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与科学社团的发展

第二节　现代大学与科学社团的发展

一、现代大学的发展

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产生了大学的雏形。11世纪在意大利诞生的博洛尼亚大学，堪称西方世界第一所大学。12世纪，法国巴黎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诞生；13世纪剑桥大学诞生，之后大学开始蓬勃发展，截至1500年，欧洲已有60余所大学。此后美国也于17世纪诞生了最早的两所大学：哈佛大学和后来的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历史今天已众所周知：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这块奇异而富饶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17世纪初，首批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东海岸，在那里开拓了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已经有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交流对教育的促进功能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大学和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同时也极大地推动着西方文明进步的步伐。在近代西方大学发展的基础上，大学理念也在不断发展。1810年洪堡在德国创立柏林大学，确立独立治校与自由教学的大学原则，更明确倡导大学职能在于学术研究，现代大学理念由此诞生，之前远远落后的德国因为教育的勃兴也开始在科技文明上迅速赶超英法强国。1876年仿柏林洪堡大学而进一步新创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也是现代大学的重要里程碑，这是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许多大学学习的榜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注重科学研究、大力开展研究生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重点吸引和培养优秀学生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至今仍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此后研究型大学在美国蓬勃发展，美国的社会与科技文明也迅猛发展。德国的现代大学理念对近代日本大学的诞生和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包括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发展起来的日本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以及后来的京都大学可以说都是洪堡大学理念的衍生品。中国同样如此，1895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在天津诞生，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诞生，1920年前后产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国立综合大学东南大学，此为早期中国现代大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此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相继发展为中国早期高水平的现代国立大学。

图59　北洋大学堂

图60　天津大学

中国现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不寻常的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争清政府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一时间，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维新变法的思潮日益高涨。洋枪洋炮也现实地开导了当时的皇帝光绪，促使他寻找一条要求变法维新，自立图强的道路。天津是中国北方维新变法的重要基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积极响应维新变法，并努力付诸实践。北洋大学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创始人盛宣怀就是一位鼎力协助李鸿章在天津发展洋务运动的实业派，他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感到“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这也是他创立新式大学的初衷。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由盛宣怀亲自任督办兼名誉校长，他进一步以“科教救国，实业兴邦”为宗旨，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出任总教习。生于美国又在柏林大学获神学硕士学位的丁家立，对西方大学相当熟悉，加上他本人又曾于1886年在天津英租界创办了一所不带宗教色彩的“中西书院”，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的声誉和影响，盛宣怀对他倍加赏识。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和学制规划，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

创建之初，北洋大学堂设立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分级设学之始。头等学堂即大学本科，学制4年，分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有20余门课程，专业课分五个专业：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共30余门课程。二等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新式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招收13至15岁学生入学，修业年限为四年，主要课程有：英文、数学、朗读、各国史鉴、地舆学、格物书、平面量地法等20余门课程。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不仅推动了我国第一个近代学制的产生，为我国高等学校初创时期体系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更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结束了中国延续长达1000多年封建教育的历史，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航程。

在中国赫赫有名的清华大学，则是清政府于1911年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北京所建立。最初称为“留美预备学堂”，是第一所用于被政府派送到美国学习的中国青年而建立的预备学校。毕业生直接进入美国大学三年级留学。1925年才开始四年制本科教育。

图61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最初的酝酿，是在清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间，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因闻美国国务卿约翰·海(John Hay)有“美国所收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说法，就因此一方面以书面形式向美国劝请核减赔款，一方面则上书清廷申请以此款设学育才。中间虽然因为发生粤汉铁路废约等事件，让这一主张颇受阻碍，但梁诚努力不懈，最终取得了美国国会的赞同，将处置赔款全权付与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按照条约中国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经罗斯福总统决定将当时尚未付足的款项总计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为纪念罗斯福总统对清华立校的贡献，清华的西体育馆被命名为“Roosevelt Memorial Gymnasium罗斯福纪念体育馆”，并在面墙上铸其雕像。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十一日，美国核减赔款文告由驻华公使柔克义送达中国，中国外务大臣庆亲王答复上述公文说：

