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业中的“浮夸风”现象

二、出版行业中的“浮夸风”现象

在“大跃进”中，出版社片面追求“快”，使得出版数量大幅度上升了，但出版质量却大幅度下降了，出现了许多问题。据统计，1958年全国出版图书45 495种，其中新出33 170种；图书中书籍38 739种，其中新出28 358种；出版课本2 521种，其中新出1 798种。而之前的19 56年，全国出版图书28 773种，其中，新出18 804种；图书中书籍为25 439种，新出16 751种；课本为772种，其中新出488种。1958年与1956年相比，无论是图书出版总量，还是新出图书的种数，均大幅度增加。

在“大跃进”中，由于片面追求出书的数量，片面追求“快”，结果，出版质量大幅下降。针对这一问题，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后，向陆定一作了书面汇报。《汇报》认为，出版工作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浮夸现象比较严重，出版工作重数量，轻质量，很多书籍粗制滥造，质量低劣。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个：

其一，不注意质量，盲目快速出书，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特别是下半年的国庆节前后，进行数量上的竞赛，发展数量的歪风达到了高潮。

其二，浮夸现象也存在于出版工作中，主要表现在滥出“丛书”上。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在1958年，各种名义的“丛书”全国出版的就达到460种以上。其中湖北人民出版社（33套、312本）、浙江人民出版社（40套、208本）、江苏人民出版社（76套、共621本）。此外还有很多“丛书”的编辑东拼西凑，没有章法，质量低劣。

自从“大跃进”以来，出版部门的干劲出现了很大转机。但与此同时又滋生了一种很反常的庸俗作风和浮夸习气。造成目前书籍质量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是“多、快、好、省”变成了单纯追求高数字的空指标。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宣传指导下，主管部门制度不健全，业务工作不认真，只片面强调数字指标，硬性规定任务，甚至提倡“放卫星”等做法，造成以上不良现象是有责任的，是不能推辞的。^[38]

其三，因为过于盲目追求书籍的数量，致使粗制滥造，质量较差。其主要体现在：

（1）政治上有错误、有毛病和出版水平达不到标准的著作。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出版）基本上利用已有的资料抄袭拼凑而成，一些地方还存在政治性错误。《石油矿床学》（地质出版社出版译本），出现了一张把我国台湾划归日本，把东北排除在外的“中国地图”。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友谊号》书籍封面，竟也出现了类似的错误，把波兰的国旗错绘成印度尼西亚的；此外还有不少书籍出现了对“大跃进”的浮夸宣传，非常不切实际。

（2）存在书籍滥编现象。1958年出版的大多数反映“大跃进”，配合政治运动的传播宣传手册，很多直接是由报刊上的文章转载加以拼凑编成，相互重复，质量低劣。这当中大部分文章不仅对实际工作了浮夸的宣传，传播了许多不恰当的口号，且对党的政策加以歪曲，同时还对共产主义作了许多不恰当或庸俗的诠释。

（3）编校工作不严肃认真，导致有出版价值的书籍在出书时没有章法，进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心雕龙注》标着“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刊”，而另一本《饮冰室诗话》一书却归于“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判丛书”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