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论，新闻传播的旗帜
报纸自1663年在德国莱比锡诞生以后，就认识到媒介的功能不仅仅是传播新闻信息，更在于传播舆论和制造舆论。美国学者康拉德·芬克在他的《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一书中，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了新闻舆论对社会的巨大影响[5]:
18世纪，北美大陆的评论撰稿人先驱者拿起鹅毛笔，为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开始推波助澜和摇旗呐喊。
1831年，《美洲铁路日报》开始对铁路经营进行评论。于是，出版业这个新的“行当”诞生了，并自此通过其评论推动着美国工商业的不断变革。
1925年，《纽约人》杂志带着其令人眼花缭乱和耳目一新的老辣评论和社会分析问世了，并由此改变了美国人的衣食住行和言谈举止。
我国报刊新闻评论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74年1月，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是我国第一份以政论为主的报纸。该报主张变法自强，每天发表一篇评论洋务的时评文章。王韬的文章多以“强中以攘外，习远以师长”为主题，倡导学习西方、变法自强的进步思想。1883年，王韬将自己在《循环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整理成《韬园文录外篇》。这是我国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6]
梁启超在主笔《时务报》期间，撰写了大量宣传资产阶级维新政治的政论文章，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推崇报纸“去塞求通”、“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作用。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更是重视报纸的舆论作用。1905年11月，他在东京创办《民报》，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民报》倡言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并与保皇派报纸《新民丛报》展开了空前的大论战。
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尤其重视革命舆论的引导作用。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无产阶级领袖，无不重视报纸的舆论引导作用。毛泽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评论文章，还在1958年就党报如何写社论，亲自给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写信:“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作用。”
程仲文的《新闻评论学》是我国较早的一部新闻评论学专著，1947年9月由上海力生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从教学的角度系统论述了新闻评论与报纸的关系，评论的机能，新闻评论记者需具备的道德、政治修养和写作才能，提出了新闻评论“写作三要件”(即评论的见解、评论的资料和写作技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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