“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并有鉴于以往贵国教育对于我国之成效，大清帝国政府谨诚恳表示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

同日，外务部致美国公使馆函称：

“从赔款退还之年起，前四年我国将次第派送一百学生；迨四年终局，我国将有四百学生在美，从第五年起，直至赔款完毕之年，每年至少派送五十名学生。”

并派唐绍仪为特使赴美表示谢意。

民国前三年(宣统元年，1909年)美国退还赔款之第一年，外务部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商定学生游美细则后，会同学部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六月初四游美学务处奉准设立，派外务部丞参周自齐为总办，主事唐国安及学部郎中范源廉为会办，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为驻美学生监督。起初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民房一所为办公处，后来又迁入史家胡同。9月奏准将北京西直门外“清华园”作为游美学务处兴建“肄业馆”馆舍之用。后来的清华大学最初正是得名于“清华园”。

民国前一年(1911年4月29日)四月初一(清华校庆日正是源于此)“清华学堂”正式开学，在工字厅举行开学仪式。教师由基督教青年会从美国聘请。游美学务处亦迁入“工字厅”办公。首任教务长为胡敦复。清华学堂成立之初，由正副监督三人管理，监督则由游美学务处之总办与会办担任。同年10月，武昌起义开始，学生纷纷请假回家，清华学堂被迫停课。辛亥革命后，清帝宣统于1912年3月30日退位，中华民国建立。民国成立之后，将“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于同年5月1日重行开课，并裁撤“游美学务处”，使之隶属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教务长。10月，任命周诒春为副校长。清华学校为将来扩充规模起见，在民国二年春请政府将毗连校西之“近春园”(俗称四爷园，为道光帝赐第四子咸丰帝奕詝之赐园)并入校址。近春园西隅有“长春园”，旧名水磨村等邻近地亩，亦一并并入清华学校。清华一方面有庚子赔款作为充裕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又有景致优美的园林作为校园，学习环境得天独厚。非但如此，清华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较当时其他学校更是深具特色。譬如：希望学生有强健的体魄，所以对于学生体育特别重视。除平日积极提倡锻炼身体外，还特别要求学生毕业前，必须通过最低标准之五项运动(游泳、百码、跳高、跳远、掷铁球)，如有任何一项不及格，扣发毕业文凭，取消出洋资格。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年二月曾派选手参加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开中国学校参加国际体育竞技之先河。另外，学校亦不时请名人学者来校讲演，像民国三年冬，梁启超先生来校演讲，以“君子”为题。其引述易经中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勉励同学，学校遂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采为校训。

民国二年三月初，唐国安校长病逝校内寓邸。外交部令周诒春继任校长。周校长任内，因财政比较宽裕，故对外设法扩充留美学额；对内一面增加在校学生数目，一面添置设备与建筑。并自民国三年起，更间年选派专科女生10名(有时不足额)留美，由公开考试决定。这在女子教育上是一个创举。民国七年一月四日周校长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恳请辞职，外交部批准。周诒春辞职以后，清华校长之人选几经更迭。一直到民国十一年四月，教育部令派曹云祥为代理校长，10月6日，曹云祥正式署理校长，在任约六年。曹任内，清华的学术规模有了巨大突破。如在民国十四年春成立国学研究所，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诸先生为导师。同时，也开始招收大学部学生，分文、理、法三院，并附设研究所。设立大学部主要目的，是要由国内本土造就国家需要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为出国留学作预备。同时考虑到退还庚款有限期，恐日后经费难以为继。民国十七年曹校长辞职获准。北伐成功后，北洋政府消亡，国民政府改“清华学校”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孙科为校长，孙不就，改任罗家伦为校长。罗家伦于9月18日就职，对校内组织，多有改易。当国民政府统一北方时，原属外交部之清华董事会因之消灭，而清华的隶属又成问题，大学院欲收归辖下，但外交部则借口外交关系不肯放手，最终清华由二机关联合管辖，另由二单位合组一董事会治理。董事会的存在一直为人所诟病，主要是因为清华整体发展常因董事会之权限过大而处处受阻。所以民国十八年四月三十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决，将清华基金经整理后，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清华校务及游美学务基金保管委员会”在南京开会通过上项议决案。民国十九年五月，清华学生对罗校长有不满表示，罗以学风为理由而辞职。罗氏离校后，清华校长虚悬达十一月之久，其间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另一方面，董事会问题因罗校长的努力，终使大学院及外交部合派之董事会撤销，清华开始直接隶属教育部。

