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聘请著名报人

二、大量聘请著名报人

《星洲日报》的前身是小型报纸，当时为创办这份报纸，胡文虎绞尽脑汁思考如何使之成为优秀的报纸，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可以不断拓展。因为办报不仅需要庞大的财力，而且需要杰出的报人。他多方寻觅，认识了福建南安籍的傅无闷。傅无闷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对南洋华文报纸比较熟悉，也是一位富有新闻采访经验的老报人。

“袁世凯倒台后，傅无闷与陈允洛曾在泉州创办《新民周报》，从此开始了他的报人生涯。不久，厦门《民钟日报》创刊，他受聘任总编辑。因言论触怒福建地方强人、督军李厚基，《民钟日报》被封禁，傅无闷只好在海外逃难，接下来几年，他先后在马尼拉、仰光、泗水等地的报界服务。胡文虎办《仰光日报》时，傅无闷在该报任职，才华得到胡文虎赏识。1929年胡文虎在新加坡创办《星洲日报》，37岁的傅无闷受聘主持编辑事务，地位相当于现在的总编辑。”^[7]

与其他老报人比较，傅无闷最突出的一点是：他从年轻时投身新闻事业，在这个行业整整干了半个世纪，一直没有改行，几乎是对新闻事业“从一而终”。还有一点，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文报业史上，傅无闷是唯一先后担任过两家大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总编辑的新闻界名人。

胡文虎以重金聘任傅无闷为《星洲日报》负责人后，傅无闷锐意改革，从内容到形式想出许多新点子，使报纸一问世就非同凡响，成为与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平起平坐的海外华文大报，社会影响相当广泛。傅无闷主持报社后，各方面的报务都得到了拓展，特别是销量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傅无闷从前人接手后，经过对报务的改革，销量便上升至7 000份，到了1933年，早报和晚报销量均达到了12 000份，到1936年，早报和晚报销量均高达15 000份，在新马以至东南亚各大华文报纸中销量第一。”^[8]

1937年11月傅无闷被挖到《南洋商报》，并带走了一批《星洲日报》编辑部的人员。胡文虎只好从香港聘请关楚璞任主笔。关楚璞，笔名楚公，祖籍广东省南海县，在主政《星洲日报》期间，撰文支持抗日战争，立场坚定，分析问题深入，备受读者欢迎。他主持《星洲日报》期间，增辟《南洋史地》、《南洋经济》与《南洋文化》三个研究副刊，另又辟三个文艺园地，让读者投稿，对南洋研究不遗余力，对当时的新马华文文学的推动作出了重大贡献。1940年关楚璞合约期满离开《星洲日报》，由俞颂华继任。

此时，林蔼民从香港回来复任总经理。后来，胡文虎得悉郁达夫很有才气，于1938年底礼聘其主编文艺副刊。郁达夫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悉心编排《繁星》、《晨星》副刊，由于文艺性很强，受到南洋华人交口称赞，从而使得《星洲日报》副刊成为海外华人文艺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郁达夫还应聘兼任槟城《星槟日报》文艺副刊的顾问，也把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他把自己写的《槟城三宿记》在该报副刊发表，一时洛阳纸贵，风靡全屿，大大提高了《星槟日报》在海外华人中的地位。《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副刊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新马华文事业的发展。

胡文虎对办报人相当重视，对于招聘来的人才给予优俸高薪。他常说：“要人家有干劲，就要使人家生活过得去，没有后顾之忧。如果天天还顾虑油盐柴米，哪能安心工作？”胡文虎还坚持“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对办报人极其信任，实行总编辑负责制。他只过问发行量，编辑方针、新闻业务、日常采编均由主笔（总编辑）全权负责。于是，报馆人员各司其职，发挥所长，乐于尽才尽力。这是星系集团发迹、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胡文虎重才又重德，他一再要求报业雇员要心怀民族大义，恪守新闻道德。他信奉世界新闻史上的“强人之一”普利策1903年提出的办报原则：“商业主义在报业经营中占有合法的地位，但它仅仅限于经理部。如果它侵犯了编辑权，那便成为必然的堕落与危险。一旦发行人仅仅注意商业利益，那将是报纸道德力量的结束。”对于星系报业，胡文虎制定一条新闻道德规范：“报道必须翔实灵通，立论务求精严公正，维护华人权益地位，发扬中华文化精神，促进中外友好睦谊，倡导地方民族融和合作。”把经营与业务分开，尊重和保护报纸的独立编辑权，是《星洲日报》能够避免其他报纸关门停刊的命运，屡次化险为夷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