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与社团的形成和发展

一、出版业与社团的形成和发展

上海的许多组织和团体与出版业都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而聚集文人最多、最为活跃的文学社团最为突出。考察出版业与文学社团的关系，使我们能看出出版业对于社团组织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以及怎样通过社团组织整合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二三十年代在上海甚为活跃的文学社团就有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狂飙社、开展文艺社、太阳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中国诗歌会、文学社、礼拜六派、红黑社、青社、浅草社、前锋社、朝花社、现代社、絜茜社、新月派等。这些文化社团大多创立于上海，有的虽原创于别地，但活动或主要活动很快转移到上海。几乎每一个文化社团都出版书籍或报刊，或书刊兼而有之。如：

创造社，1921年由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成立，1930年6月后不久结束。⁽⁷⁶⁾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思想》，并出版“创造丛书”。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发起，成立于北京。不久，活动中心移到上海。1932年1月解散。创办《小说月报》、《文学周刊》、《诗》月刊，并编印“文学研究会丛书”和“文学研究会创造丛书”百余种。

狂飙社，高长虹、向培良为主要组织者，1924年9月在山西创办《狂飙周刊》，10月停刊。11月在北京出版，1925年3月停刊。1926年10月在上海复刊，1927年1月停刊。在京、沪两地出版狂飙丛书27种。

开展文艺社，1930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余慕陶、王独清等，创办《开展》半月刊。

太阳社，1928年1月成立于上海。主要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洪灵菲等，先后编辑的刊物有《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刊》、《新流月报》等，还出版“太阳小丛书”，由春野书店出版。1930年“左联”成立后自动解散。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1930年3月成立于上海，1936年解散。主要领导者为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创办《前哨》、《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等刊物。

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1930年10月成立于上海，先后参加同盟的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及教育、音乐、美术、世界语小组等八个团体。1932年11月创办机关刊物《文化月刊》，1936年停止活动。

中国诗歌会，1932年9月成立于上海。出版刊物《新诗歌》即“国防诗歌丛书”等。

文学社，因创刊《文学》杂志而得名，1933年成立。主要成员为《文学》撰稿人：茅盾、郑振铎、陈望道、叶绍钧、夏丏尊、王统照、徐调浮、傅东华等。

礼拜六派，因1914—1923年刊行《礼拜六》杂志而得名，也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等。出版哀情小说《玉梨魂》、《兰娘哀史》、《美人福》等。

红黑社，1929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为胡也频、丁玲、沈从文等。该社创办红黑书店，出版《红黑》杂志8期。

青社，1922年成立于上海。发起人为徐卓呆、胡寄尘、张舍我、张枕绿等。参加者有范烟桥、程小青、包天笑、郑逸梅、周瘦鹃、李涵秋、许廑父等。鸳鸯蝴蝶派文艺家组织文艺社团之一。出版《长青》周刊，由易堂书局发行。

浅草社，1924年成立于上海。出版《浅草季刊》。

前锋社，1930年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为王平陵、傅彦长、朱应鹏、范争波等。出版《前锋月刊》、《前锋周刊》。

现代社，1932年成立，出版《现代》杂志而得名。主要成员为施蛰存、苏汶（杜衡）、戴望舒、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徐霞村等。

朝花社，鲁迅发起和领导的文学社团。1928年秋成立于上海。主要成员有鲁迅、柔石、许广平等。1929年停止活动。曾编辑出版《朝花》周刊20期，复刊《艺苑朝花》5本，《朝花旬刊》12期，出版“朝花小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等。

絜茜社，1932年成立于上海，因出版《絜茜》半月刊而得名。主要成员为丁嘉树（丁丁）、张资平、曹雪松等。

新月派，成员复杂、组织松散的文艺团体和流派。因组织新月社和出版《新月》杂志得名。新月社形成于1923年，先是聚餐会形式，后发展有固定社址的俱乐部。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于1927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出版《新月》月刊，为主要阵地。

这些文学社团都聚集着一批文人，几乎都依赖出版书籍、杂志而得以形成和发展。有的由几个人发起，通过出版书籍、杂志，而使队伍迅速壮大。如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后来正式登记的会员有172人。有的本身就是因出版物而得名，如文学社、礼拜六派、絜茜社、新月派等皆是。有的通过出版物扩大着自身的影响。无论哪一种情况，或者是兼而有之，总之，他们通过自身的出版物，使许多互不关联或关联不多的文人走到了一起，通过出版物整合着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使这些文人在特定时空内的行为趋于协调和统一。他们或撰写特定内容的文字，或阐明自身的主张，或成就其特有的文风，都是通过以出版物为载体实现的。也即是说，出版物是这些文学团体的标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相关联的出版活动，就没有这些文化社团的存在。文化社团离不开其特定的出版物，通过出版物才能表达其特定的思想、风格和主张。出版物不仅使一批文人聚合在其周围，也不断地整合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出版物对这些社团的重要作用，我们从一些社团的主要成员回忆中也可看出。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的沈雁冰在《关于文学研究会》中说：“就我所知，文学研究会是个非常散漫的团体……这个团体，自始就非常奇怪。说它是一个空名么？事实上不然。说它是有组织的集团么？却又不然。办杂志的人有两句经验之谈：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也好像如此：起初是人办文学研究会，后来文学研究会办人了。凡属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都被他办过。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也。”⁽⁷⁷⁾新月派的主要成员梁实秋在回忆《新月》杂志时也说：“起初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办杂志的一伙人，常被称为‘新月派’，好像是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⁷⁸⁾。尽管强调文学研究会与新月派的风格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文学研究会强调写实主义，新月派多富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但都肯定了杂志在社团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都说有“先是人办杂志，后来是杂志办人”之语。团体通过办杂志，发出团体的声音；杂志的凝聚力扩大着社团的影响，整合着社团成员的行为，从而达到“办人”之效果。新月派的一些成员如潘光旦、闻一多、饶子离、刘英士、梁实秋、徐志摩等，虽然“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⁷⁹⁾，但通过《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出版的书籍使这个社团具备在理论上强调艺术美的至高无上，作品中具有章法严谨、句式整齐、语言凝练、意象新颖、意境深邃等共同的特征。

许多社团因出版物而起，也因出版物而终。如文学研究会的创立和结束就是一例。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但它是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张菊生、高梦旦在1920年11月初答应改组《小说月报》，郑振铎等才转而主张成立文学研究会的⁽⁸⁰⁾。关于此会后来活动中心南移上海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文学研究会的主将沈雁冰、郑振铎纷纷来沪而使然。其实，沈雁冰1916年8月就来商务印书馆，文学研究会成立前后都在上海。在1921年《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的《文学研究会章程》中公布沈雁冰的联系地址为“上海宝山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不存在沈雁冰南来上海之事。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其主要原因正是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设在上海的缘故。后来文学研究会在1932年的解散，也是因为《小说月刊》在1932年1月停刊的缘故。在没有了自己代表性的出版物以后，社团的消亡是自然的。如创造社因创造社出版部和继之的江南书店停业而解散；红黑社也因《红黑》杂志停刊和红黑书店停业而自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