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业的调整

四、出版行业的调整、整顿

1958年和1960年的两度“大跃进”，本意都是希望中国经济有一个超常规的、跨越式的发展，加速建成社会主义的进程。可是，事与愿违，它不但没有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大跃进”，反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后退。严峻的形势，迫使人们去探求中国经济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也促使全党上下不得不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问题，落实和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会议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认为对工业要进行整顿、巩固、提高。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出版部门认真加以贯彻，开始了全面调整工作。

1962年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起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0月18日文化部召开编译工作者座谈会，座谈加强图书的编译出版工作问题。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会讲话，指出：加强外文图书的编译工作，是当前反修斗争任务之一。讲话批评了只追求数量不注意质量的为出版而出版的错误倾向，提出要当社会主义的出版商，不能当资本主义的出版商。并提出要花力量建立一支有力量的编辑出版队伍。

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在1961年至1963年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一些方面的工作：^[40]

（一）整顿、精简中央一级出版社和刊物

中央一级出版社在1960年反官僚主义整风运动中已初步进行了工作检查，从10月份开始，根据中央指示进一步进行整顿，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整顿工作至1961年2月底结束。通过这次整顿，比较彻底地检查了图书出版中存在的问题。中央一级出版社自1958年以来共出版图书28 960种，这次检查了22 010种，占76%；共检查出有政治错误的图书1 383种，占6.28%。其中性质比较严重作停售处理的有294种。有不少图书内容没有政治错误，但质量很低，内容重复，这类图书占有较大比例。^[41]

中央一级出版社原有42家，经过整顿，裁撤了2家，合并20家，继续设立的还有24家，出版社的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中央一级出版社原有工作人员5 833人，经过整顿，精简了将近一半。文化部直属的5家出版社原有1 135人，减为612人；农业口3家出版社合并后，人员由202人减至70人。在整顿过程中，各出版社都讨论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制定或修订了一些重要的工作制度，特别是在健全编辑审校制度方面，明确规定了必须严格执行书稿的“三审制”。^[42]

1961年1月7日，中共中央批转安子文《关于中央一级机关精减刊物工作的报告》。中央的批语说：“各地各部门党组必须加强对刊物的领导，使它们成为党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各省、市、自治区必须指定一个书记或常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必须指定一个副部长或党组成员，负责主管刊物的工作，对刊登的重要稿件应当亲自审查。”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对本地区的刊物出版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将检查情况和意见向中央作一次报告。

通过检查整顿，中央一级机关104个单位的1 254种刊物减为307种，占原有刊物种数的24.5%。从刊物精简的情况来看，各单位出版的一些影响较大的主要刊物，一般都保留下来，削减得多的主要是内部刊物，如冶金工业部原有内部刊物47种，精简后只保留了1种。通过这次整顿，检查和处理了刊物中发生的各种政治性错误，普遍审查和调整、精简了编辑队伍，检查和批判了刊物出版工作中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检查和处理内容有错误的图书

出版社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内容错误的图书，有些已由出版社作停售处理。文化部党组为了使出版社在处理有错误的图书时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循，提出四点原则规定报请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60年12月14日通知全国出版部门执行。但至1961年3月，文化部发现个别地方的书店仍在将宣扬“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的书籍向农村基层干部宣传推荐，为此于3月15日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社对1958年以来出版的宣传农村工作政策、宣传三面红旗、反映农村生活的图书（特别是这方面的通俗读物和连环画册、宣传画）严肃地进行一次检查。对于其中系统宣传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错误的图书，应该根据中宣部批准的处理原则，提出处理意见报请上级党委审批后作停售处理。

（三）缓和图书供应紧张情况^[43]

由于出版用纸供应不足，1961年全国出版用纸量只达1957年的水平，除保证课本和报刊用纸外，分配给书籍使用的数量倒退到比1951年用纸量略高的水平；出书印数锐减，图书销售数只达1955年水平。各地书店特别是大中城市书店在“大跃进”时期积压的存书滞销。新书品种和数量都很少，多数只能由各发行所酌情分配，因而书店中形成了新书严重供不应求的状况。

文化部出版局把妥善安排图书市场、缓和供需矛盾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采取改进图书分配，加强计划发行，重印急需图书，挖掘存书潜力，收购旧书再售，开展租书业务，改善服务态度等七项措施。1961年4月，文化部以这七项措施为内容发出《关于加强计划发行缓和图书供应工作紧张状况的通知》。6月5日，文化部和商业部发出《关于加强旧书回收工作的联合通知》，要求商业系统所属的废品回收部门收购到的旧书刊，在处理前首先应经当地新华书店鉴别挑选，并对旧书回收的范围、价格、经营分工以及注意事项等做了规定（1961年，各地新华书店共回收解放后出版的旧书3 500万册，售出80%）。许多地方的新华书店还开展了租书业务，由于租金很低，读者可以租到在书店中买不到的书，所以很受欢迎。

1962年4月，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胡愈之副部长到会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会议在交流经验的基础上，讨论了缓和供需矛盾的具体措施和办法。文化部决定从贮存的战备纸中拨出7 000吨，由新华书店总店做市场调查，选择重印了260余种紧缺品种共1 618万册供应市场。

为了合理分配图书，文化部于1961年12月提出四条改进意见，要求新华书店：①严格区分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同需要；②按对象计划分配和门市自由选购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③加强邮购业务；④加强调查研究和改进同各方面的联系协助。并分别提出具体要求，如第一条中提出：内容较专门或高深的学术、理论著作，不适合一般群众阅读的古籍、外国学术著作、外国文艺作品等，只发中等以上城市，一般县城一律不发；有些对象更窄的甚至只发大城市；年画、历书和各种通俗读物优先供应农村，等等。

1962年5月，北京、上海两个新华书店发行所共同制定了《图书分配办法》，由文化部颁发试行。经过各有关方面的努力，图书供应的紧张情况有所缓和。

（四）对历年出版的图书进行重点清理^[44]

文化部为了在出版工作中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根据胡愈之副部长的建议，决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图书进行一次清理。文化部于1961年4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出版社把各社自成立以来至1960年底出版的图书，根据质量情况，采取抓两头的办法，分成四类加以清理。

据版本图书馆统计，1949年10月至1960年，全国出版的公开发行的初版图书（不包括再版书）约14.5万种，文化部出版局对各地报来的卡片作了适当调整，统计的结果表明，十年来我国出版的图书中，质量好的或比较好的可以作为保留书目的，大约占十年出书总种数的13.5%。在这些图书中，著作约占三分之二，翻译书约占三分之一。这次动员全国出版社的力量对十年来出版图书进行清理的过程，是一次调查研究的过程，也是总结经验的过程。文化部出版局于1964年将陆续分册编印的图书分类简目汇总编为《全国图书简目》3册，印发有关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