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和谐是实现天人和合理想的鲜明表征

三、整体和谐是实现天人和合理想的鲜明表征

21世纪初的中国呈现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状态欣欣向荣的积极局面，广播从业人员拥有心无旁骛地追求终极理想的社会环境。从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凡是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坚持“三贴近”的节目，在听众群中的声誉和威望就高，这体现了一种深层次的互动。说明思想深刻、个性鲜明、品牌凸现、格调高雅的广播节目仍然是听众心目中的首选。

（一）和谐始于互动与对话

广播互动的层次和内涵是多重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作为大众传播的一个基本特点，互动理论的研究已经深入人心，下面探讨广播传播的互动形态，旨在说明媒介特征下的有声语言表达的互动优势。

目前广播传播活动的互动形态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即时的，比如大量应用的短信互动、直播网络留言、直播热线电话、网络在线广播等。资讯发布、服务与交流和带有娱乐性、欣赏性色彩的节目一般采用即时互动的方式。通过即时的通讯手段，表达主体能够和听众一起享受即时话语自由带来的趣味。作为一名普通听众，我经常被来自于听众的言语惊得连连称奇，听众的言语不乏奇思妙想、鲜活灵动、意趣盎然。当表达主体直面、应对民众即兴的语言智慧时，语言功力的深浅便一目了然。在广播不能实现即时互动的时代，表达主体往往苦恼于缺乏对听众的明晰认识，而今天面对一张张生动多彩的言语面孔时，表达主体的应对和响应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引人瞩目。在广播的即时互动中，存在着隐性的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之间的话语交往智慧角逐。即使在这样的语境下，产生积极或消极传播效果的主控权仍然掌握在表达主体手中。但是，在表达主体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情况下，表达主体绝对不能忽略和漠视的一个永恒挑战就是自身的经验视阈能否与听众的期待视阈融合。即时互动把传受关系划分出很多的细节空间，比如参与即时互动的听众和“冷眼旁观”的听众收听心态上有很大不同，但这两种类型的听众对表达主体的评价、对传播效果来说同等重要。实际上，研究“冷眼旁观”的听众的反馈对增强广播传播效果更为紧要，因为沉默的他们是大多数，这个大多数的人群决定着传播的多级性和忠诚度。

还有一种广播传播互动是延时的，比如热线电话录音重放、书信（包括电子邮件）来往、声讯电话调查服务、听众见面会等。延时互动更加趋向理性并侧重于表达评价，是广播媒体传播功能的一个考量体系。延时互动往往体现广播有声语言同听众的深层互动。媒体对生活底层的大众和弱势群体的深切关怀总是能够在深层互动的内容中体现出来，这是媒体反映和沟通国情民意的重要功能。在这个层面上，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对社会和听众的影响非同凡响。2002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全国新闻联播》播发了特写《孩子，你千万要珍惜这个饭碗呀！》，反映的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委市政府解决待业青年到北京就业的事情。节目播出后，引起全国很多劳动部门的关注，他们纷纷与媒体取得联系，了解具体情况和工作意向，光是深圳和上海两个城市就为鹤岗解决了800个就业岗位。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广播媒体发挥媒体监督和党、政府、人民喉舌作用是深层传播互动的目标，主要功能是通过节目把普通大众的疾苦反映出来，推动整个社情民意向良性、健康的方向发展。

广播有声语言的互动不仅仅是形式层面上的热线电话、短信息平台，也不仅是某个反响良好的节目获得的反馈，而是由语言所引发的听众瞬息变化的内心反映，是听众对语言表达千差万别的诠释、感触和回味。这是单纯通过收听率调查数据显示不出来的。收听率调查可以提供数据统计的量的科学性，但对美学意义的质的描摹恐怕力所不逮。调查有声语言传播效果的最周严方法是数据调查分析和个案深访，能够比较普遍地、典型地抽绎具有个体性和主观性的审美感受和倾向。听众对不同类型的节目有不同的诉求，但始终是以“有准备的耳朵”和敞开的审美心态面对有声语言的表达。就新闻资讯类节目而言，听众最基本的收听诉求是获得欲求信息，把内容介绍准确、清楚、明白是对语言表达的最低要求，但是这也只是实现了清晰、完整的浅表审美效果。新闻播音的深层美学效果则体现为规整、新鲜、明快、凝练的语体美。而对于欣赏类节目来说，听众决不单纯满足信息的获取，其收听行为本身就是一次艺术审美活动。问题在于，根据马斯洛的人性分析理论，人是有多重需要的灵性动物，没有人只满足于生理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基础层面，他时刻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接触和追求精神世界的需求和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表达主体创造美感和审美意味是没有上限的，换句话说，表达主体和接受主体在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平台上，可以共同创造和享受多重审美愉悦。