之后，民国二十年三月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吴南轩为校长，四月十六日就职。又因与师生不合，而于六月二十五日离开北平。教育部在清华师生的压力下，委派翁文灏教授代理校务。翁文灏于七月起开始入职，但于九月中旬即辞去代理兼职，教授会与学生会开会挽留无效。最后，由于范源濂的极力推荐，中央决定派梅贻琦为校长。梅贻琦校长终能获得清华师生的充分支持与崇敬，一直续任至1948年底。梅校长在任期间，为学校建设贡献巨大，确定了其著名学府之地位。他的办学理念“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而谓也，有大师而谓也”被各界广为推崇，至今传为佳话。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和其他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在昆明建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战争结束后，清华大学移回北京，并继续运作。

二、科学社团与“中基会”

众所周知，中国科学社最广为人知的贡献是创办《科学》刊物。在《科学》之外，中国科学社又于1933年创办了一份普及性的《科学画报》半月刊，旨在“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用简单文字和明白有意义的图片或照片，把世界最新科学发明、事实、现象、应用、理论以及于谐谈游戏都介绍给他们。逐渐地把科学变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份普及性的科学读物，《科学画报》发行量很大，是当时国人了解科学知识的良师益友，在推进中国“科学化”运动方面功不可没。1953年，《科学画报》由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接办。此外，中国科学社还出版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专刊、科学丛书和科学译著等，代表性著作有吴伟士的《显微镜理论》、李俨的《中国数学史料》及译著《最近百年化学的进展》、《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与此同时，科学社还通过举办通俗科学演讲、创立科学图书馆等活动，以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开阔国人的科学眼界。

其次，中国科学社通过召开年会、举办著名学者学术演讲会等形式积极促进学术交流。从1916年到1936年共召开过年会有26届之多。年会地点遍布全国，与会者也由最初单一的团体发展为多团体联合，学术交流日益规范，学术声望遍及全国。科学社还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一方面，邀请世界著名专家学者来华讲学。如在1920年有美国教授推士演讲“科学事业与科学团体”、法国著名算学家班乐卫演讲“中国科学与教育问题”、英国哲学家罗素演讲“爱因斯坦引力新说”；1922年则有美丽尔博士演讲菲律宾科学局设立之经过；1929年有德国物理学及航空学家卡曼、意大利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等来华演讲等。另一方面，科学社又积极走出国门，1926年派竺可桢等12人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9年组织人员出席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等。

