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客观主义理论的拓展
在客观主义理论的内涵以各种不同方式变换的过程中，美国新闻史上悄然出现了一种现象——新新闻主义。这一现象是颇具戏剧性的：开始不被人注意，形成一定声势之后，曾为新闻界的正统人士嗤之以鼻。谁也不曾料到，新新闻主义几乎演变成一股狂潮席卷美国报业直至美国文化领域，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结局更令人深省，极度喧闹之后是过分的冷清，新新闻主义仿佛突然销声匿迹，静悄悄地退出了新闻舞台。这一过程为理清客观主义理论的嬗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和参照物。
一、新新闻主义的冲击
新新闻主义是对客观主义理论的反叛。在认识到绝对的客观不可能达到，客观性受到多方质疑的前提下，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选择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背叛客观性原则而走向主观。新新闻主义与客观报道最重要的区别是记者和他的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记者再也不是置身于事实之外的冷静旁观者、客观叙述者。客观主义理论所奉行的在报道中尽量避免主观介入的原则被完全打破了。新新闻主义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等等。大量的文学手法（尤其是小说手法）的运用，甚至允许虚构、夸张在报道中出现，使得新新闻主义作品更接近于小说而非新闻。新新闻主义的离经叛道给传统新闻业带来极大冲击。新新闻主义作品一度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上红极一时，新新闻主义所崇尚的主观性理论也震撼了新闻观念的基石——客观性原则。令人深思的是新新闻主义的命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昙花一现之后即在新闻业悄然退隐，如今只是在某些极富戏剧性的特殊报道中偶见其真容。这明确地预示着：客观主义理论虽然有着种种缺陷，但它在新闻领域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它可以被改造，但绝不可代替。
二、拓展客观主义理论
新新闻主义是一种极端现象。实际上，明智的新闻从业人员深刻领悟到客观主义理论的合理内核，即使在看清楚其存在的种种缺陷的同时，也从不曾放弃它。更多的人试图发展客观主义理论的内涵，拓展它的理论范畴，使其更加合理和完善。例如，在承认解释性报道的部分主观渗入时，客观性原则并不曾被完全否定。柯蒂斯·麦克杜格尔在《解释性报道》一书中指出：“将来，最为成功的报人将是那样一些人，他们具有受广泛的教育的经历，在一个或更多领域内具有专家才有的知识，具有避免唯情论的能力，具有保持客观性和描述性的风格的能力，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除了这一些之外，还具有领悟到迅速发生的新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潮流的关系的能力。”(29)麦克杜格尔试图将“保持客观性和描述性风格”与“领悟到迅速发生的新闻事件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潮流的关系的能力”相提并论，前者是指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后者是指新闻报道的解释性。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客观性和对新闻的主观认识并非是互相排斥、绝对对立的。记者必须具有这两种能力，它们是可以并存的。更为有意义的是：许多新闻研究者一再强调，在解释性报道中，对新闻的解释也不是记者主观性的任意发挥，它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提供大量的有关新闻事件的背景材料，二是报道有关人士对新闻事件的观点、意见。可以看出，即使在解释性报道中，客观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须遵守的。在这里，客观主义理论又一次显示出它在新闻实践中难以被毁灭的强大生命力。
三、客观报道仍是新闻职业的准则
李普曼是客观主义理论的忠实维护者。他在《舆论学》一书中道出对客观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与体察：“当我们的心灵深刻地感觉到他们的主观倾向时，我们发现自己仍然热衷于客观方法”，因为“无法体悟周围环境中的相关事件的人，必然成为煽动与宣传的牺牲品。”所以“当你意识到现代世界是在多么巨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它的新闻的时候，人类本性的弱点就不成其为道歉的理由，而是成为一种永恒警惕的理由。”(30)李普曼对于客观主义理论的观念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新闻从业人员的基本态度。有一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有这样一个疑问困扰着新闻研究者：即客观主义理论在历经多次冲击之后，究竟还有多少新闻从业人员对其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为此，约翰·博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抽样调查了50家美国报纸的编辑。他的调查结果发表在1981年春季的美国《新闻学季刊》上。他根据编辑们对问卷的回答，用数理统计中的方差分析法（即把所有样本平均数一起加以考虑的方法），将编辑们的态度分为三大类。依据方差分析法，总方差百分比为65.43％。其中，持第一类态度的在总方差百分比中占41.27％，这类编辑认为“客观性是可能的”。他们“感到需要在他们的工作中寻求某种客观新闻的编辑的行为”。持第二类态度的在总方差百分比中占17.97％，这类编辑们认为“客观性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标”。持第三类态度的在总方差百分比中占6.42％，他们认为“客观性完全能做到”，同时还认为“事实可以毫无偏见地被选取”。这项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新闻从业人员认为客观性是可能做到的，客观报道仍是新闻职业的准则。
四、追求和接近客观性原则
客观主义理论已被实践和理论证实存有多种缺陷，但新闻领域仍将之奉为不可替代的基本理论及行之有效的职业操作法。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结论。于是，新闻理论家们开始研究这一既成事实存在的合理性。巴巴拉·菲利普斯经过大量的实地观察、抽样调查和访问新闻从业人员之后，完成了论文《客观性的探究：新闻业的观点对社会科学的观点》。她认为：从实践方面看，有五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促使新闻从业人员必然将客观主义理论奉为职业准则。1）缺乏人力、财力和时间。这决定了新闻传播媒介只能快速地传播新闻，失之偏颇、粗浅在所难免。2）避免触犯受众中的某一部分人，以及引起意识形态和社会产生不合的种种问题。客观性是避免这类问题产生的挡箭牌。3）挑选证据和判断真实情况的困难。4）记者在许多领域里缺乏专门知识。记者只能客观报道，忠实记录他人的看法和判断。5）记者不会将他们自己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的东西，或将特有的、具体的事实放入到更为广阔的理论框架里去。因此，他们只能对报道中事实的客观性负责。这一论点比较圆满地解释了客观主义理论中存在的矛盾。新闻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的有效性和广泛适应性，虽然不是完美无缺、百试不爽的，但舍此别无他法。
现代新闻业对客观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度：“绝对客观性不可能达到，只会引起永无休止、徒劳无益的争吵辩论。……客观性并不意味着指望要达到它，而是对现实反映的一个过程、一种态度、一套思维方法。例如迈克尔·舒登声就将新闻学里的客观性视为信仰体系中确定无疑的那种知识。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是一种伦理学——指明人们在道德上作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于是，客观性不再被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而是有益的、应该力求达到的，它是把‘是’和‘应该’融为一体的途径。”(31)