互动和对话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其深层内涵和终极目标指向融通与和谐。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隔阂、对抗和报复只是暂时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冷静地意识到，在通向和谐的途中，主体的努力势必艰难曲折、柳暗花明。和谐不是个别存在的悬置真理，而是“任何一个”式判断的绝对真理，东方哲学认为宇宙生命的本质就是和谐。所以，面向绝对，和谐是一个动程，纵使遭遇动荡和对抗，终将走向和谐的平衡点。现象学观点有这样的表述，假如我生下来就听到一种声音，我就听不到任何声音；假如我生下来就不能“转身”，只看到那棵树，我也看不到那是一棵树。任何的一种静止都是反动的，而人类的任何一次“转身”对历史来说都是一次动荡和抗争，对宇宙生命来说都是走向和谐的起点。在互动和对话中，和谐的本质以不同的“面孔”应和人们视阈的不同层面，向着实现终极理想的目标呈现各种实在的姿态。在不和谐向和谐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主体认识的固化、僵化、机械化是构成实现和谐的主要阻力。表达主体对有声语言表达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共识之后，容易形成一种定势，主观地认为那是发展自我的最好渠道，这种意识往往限制了主体经验的充实和全面重构。正如胡塞尔强调的那样，“为了达到某种原始的判断，为了去追踪在判断性的规定中实现出来的那种完全原始的作用，我们甚至必须不考虑这一点，并装作好像这些作用并不带有任何已被同时给予的某一共同体的预定轮廓，而每次都是我的完全原始的获得物似的。”^[11]表达主体经常自欺地认为他所持的定势就是原始经验，实际上那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出发点，只是向真正的出发点、向超出唯我论的那个先验逻辑回溯而做的准备。譬如，有些表达主体倾向于端庄大方，就表现为不苟言笑、四平八稳、矜持敦厚、波澜不兴，而这正表现为一种语言僵化的误读，是对端庄大方的判断的浅表化理解。真正的原始经验是回复到被接受时所预先给予的直观明证性。听众可以感受到表达主体的活泼、诙谐并不影响他的端庄大方。因此，观念的澄清与深化、思想方法的创新是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突破口。

（二）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共建整体和谐

顺乎天道和大化的互动是实现以人与天调、天人交泰为指归的天人和合的过程，而天人和合的表现形式则是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共建的整体和谐。整体和谐表现为多维度时空中多重存在的共存、共生、共荣。从历时的角度看，有两种历史性可能会造就和谐，一种是每一个时代都通过把自己的忧虑和观点强加给其他时代以斗争达成妥协；一种是对在线性的连续交流中，过去带给我们的逐步构成和重建。^[12]从共时的角度看，是人在内心深处和外部世界构成的网络中找寻并磨合的契合点。在宇宙生命的系统中，人类成为历时和共时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的整体和谐的结节点，从此点出发向多个维度伸展、融汇，寻求同情、共感、共鸣、对话和互动。整体和谐因人的主观努力而成为存在。

人类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仅仅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生活在社会交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在特定的语言之中，语言是人们同自己、同他者、同历史、同未来交流的表达媒介和情感媒介。如果以为一个人可以不运用语言而使自己基本适应现实，或以为语言仅仅是一种解决特定的交际问题的思维工具，那完全是一种错觉。事实是，“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社团语言习惯基础上的。我们看到、听到、以及其他方式获得的体验，大都基于我们在社会语言习惯中预置的某种解释。“预置的某种解释”就是文化，是必须在人与群体的沟通和共鸣之上的心领神会。一些实例显示，“言谈方式”与广义的文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在语言和文化的结合中存在着各种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行为反应的联系，语言分析和各种文化发展所采用的形态的联系。要发现这些联系，最佳途径不是专注于语言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典型描写方法，而是将文化和语言当作一个整体对待（如果二者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共同相处，这便是永远、唯一的方法）。^[13]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半句夏日寒”，言语的力量是通过文化展示出来的。

