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报道需要慎重

科学报道需要慎重
——范滇元教授访谈录

受访者简介：

范滇元，1939年生，江苏常熟人。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1966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信息电子学部）、国家863计划第八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总装备部科技委兼职委员、“神光Ⅲ”总体技术专家组总工程师、中国光学学会激光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子学会量子电子学与光电子学分会副主任、上海市光电子行业协会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常委等。先后获得陈嘉庚奖、中科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光华工程科技奖等科技成果奖励；以及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863计划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采访时间：2004年11月7日

采访地点：复旦大学

采访人：陈泉

媒介接触与使用

记：范院士，您平时的科研工作很忙，您还会抽空关注媒体、关注新闻吗？

范：新闻主要是看7点钟的《新闻联播》，这是多少年的习惯了。虽然批评的人也很多，但是我还是很愿意看的。因为平时也很忙，从这里能知道概要的新闻，毕竟重要的新闻、国际国内的新闻都有。看的报纸既有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也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办的《科学时报》。原来科学院还有《科学报》，这是我们看得比较多的，因为它比较适合、针对我们这样一个群体。还有就是《科技日报》，我们上海还有一份一个月出几期的《上海科技报》。原来中国科学院还有一个《科技新闻》，明年起停刊了。其实也很不错的，有比较长篇的报道。这就是我主要接触到的媒体。

我们看这些报纸，新闻方面还是翻一翻，比如说中央政治局开会、人大政协两会，这些看得比较多一些。我觉得对我有启发的、有用的内容，我就把它扫描下来，存到我的电脑里，有的时候要用就查看。内容以科技方面为主，其他的比如说一些观点性的、评论性的，也收集一点。因为我还是上海市政协常委，要参政议政。我收集的资料里面也包括一些文史哲方面的内容，比如说关于“九一八”的评论、钟南山抗击“非典”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些电影的评论和经济的评论。我的电脑里面有上百篇报纸上的文章，包括一些非常好的电视节目我也把它录下来，比如奥运会的综合报道、中央台的百所大学介绍，还有一些人物专题片等等。

还有一些我收集的内容是属于议论的，这些都是我从报上摘录下来的。比如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40周年，在这前后，网上、报纸上都有一些报道。像上海有一个姓原的老师傅，被称为“原三刀”，当时原子弹的铀核最后加工是他做的，媒体都采访到了，还有当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的一些历史情况。

记：看了这么多纪念原子弹40周年的报道，您觉得这些报道怎么样？

范：我还是挺满意的，因为有些内容很多人是不知道的，我们做的工作和这个也有些关系，所以我对这个尤其有兴趣。看了当时科技人员为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所做的贡献，我和学生们都受到很大的激励。

媒介的生存压力

记：您觉得媒体的报道都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吗？

范：我看的报纸，比如说《科学时报》、《上海科技报》、《科技日报》，它们本来就是比较偏重我们这样的群体，其他的有一些报纸，它的对象本身跟我就不太适合。

记：像您提到的《科学时报》这样的报纸，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生存状态并不是很好。

范：也不是很专业。我估计它们也是为了生存，因为如果看的人少，就影响小，广告也就登不了多少。《科学时报》曾经有一段时间，它有关于经济、关于IT产业的很多报道，甚至有几年，时装、模特、明星的报道都有了，但是今年少了。虽然有过一段这样的时期，但是我们一看就看出来，它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么做。

记：您觉得一份这样的报纸应该是朝什么方向发展呢？

范：如果从它的功能和本来办这份报纸的宗旨，它不应该这样发展，但是它要生存。就像我们现在出版社出的书，它要有销量，你做很专业的或者思想性很强的，是销不掉的，那这个出版社就活不下去，它也不得不做一些流行书，迎合市场需要。这个我觉得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政策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

像我们搞科学的，科学出版社被认为是最高的，它过去还做一些亏本但是学术价值非常高的出版物，销量只有几百本甚至几十本的，它也做一些。但是现在它不能光这样做，它也不得不出一些流行书。我们觉得这样做是很可惜的。实际上现在国际上像德国的施普林格出版社，它就是出版全世界高等的学术著作。它是不出流行书的，但是人家也能活得可以。包括美国的一些在国际上非常高档和著名的杂志，它也不登广告，主要是靠两种经济来源，一个是版面费，版面费收得比较高，但是这个是不够的，还要靠赞助。像这种社会公益的东西，国外的机制就是靠赞助，有很多大学就是靠的高额赞助。

记：那这些报纸以后的发展，您看是不是也要走社会赞助的道路？

范：我们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方面也有一些很著名的出版社，包括这些杂志和报纸，我想今后还是应该有它自己想做的事，它会有它的特色和专业，今后应当是这样，但是现在很难做到，人家要生存。我觉得我们要办好媒体，要办得比较有特色，也许还是要走人家的路，靠社会公益来资助。我们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机制，很多东西要逐步发育完善。