上述这段话，是当前西方新闻界对客观主义理论认识的典型表达。当前，西方新闻界已把客观性原则当作一种理想去追求——绝对客观性是不可能的，但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它；当作一种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不要以自己的偏见去歪曲事实，以主观愿望代替事实；当作一种思维方法——尽可能客观地再现事实。而客观性报道则具体化为一套操作规范。
五、弥补客观主义理论的缺陷
确定了客观主义理论的地位，接下来研究者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正视客观主义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尽力去弥补它。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客观性不可能完全达到，新闻报道中的偏见总是存在的，那么偏见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呢？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偏见与客观性的研究，成了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业已取得的成果表明，新闻报道中的偏见主要由四种原因造成：1）民族利益。这大量体现在国际新闻中。“美国新闻界对第三世界国家镇压行动的报道，以及对美国在这种镇压行动中的作用的报道，因媒介屈从于美国政治和经济的上层人物的利益和看法而带有歪曲。”(32)其他研究还证明，美国新闻业的这种歪曲也存在于对西欧和日本等美国伙伴国家的报道中。2）阶级和种族。许多研究结果证实，美国的新闻报道基本上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看法和情绪，长期以来对黑人、东方人等有色人种存有明显的偏见。3）政治。美国学者对总统竞选、政策问题、政治家活动等方面的报道进行了大量的内容分析，发现媒介拥有者的政治态度、编辑和记者的政治态度明显影响新闻报道。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竞争的观点之间缺乏平衡；另一个是带有倾向性和党派性地歪曲现实”(33)。4）文化和意识形态。新闻报道中造成的大量偏见危害极大，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那么，又如何来防止偏见，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呢？1971年，菲利普·亚耶出版《精确新闻学：社会科学方法的记者入门书》，标志精确新闻学的诞生。他认为，传统的采集和加工新闻信息的做法，只能对新闻事件作一般性描述和似是而非的评介，因此欠准确、客观。他主张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通行的定量分析方法来进行新闻领域内的信息采集、加工、传播的工作。他在书中介绍了诸如数理统计、抽样调查、计算机数据处理等方法，他认为新闻从业人员一旦采用了这些方法，就能使新闻报道做到精确和客观。
亦有研究者从新闻职业化、专业化角度去解决问题，寻求出路。他们认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职业培训，并遵循一整套新闻同业者所公认的科学步骤与程序。例如，对新闻材料进行分类：可公开发布类，可间接引用类，可引用大意类，不可公开发表类；对新闻材料反复核实，避免失实；写作中忌用暗示与影射，采用平衡收录各方观点的手法；使用引语时应避免断章取义，有意无意地删除原文中的限定性字句等等(34)。
大量的新闻实践与理论研究表明，尽管客观性原则和客观报道手法不是尽善尽美的终极真理，但它确实在新闻领域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这种影响及价值仍将在现在与未来继续存在。客观主义理论将不断丰富、发展，并逐渐地趋于完善。
【注释】
(1)An History Approach to Objectiving and Profesionalism in America，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79，p.8.
(2)An History of Newspapers in United States 1690—1940，Macmillan Company，1949，p.215.
(3)〔美〕德·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4)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5)ThePowers that be，Grid Inc.，1982，p.272.
(6)ThePowers that be，Grid Inc.，1982，p.273.
(7)Ibid，p.278.
(8)〔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3页。
(9)同上书，第152页。
(10)CharlesH.Brown，Informing the People，HoltRinehart and Wister，Inc.，1957，p.92.
(11)Ibid，p.151.
(12)Charles H.Brown，“Informing the People”，Holt Rinehart and W ister，Inc.，1957，p.184.
(13)Charles F.Wingate，Views and Interviews on Journalism，Grid Inc.，1975，p.75.
(14)〔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0页。
(15)CharlesH.Brown，Informing thePeople，HoltRinehart andW ister，Inc.，1957，p.91.
(16)M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News，Basic Books Inc.，1973，p.14.
(17)〔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页。
(18)〔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19)M 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News，Basic Books Inc.，1973，p.142.
(20)〔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21)〔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2页。
(22)Edward L.Bernays，Propaganda，Horace Liveright，1928.
(23)M ichael Schudson，Discovering theNews，Basic Books Inc.，1973，p.142.
(24)Edward L.Bernays，Crystallizing PublicOpinion，Horace Liveright，1923，p.195.
(25)〔美〕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
(26)Ken Macrorie，Objectiving Dead or Alive？Journalism quarterly，Spring 1959.
(27)Howard Becker，Through Values to Social Interpretation，Horace Liveright，1950，p.34.
(28)〔美〕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29)CurtisD.Macdougall，InterpretiveReporting，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83.
(30)〔美〕李普曼：《舆论学》，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1)〔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32)Robert A.Hackett，Declineof a Paradigm？，CriticalStudies in MassCommunication Vol. 1，p.231.
(33)〔美〕韦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34)〔美〕麦尔文·曼切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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