东方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是儒、道、佛融通的宇宙生命理论，千百年来不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变迁，而且还为亚洲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很多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哲学给养。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无论怎样也脱离不了东方文化的丰富资源。先进的东方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一个立体、开放、动态的同心圆。同心圆向外扩展的组成要素是个人、家庭、社会、世界、宇宙，向内深入的内涵是人的心智、灵感和神明。在这些要素构成的思想体系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在《论语》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的核心之核心，即“仁”。这是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终极关怀，所体现的美学价值、伦理学价值和哲学价值是融会贯通的。周汝昌先生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归纳成两个字——体贴，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巨大的、最伟大的精气神。东方文化体现和制约语言的表达是基于某种人文精神的认同，这种人文精神的精髓就是体贴。体贴是表达主体主动性的体现，是在“零距离”下观照传播活动中的他者，体贴本身就是双主体的，是“一体两极”的和谐共处和相生相长。在广播有声语言表达中，表达主体的意指方向主要是听众，但实现意指的路途与目标却不是听众本身。简单地说，就是大众传播的目标不是停留于、满足于与听众的共感和共鸣，更深远的目标是实现语言传播的文化功能和美学功能，进而使人类的精神交流获得自由和升华。因此，体贴是语言传播的理念，是有声语言表达中主体共建的精气神，也是实现整体和谐、精神自由的方法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天地万物人为贵，人是最有灵性和感性的动物。这种灵性和感性通过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共鸣来展示，使人与宇宙中万物产生情感交流。这种情感表现为礼、乐、诗、书，使人成为美学的动物。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冲击着经济孱弱的中国，人们武断地认为利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武器彻底抵制和消解一切传统，可以换得民族的骨壮和文化的苏醒。事实证明，这是对现代主义流动性的忽略和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盲目，导致了我们当代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迷惘和彷徨，极端的还表现为对传统文化武断地摒弃和粗暴地扭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从来都不是“二元对立”的，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当科学欲挣脱人文精神的引领和监控之时，就是人类面临生存和发展的永恒困境之日。唯一的出路就是中止抱残守缺（这是“思想先锋”们曾经讽刺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的崇洋理念，批判地融合东西方哲学的精粹，消解和超越逻辑形式和言语表述的差异，搭建文明对话的平台，探寻宇宙生命蕴含背后的终极真理，因为“全世界的伟大都是共通的”（歌德语）。

全球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且在“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观点上达成基本共识，但在实践上我们对正确理论的贯彻远远不够，主要体现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艺术还处于简单、低级的层面。“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是体现在旗袍、功夫、丹青、宫廷、园林、茶叶等的符号能指上，而是要借助这样的东方形式传达“蓄而不晦”的美学观念和“天人和合”的哲学观。我们是借助语言符号将向心深处的智性、悟性、人文关怀与物质世界的社会、自然、宇宙建构起一个个开放、拓展的同心圆，所幸的是，汉语毫不回避地承担了这个建构和外化的责任。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肩负着弘扬中华民族审美理想、道德目标和人生哲学的使命，在全球性文化疆界中不仅实现“信息共享、认知共识、愉悦共鸣”的现实含义，而且打破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文化“西风东渐”的“单边主义”，在本质意义上通过鼓吹“东风西渐”获得东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权。这个使命在政治、经济、军事都面临动荡的21世纪尤为刻不容缓，没有哪个媒介比广播电视更能充当——承载这个具有集约性、迅捷性、目的性和普适性任务的——文明使者了。

