形式中人已经取得了的才能和力量。异化构成人类发展过程的一个否定性阶段，相对于它所代替的那个阶段来说，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历史进步意义。^[71]

异化的典型时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而消费的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主要成就恰恰是在这一时期获得的。在异化形式下，人的发展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突破了狭隘的共同体的束缚，摆脱了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独立的个人和个人的独立的人格。异化使人和人的消费活动在否定的形式中得到发展，因此，异化一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人的进一步发展和消费的进一步发展又需要扬弃它。

市场经济与人的异化和消费的异化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必须正视异化问题，严肃认真地思考异化问题。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和手段，根据市场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以独立主体从事活动，他的劳动及其产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和消费才能得到社会承认，他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转化为物的价值，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商品与商品的关系，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消费的异化、人与其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就会仍然存在。

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彻底克服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克服异化是长期的历史任务，没有否定，就没有肯定，没有异化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消灭异化。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不是苦于市场经济太发展，人太异化了，而是苦于市场经济不发展，人的依赖性不能彻底打破，人的独立性没有形成，人的潜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目的是为人的发展和异化的最终克服创造条件。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探讨能够消除消费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未来的经济形式，但在现实上我们必须肯定市场经济以及与它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异化的历史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