再者，中国科学社积极创立科研机构，集成科研群体。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于1922年在南京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该所自成立之日起就积极进行生物学的标本采集与研究，前后历时30余年，并在物种调查及动植物实验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如此，还在原生动物、介壳类、两栖爬行类等11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譬如，张景钺《蕨类组织之研究》、钱崇澍《安徽黄山植物之观察》、陈桢《金鱼的变异》等研究在中国生物科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生物研究所不仅培养了自己的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倪达书，两栖爬行动物学家张孟闻，鱼类学家张春霖，兽类学家何锡瑞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人才，而且还积极组织科研人员出国深造。与此同时，生物研究所还对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中国西部科学院等相近的生物学研究机构进行了积极的扶持和帮助。可以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启了中国现代有组织、有系统的生物学研究，使中国生物学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四，审定科学名词，推进科学的规范性发展。随着西方近现代科技传入中国步伐的加快，科技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日益加剧，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科学》在创刊号《例言》中说：“译述之事，定名为难。而在科学，新名尤多。名词不定，则科学无所依倚而立。”因此，科学社将科学名词的审查和编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董事会公举赵元任等5人为委员，负责科学名词之审定事宜。从1919年起，科学社参加了中国第5次至第12次的科学名词审查会。1933年国立编译馆成立后，中国物理学会推定科学社社员吴有训、严济慈等7人组成名词审查委员会。1935年国立编译馆委托电机工程师学会审查电机名词，在20名审查员中，就有10人是中国科学社成员。

另外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活动也促进了中国科技体制化的诞生和发展。科技体制化是衡量科学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科学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就需要科技体制化作为组织保障。所谓科技体制化，就是让科学的社会功能为大众所承认、科学有自己的操作规范和自主性等。中国科学社通过带动各专门学会及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使中国初步实现了科技体制化。在中国科学社的带动下，各专门学会如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生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数学会等科学学会应运而生。除中国生理学会外，其他专门学会的发起人或领导者都是中国科学社成员。这些学会均效仿中国科学社，建立了科学管理与民主决策机制。另有新中国农学会等多个科学团体，也是在科学社的影响下成立的。科技体制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而在中国现代最早充当科学家这一特定社会角色的就是以中国科学社为首的科学社团的会员。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科学家的社会角色正式形成，建立了相应制度。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国家级科学机构。中央研究院从筹备、建立乃至发展都与中国科学社血肉相连，科学社社员蔡元培被任命为院长即为一例。中央研究院最初40名筹备委员中除朱家骅等5人外，其余都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许多科学社社员后来又应邀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如中央研究院4位总干事中，就有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而15位所长中就有13位是中国科学社社员。

由之不难看出中国科学社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奠基性质的工作，既积聚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人才，又带动了各专门学会和科研机构的成长。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来自于异域力量的支持，这主要还是指庚子赔款，一方面是中国科学社的主力构成是庚款留学生，另一方面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样是庚款支持的“中基会”的帮助。

图62　中基会负责人胡适

中基会全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成立于1924年9月，是专门负责接收、管理、监督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科学文化赞助机构。该董事会由中美双方政界与科教文化界知名人士共15人组成，另有执行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以及干事处进行具体事务的运作，务求“使用该款于促进中国教育及文化之事业”，其用款范围多限制在科学研究、科学应用和科学教育，以及属于永久性质的文化事业(如图书馆)等方面。^[16]美国方面极力主张设置独立的基金会专门管理退款，明显乃出于对当时北洋政府不信任，目的为确保该款能真正用于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达成退款计划的宗旨，保障其在华“文化投资”(Cultural investment)^[17]的利益。当时中国教育文化界对于设立基金会管理退款之计划均表示欢迎，但各方就董事的人选组成及其任命方式一直争执不下，^[18]以至为日后的改组埋下伏笔。但总而言之，中基会对中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成绩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为多数人所承认的。一生与中基会结缘甚深的吴大猷先生以为，该会在抗战前补助国内学术机构，选送科学研究人员出国进修，支持科学教育的措施，在为国培育人才上的贡献甚大。^[19]胡宗刚也肯定了当时有着首倡作用的中基会实为各国管理退还庚款机构中最有成效者，在促进中国现代科学学科建设以及引导出良好学术环境方面有着重要意义。^[20]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就多赖于中基会的支持。中基会的资金有限，为了使用这有限的资金，他们根据中国科学事业初创时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如下的资助原则：