致力于开创先进文化和开发先进生产力的今天，“己所不欲”指的是蒙昧、虚伪、失信、违规、霸权等等干扰对话的消极因素。如果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我为社会网络的中心点，立足于此映射他人，尊重推己及人的感通性，以达到发展个人内在的人格资源，那么在这后面还有一个更加不能忽视的价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人在与社会、自然、宇宙的关系网络中承担的天赋责任。值得现代性的大众传播者借鉴和发扬。“己欲立”、“己欲达”的内容除了自由、公正、民主、法制，还应该包括普世的平等、礼教、责任、同情、公益等等。儒家思想的这两个重要的人文关怀原则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的感通和互动，以期达到的境界不仅是个人的完善发展，更要追求天人和合感应的融通和谐。

西方哲学在黑格尔时代就明显地探察到东方哲学“太一”观念和对整体性的强调；当代哲学主流也愈来愈关注“道法自然”的思想和天人和合的终极理想。实际上，东西方的哲学和美学都深切地意识到和谐是宇宙生命存在与发展的规律，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美学追求的前提下，我认为，在广播传播中，实现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整体和谐，势必经历三个过程，即正、反、合。前文已经谈到了很多“不合”的现象及其根源。至此，我想更多地谈一谈“合”。从有声语言表达的创作过程来看，表达主体至少要经历三个层面的努力，即理解—体贴—精神自由，才能够体验语感通悟带来的审美和谐。

“理解其实总是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阈的融合过程。”^[14]所以，理解是意欲交往和对话的主观愿望和主体能力，是迈向和谐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广播有声语言传播在理解性上存在先天的弱势，弥补的方式就是以陌生化、明朗化、形象化的语言材料及组织方式来明确和深化表达的意义。在广播传播中，大量集约化的观念性话语容易增加语言传播的“费力程度”，而陌生化、明朗化、形象化语言材料的循循善诱更容易接近听众的经验视阈。表达主体具体依据听众的收听心理规律，将传播的内容（包括由客观事物、事件所引发的知识、见地、思想、情感等），重构为易于收听的语言材料，激发听众触及有声语言时刹那的惊奇感，自觉主动地填充自身独立自在的视阈融合的完形结构。所以，如何实现语言表达的易理解性是表达主体与听众共享内心经验的捷径。

表达主体需要通过感性的语言材料将内心经验外化，才能实现回到内心触发更多灵感，并且与听众产生审美共通感。厄廷格尔把共通感定义为“通过直接地接触和观看最简单的事物而对明显显示给整个人类的对象所具有的一种富有生气而敏锐异常的感觉……”^[15]他认为共通感的真正基础是生命概念，他强调这是一种使一切有生命东西区别于一切死东西的“共同感觉”。共通感作为一种本能的和内在的心灵激素，推动人们去认识与人的幸福和生命有密切关系的东西。当表达主体通悟到具有普遍性但又有差异性的共通感，并将自己对这种感觉以富有个性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听众会感到一种充满生命律动和活力的幸福感。因这种幸福感，主体间的心灵距离拉近了，具有了预期的传播效果产生的前提。

体贴是主体间性东方式的表达，同时也是东方传统人文思想的精神内核。它不仅属于道德价值体系的范畴，同时属于美学领域的高级层面。广播有声语言的体贴宗旨时时处处体现，比如表达的字正腔圆，不单是对听众听觉感知和理解的体贴，也是对中国人审美习惯的体贴，更深一层讲，也是审美标准和人文关怀的具体体现。

精神自由是人类贯穿宇宙和生命历程的最高境界的追求，它偶然性地、随机性地、刹那地在内部自我交流中实现，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不满足于内部自我交流。在与他者的外部交流中，有声语言表达因“主体在场”而成为最能沟通心灵和情感的符号方式。当具有共通感的体贴从感性的语言材料表达中萌生，就不再只是停留于语言本身。“声音源出于生命，也把生命注入接受声音的感官。”^[16]因此，主体间的体贴开始扩散为对生命本身的感悟。具有无限拓展性的生命感悟使人们能够在精神层面自由地穿行。有声语言表达不仅送达观念性内容，而且将其所蕴含的通感和情感再现、放大，而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把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宇宙联结为自由的整体。在广播传播中，有声语言表达实现了精神自由，也就实现了共同体文化模式的互动和整体和谐的美学理想。