舆论监督功能和媒介管理

记：这些年随着《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等节目的出现，大家对舆论监督功能讨论得也比较多。您觉得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发挥得怎么样？

范：当然比过去要好一些，至少有了。《焦点访谈》能够做一些事情，虽然做这类东西不容易，但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

从“非典”的例子看，你越是包起来，危害越是大。后来的政策是对的，全透明反而稳定了，不透明人家就觉得你讲的跟实际差很多，确实讲清楚了，大家心也定了。我们媒体根源性的弊病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这需要我们国家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我们确实还是有进步，跟我们过去相比确实是有很大进步，已经放开很多了，也允许大家讲，而且我们中央的文件也主动提出来。过去，如果说我们有腐败，那是犯重大政治错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腐败呢，就是有点党风不正，有点缺点而已，腐败是不能说的，现在是自己说的。比如说民主政治，过去人家提了就成了右派，现在是党章里面提出来，多了一项民主政治，或者说政治民主。那应该讲进步还是大的，所以还是有希望的。

大众传媒的科技报道

记：您如何评价媒体中的科技报道？

范：我觉得科技报道中间的弊病很多。实际上科技界的浮躁情绪、急功近利情绪，说得轻是不正之风的现象，甚至说是学术腐败的现象，是跟媒体有一定关系的。媒体的宣传总是希望拔高，做了一点事就要说成世界领先。我们很多搞科研的，不大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比如说谁新当选了院士，媒体都要来采访，要追踪报道，人家都想逃走。我讲的是一，你报道的时候就变成十，结果是有苦说不出。媒体报道的时候总是要很拔高，是英雄人物，怎么样了不起，这是媒体很大的毛病。有的可以原谅，因为有些人想要利用媒体做宣传，但是大部分搞科研的人并不是这样。那样的报道实际上就助长了虚夸成绩，或者把评价抬高，会伤害科研人员。

媒体在科技报道方面，我觉得分量倒也不能算少，但是比较实事求是的真新闻比较少。我觉得有一些报道倒是应该多做，像美国人怎么对待获得科学成果的人，他们的媒体不会过分热捧。在我们这里就不一样了，整天要对他做报道，就像明星一样，说句话都是一大篇文章，这直接影响了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很多学术的腐败和不正之风跟媒体也有关系。

记：您是反对媒体把科学家捧成明星。

范：我是反对的。因为我也是院士，我一直是害怕采访，非常反对有些记者夸张和乱写。

记：中国的科学英雄炒得比较少，我们媒体上炒得比较多的倒是外国的，比如霍金这样的。

范：我们对霍金的报道，比人家外国人报道得还要多。当然这从一个方面来讲也不错，这样一个从事比较高深的工作的人，由于他的经历和贡献，做一些报道，比起去追歌星，也算是一个进步。

记：您提到学术腐败媒体有责任，但是现在媒体也积极参与到学术打假的过程中去。

范：这个当然很不错了，是应该做的，但是我觉得对这种事情媒体一定要非常慎重，你不能道听途说，不要冤枉了别人。所谓抄袭不抄袭，要非常慎重地对待。比如说我们学校老师讲课，老师讲的东西不会都是自己发明的，结集出版教材，那不能简单称之为抄袭，因为承继前人的知识是必要的，跟整段的抄袭，而且不注明是引用的行为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媒体在这方面是可以起作用的，但是要分辨仔细，不能伤及无辜，或者不是很大的错误，把它说成很大的错误，那就很难纠正得回来了。

媒体有时候说好事它要夸大点，说坏事它也要夸大点。因为它要有看点，要有新闻价值。而且媒体还会转载，不是真的也变成像真的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在科学报道上，确实还是要比较慎重，比较讲究政策，而不能追求看点或者新闻点，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科技报道中间有很多我们很难区分的事情，一个是要记者非常了解这个政策，同时记者要去核实它，既然你报道的是科学的内容，科学本来就是实事求是的，更不能有虚夸的内容。

记：记者可能本来也不太懂。

范：这个不是懂不懂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要实事求是了解实情。事实是第一重要的，而且要有分析，不能人云亦云。记者不能去参加评奖的过程，他得到的消息不是第一手的，你要分析别人的猜测是不是有道理，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说它怎么好，要想想有那么好吗？是谁说的？有什么旁证吗？特别是看一件成果的好坏，要看国际上的评价怎么样，光看我们鉴定委员会的评价是不完全准确的。

记：之前我们的采访中也有专家提到如何判断消息本身的重要性，不能光信科学家自己说的，因为牵涉到自身的利益在里面。

范：真正科学家会有自己的道德良心，但是现在有些人会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科学报道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其实其他报道也一样，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说要能够正确可靠，而且要动脑子分析。同时我觉得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要有确实能够说明问题的证据。针对应用型的研究，可以看社会经济效益；有些成果不是应用型的，那就看国际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