(1)主要资助那些已初见成效或实验显著的机构，一般不资助计划中的新设机构

(2)特别重视资助那些由于中基会的资助而可能得到地方上更多援助的事业。

(3)注重受资助事业影响的全国性、全民性和地域性。

(4)对公立和私立机构一视同仁。

中基会的资助重点在提高教育水平和发展科学研究方面，资助方式随着基金会的进一步成熟也越来越多样化。比如1925年，中基会开始筹建北海图书馆(后与北京图书馆合并)，这一成绩也作为永久性事业留在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历史上。1926年中基会开始设科学研究教授席资助，1927年设科学教育顾问委员会，后来改为编译委员会；1928年设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1929年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 1930年始设研究教授席资助；1931年开始与北京大学合作设研究特款。

不难发现，中基会通过自办、合办科技事业以及对学术团体和个人的资助，成为政府支持之外，科学研究事业资金来源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中国近代科学事业的奠基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还以中国科学社为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是中国人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在该所1922年成立之初，科学社只能拨款240元，仅相当于一个职员的年薪。1923年江苏省政府拨给每月300元的经费也多用来雇佣采集员以及购买药品及建标本室等用，大部分研究人员是在无偿工作。从1926年起，中基会开始重点资助这个具有勃勃生气的民间研究机构，前四年每年资助15000元，以后增至每年50000元，还时有购置仪器设备、修造房舍、出版印刷等临时补助费，极大地支持了生物研究所这个“中国生物学的摇篮”的发展。至1933年全所共完成科学论文170篇，72篇送国外发表，其余在本所论文专刊上刊出，他们的工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中基会可谓功不可没。中基会的资金来源虽然是庚子赔款，因此带有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的适时创建及其妥当又广泛的资助，确实有力地促进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并且我们从中国科学社的人员构成上也不难发现它与庚子赔款，或者说来自异域的资金支持的关系。首先，在中国科学社创建当初，胡明复、杨铨和任鸿隽等草拟的“科学月刊缘起”上，有赵元任、胡明复、任鸿隽、秉志、金邦正、章元善、过探先、周仁、杨铨等9人的签名。一般认为，这9人“实际上正就是科学社的发起人”。调查表明，他们当中，除任鸿隽和杨铨是辛亥革命以后由民国政府派出的公费留学生(稽勋生)以外，其余都是庚款留学生。

其次，自中国科学社成立到1918年该社将大本营迁回国内的三年间，曾举行过三届年会，并进行过三次理事会的换届选举。有学者专门做了一个对历届理事会成员构成调查(见表一)，结果表明12名曾当选过理事的人当中，庚款留学生至少占了8位。

表一　中国科学社早期主要理事会成员

续　表

中国科学社成立当初，其组织发展壮大得很快，截至1915年10月30日的统计表明，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社员人数已达到116人。其中庚款留学生为69人，占近六成。从参与活动的情况来看，中国科学社早期的主要事业是编辑和发行《科学》杂志，其主要事业就是以《科学》为阵地，开展向国人普及科学的活动。通过对1915—1918年《科学》月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含译文)进行统计，可以看到，在总数为467篇署名文章中，庚款留学生发表的文章占了251篇，占总数的53.75％；而从撰稿人的角度进行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出，在132位署名撰稿人中，有63位是清华庚款留学生，占总人数的47.73％。两者都占据了统计数字中的“半壁江山”。

众多的庚款留学生积极投身于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和早期事业中，并且发挥了核心与骨干作用。这一事实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科技史上拥有重要意义的庚款留学和中国科学社的创建这两大事件的关联；而且透过这种关联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莘莘学子从学习科学走向传播科学的一脉相承的追求与奋斗。如果说庚款留学始于中华民族蒙受巨大屈辱的年代；那么正是这种屈辱造就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他们在深深的忧患中走出国门，为了有朝一日履行科学救国的责任。这种内心深处排解不掉的忧患与责任意识，不仅成为鞭策着他们在学业上进取的强大动力，更促使他们在大战来临前那变幻莫测的风云中行动起来，以刚刚学到的本领和知识为多难的祖国服务。这种精神一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