通过对以上三个层面的阐释，我们对大众语言传播的美学理念理解为多重关怀和终极关怀随时随处地邂逅，不离不弃，相伴相生。语言传播的美学不是曲高和寡的虚妄和高不可攀的绝顶，而是遵循大众传播和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律，从心理认知、审美感受、性灵体验和精神建设等各个层面观照受众的整体和谐。

整体和谐是具体和谐与多重和谐多维审美观照的整合。具体和谐是相对局部的、细节的，逻辑感受和形象感受在具体和谐中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触动听众千差万别的细节的个体感受和感觉片段往往在具体和谐中得到反映。但是，如果整个表达中贯穿的是同一化的方式、样态或同一基调的情感表达，也是不能达到多重和谐的整合的。比如，在广播中，时事评论节目的表达，一般的要求是在理解性的层面满足听众对事实和观点的知晓，但是假如只满足这个基本的层面，如果缺乏语言表达形式的清晰、生动和耐听，就无法全面实现与听众的视阈融合。前面谈到过，广播有声语言的观念输出和交流以感性材料为介质，直接诉诸听众的感性欲求。在特定的情境中，听众对某个内容、主题的知晓渴望非常突出时，他们会暂时忽略语言表达形式的某些不到位。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炮火突如其来地打响、“非典”时期全国抗炎斗争突变的新情况、2004年台湾大选中层出不迭的丑闻……在这些突如其来、出乎意料、瞬息变化的新闻事实面前，听众的求知欲和理性分析判断的渴望相对强烈，对语言的理解性、观念性层面的注意和兴趣会令他们“委曲求全”，暂时放缓或搁置追求听觉美感、感性认识和情感共鸣的需求。有声语言由于受到精神性观念的充实，语言使文字从本来有自在目的的东西变成失去独立性的表现精神的工具。所以，前文实例中的表达方式，仅仅将就适用于具体语境的特殊性，广播中大量的常规节目还是必须遵循听众对有声语言表达的基本要求，实现人性关怀、人文精神音声化的功能。而有些表达所选择和组合的语言材料与欲表达的意义和价值形成错位、无效或空集，给听众的知晓带来阻碍或误解；或者表达缺乏独到的见解、丰富的内容和触及人内心的情感，难以吸引并激发听众的思考和反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表达主体的声音悦耳动听，听众也会因其内涵的肤浅、苍白而心生反感。总而言之，有声语言表达在理解性认知和情感互动的层面都要达到具体和谐。

达到多重和谐需要处理好几个重要的关系。节目样态的灵活与语言表达样式的自如；声音形式的优美与思想内容的深刻；话语组织、修辞的别致与意义意味的深远；有声语言的音声感染力和副语言的协调配合；内部创作的情感、理性的酝酿与外部表达的分寸恰当得体；运用表达的内外部技巧时，技巧之间相互作用的增值效果，等等，都是实现多重和谐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关系对”。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说，“无论这种情感的转变是迅速，短暂，零碎，还是犀利而暴躁，像闪电似的交锋还是像长江大河一泻千里”，^[17]情感中的色彩和分寸都能够被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但是，有声语言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语言内容一不小心就被表达的个别的、特殊的细节弄得支离破碎，模糊不清。对于广播有声语言来讲，“特殊个别细节”经常是机械地、割裂地、盲目地运用表达技巧造成的，比如，过分地在一个观点上“兜圈子”，造成语意的重复和累赘；也可能是声音形式上的，比如节奏回环往复的频率过高，缺乏统一中的变化，造成听觉感受的单一；也有可能是主体表达定势的固化，比如细致处用情专而且深，但宏观的昂扬高举、大开大合却表现成薄弱的“亲切谈话式”等等。我们决不否定细节对整体的效用，但更关注的是细节的质量和张力。细节的质量表现出“精神的联系和意蕴”，能够直指听众的内心经验，使整个表达意味深永；细节的张力能够和谐地联结整体中其他的组成部分而不使自己成为“孤独的灵魂”。多重和谐是全局的，是多空间的，是不断优化调整的，一句话，是有声语言表达中各种关系的和谐。

