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题的强制性

议题的强制性

后来一些有关议程设置的研究曾试图通过采用固定样本在一段时间内连续访问两次的方法发现议程设置的因果方向,但研究结果表明,议程设置的效果非常微弱。麦库姆斯等人的夏洛特研究也只是在报纸方面发现了议程设置时间上的因果关系,而未能在电视报道方面找到证据。蒂普顿、黑尼和贝斯哈特(Tipton, Haney, and Baseheart, 1975)的研究也只发现了微弱的议程设置效果。朱克(Harold Gene Zucker, 1978)提出假设认为,早先的研究之所以会有这种结果,是因为它们基于一个错误的假定——所有的议题都可以引起议程设置的效果。

朱克(1978)认为,议程设置效果是否产生,议题的强制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朱克认为,在某个特定议题上,公众的直接经验越少,他们为获取该方面信息就越是被迫依赖新闻媒介。公众能够直接体验的议题是强制性议题(obtrusive issues),例如失业。公众可能无法直接体验的议题是非强制性议题(unobtrusive issues),例如污染。

朱克(1978)曾做过一项研究,来比较三个强制性议题——生活开支、失业和犯罪,与当时的三个非强制性接触议题——污染、毒品滥用、能源危机。媒介对这六个议题为期八年的报道数量从月刊《电视新闻目录》中获得。关于公众舆论认为这些议题重要程度的测量来自一系列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在这些测验中曾问及“今天美国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研究发现,就三个非强制性议题而言,新闻媒介的大量报道要先于该议题在民意测验中重要程度的提升。然而,对于三个强制性议题来说,新闻媒介的大量报道没有出现在公众重视这类问题之前,媒介的报道和公众的重视似乎是齐头并进的。

研究显示,对非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可能会产生议程设置效果,而对强制性议题的报道则可能没有效果。研究还认为,议题的强制性是一个重要概念,应该补充到议程设置的假设当中。

朱克(1978)的研究还有另一个有趣的启示。他认为,议程设置的效果应当在接触新闻媒介和不接触媒介的人身上都能体现出来。如果议程设置效果主要出现在非强制性议题上,那么人们了解它们的唯一途径就是接触媒介,或者与接触媒介的其他人交流。也就是说,议程设置和两级流动传播可能会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