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播媒体的作用及监督方式

三、政府的作用

施拉姆在谈到政府的责任时，提出了一个命题：“政府对于大众传播事业所应负的第一个责任是，不插手其间。”他特别强调，“我们这样主张，绝非矫饰、幻想或故作吊危之语”。他说，如果政府不插手其间，大众传播事业本身就要自我要求，作更大的约制，与对原则的服膺。他指出，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再没有比媒体的自我约束，亦即无需滥用权力，更为重要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大众传播媒介的规模如此之大，力量如此之强，与阅听人的距离又如此之远，除开政府，已没有别的机构能出面管制。因此，他们感觉到情形势在必变，典型的办法，是转而向权力中心求助，以使媒体的力量有所收敛。

施拉姆坚决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借助一种直截了当的力量，这一种理论并不可取；我们应运用我们的一切智慧与力量，来加以阻止。因为那样做实在太危险，“这种治疗比疾病本身更是可怕”^[7]。在施拉姆看来，除非我们怀疑民主的政治哲学，改信某种形式的极权主义，才可请政府来担任大众传播事业的看守者。

但施拉姆并非说政府对媒体作为不须负任何责任，而是要担当如霍京所说的“剩余责任的承受者”，即责任中尚未由媒体本身或阅听大众充分承受的部分，让授给政府。举凡节制与促使变革的责任，各方所担责任的次序是：首先要由媒体自身来承受，其次由大众来承受，最后才轮到政府。

根据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报告，施拉姆提出了政府促进报刊的一些具体责任，它们是：首先，政府要依据反托拉斯法来维持大单位之间的竞争，尽量地做到维护意见自由市场的理想。其次，政府于必要时应对现存的大众传播事业数目的不足加以补充，来弥补私营媒体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第三，政府应对新的传播事业给予种种方便，促其建立。总之，政府是一个“剩余责任的承担者”，它最好尽可能不干预大众传播事业内部的事务。

《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有一段关于政府责任的论述：政府虽然承认报刊必须继续作为一项私人的商业而存在，但它仍然可以使公民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那种通讯体系。例如，政府可以鼓励人们创办新的通讯工业。它可以采取新的法律手段来制止长期地、公然地滥用新闻自由。并且还可以创办通讯工具从事通讯活动，以补私人通讯工具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