广播有声语言表达创新的多重和谐表现为表达主体所能驾驭的情感分寸和精神世界所能达到的自由境界。黑格尔说，“艺术正是要在感性因素中活动，把精神引导到一个领域，其中像在自然界一样，基调是徜徉自得的幸福感。”^[18]表达主体以重点对细节进行处理的方式来表达情感的专注和真挚，目的是体现有声语言的具体和谐，但是具体的细节要达到和谐须是建立在情感控制基础之上的。播音名家齐越先生播读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一度动情哽咽，不得不中断播音。心情平复之后继续创作的效果，齐越老师是不大满意的。在表达主体情感自然流露中，听众的感受容易被迁移，并且做出相应的价值判断。不加节制或节制不利的情感表现使原本存在于内容中的矛盾得不到和解与转化，会导致向某一个方向的极端滑去。这种现象破坏了有声语言表达的审美意蕴，而且使主体间精神在迈向“自由王国”的境界时受到极大的干扰。

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看不见的和谐比看得见的和谐更好”，道出了多重和谐的内在神韵。多重和谐的境界一般是效法自然的心理感受。本书涉及的自然的美感不是“美是生活”原则倡导者所主张的“自然美只在内容（本质）而不在形式，艺术美只在形式而不在内容”^[19]，不是纯自然地对生活的摹写，而是经历艺术功力的历练而达到的超越现实生活的自然。目前广播节目大量运用谈话式的语言表达样式，主要目的是追求广播的贴近性，有些表达主体因此推崇越自然越好的表达观念。最常见的现象就是表达主体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被不加修饰和创作地搬到话筒前。生活口语中必定有精华的成分，但它往往承受不了大众传播语境下的责任和功能。谈话式的表达毕竟不是随心所欲的“闲聊”、“唠家常”，也不是或语流凝滞、或里唆、或支离破碎的生活口语，一句话，谈话式表达不是“客厅语言”。对于广播节目来说，有声语言一旦完全陷入谈话式的表达样态中，势必造成整个节目的单调和困乏，“过耳即忘”、“稍纵即逝”的当下感很难引发听众的审美兴趣和积淀。许多优秀的节目善于在谈话式表达样态中恰切地运用思辨和抒情，并在节目内容上加强有距离感的思考和抒情，这样不仅增强了节目的内涵和意蕴，而且在表达形式上更加鲜活灵动、丰富多彩。当表达主体对生活的本质能够融会贯通地认识、理解和感悟时，在语言的形式上至少可以避免陷入两个误区：其一，自然就是生活；其二，美就是不自然。有声语言和谐的自然或自然的和谐就是在遵循宇宙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抽绎生活美的本质并以个性化的方式进行表达。

和谐也可能发展变化为不和谐，这个变化折射出表达主体创作观念和境界的改变。比如，一位主持“音乐与车”主题节目的主持人，曾经以充满自信的、明朗的声音和体贴听众的细腻打动了很多人的心，无论是业界还是听众对她的专业评价都很高。但是，当某种状态走向极致的时候，相反的效果——不和谐产生了。无论哪次节目都一成不变地以毫无虚实变化的用声、句尾下坠的语势、平顺急促的语流来主持，与听众的交流和与节目嘉宾的交流，话语方式也没有适应性可言。无论主持什么主题和类型的节目，她都呈现了其顽固的定势。我认为，声随心动，表达主体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改变，导致语言表达的异化。当个体自以为可以成为对象的主宰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刚性和志得意满是无法驾驭的。当有声语言中的不和谐出现时，毫无疑问，语言表达主体对主体间的内应力就明显地削弱了。

【注释】

[1]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78页。

[2]张颂：《关于愉悦共鸣的思考》，见《语言传播文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3]张颂：《关于愉悦共鸣的思考》，见《语言传播文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4]〔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6页。

[5]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6]同上，第85页。

[7]张颂著：《朗读美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6页。

[8]参见〔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9]张颂著：《播音语言通论——危机与对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页。

[10]参见〔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修辞学》，罗念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11]〔德〕胡塞尔著：《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58页。

[12]参见〔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3]参见〔美〕本杰明・李・沃尔夫著：《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德〕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93页。

[15]厄廷格尔：《对共通感和理性的探究》，转引自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16]〔德〕洪堡特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4页。

[17]〔德〕黑格尔著：《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4页。

[18]同上，第390页。

[19]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