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传播体系如何限定“新”的内涵

五、中国传统的传播体系如何限定“新”的内涵

下面我们重点说一下中国传统的传播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中伦理道德层面的要求较为强烈，宣传的成分较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传统的传播体系上做出解释。

传播体系可以分为历史的、社会的和生活（生命）的三部分，我们先说一下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1．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生命）传播结构像一个同心圆（图1－4），这个同心圆以个人的自身传播——修身为核心（A）。《大学》里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要学习儒家的经典；修好了身，才能进入家族层面——齐家（B），按照修身的标准在家族内生活；再从家族层面走向社会——治国（C），进入国家层面；最后是一个想象的层面——平天下（D），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球（那时候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这些人们生活层面的活动，无时无刻地不需要信息的传播（修身是一种自身传播的形式）。我们主要讲A、B、C三个层面。信息的走向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来呈现的，都是以A为中心的向外延伸，由内及外。

图1－4

中国古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信息内敛的矢量，文化内聚力是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依托。

照理说，我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应该开阔视野向外看。可是我们传统上对待信息的办法，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信息和选择信息的，对不符合标准的信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矢量”的“矢”是箭，强调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文化内聚力是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依托”，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生存是依仗某些信仰，这是千古以来传下来的一种道德要求。这种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生活圈里面趋于恒定的、循环式的、代代相传的内部交流模式。它不是吸纳外界的新信息，而是将原本储存的信息意蕴范围人为地扩充、演绎为外圈的言行模式。

古代在“家”的圈层中，传播活动极为丰富，规范（控制）也最多。如果找一个传统的例子，可以去看一看巴金的小说《家》，尽管它的背景是现代了，但仍然保留了相当的传统色彩。在家族这个层面中，规矩是最多的，它通过各种礼仪、乡社、家教、职业团体、方术来确定人伦关系，不断地重申既定的等级秩序、道德信条和群体理想。在家族这个圈里，你已经被冶炼好了。将来你有出息了，走出家族走上社会，实际上是在家族这个层面获得的信息的延伸。

众多的传播活动使人具有了一系列情感特征，例如自尊心、自豪感、家国中心主义（家和国在中国是一个概念，所以有“国家”的组词）或乡土中心主义、深度的人际传播带来的相互参与感（无隐私）。这种“参与”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家族范围内你不可能有个人隐私。隐私是一个现代的法治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表现形式。

第二，这种文化形式，造成对外的文化封闭，在认知上趋向于同化对象（我与你交往的时候，得让你接受我的东西。这已经带有一定的宣传成分，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宣传这个概念），对外部信息保持高度警惕（通过审查，不会轻易让外部信息进入到我的圈子里），内部协调比应对外部更有现实价值。

有人说，中国人在外国聚成的团体有一个特征叫“窝里斗”，内部的协调往往重于对外。不仅这种情况，包括现代史中往往也是这样，外敌来的时候，内部还在打，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现象。我们在内部协调方面可能要花更多精力，对派别的外部保持高度的防范。《论语》和其他先秦典籍中，有一个词叫“夷夏之辨”，“夷”是外，“夏”是我，指中国，外族永远处于可疑的地位，老是要讨论你是外还是内。我们现在的传媒控制中强调“内外有别”，即是这种传统的现代翻版。

处于各个圈层内的人们，信息交流模式相近。因为他们都是从一个家族、一个文化传统中出来的，均以“我”（实际上是“我们”，个性的“我”在中国古代基本不存在）和放大了的“我”（家、国）为中心，只想同化外部对象，而不是顺应外部对象。

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中，各民族和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中心主义”。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中心主义”更为强烈，它被自身的社会生活传播结构不断强化着（因为是同心圆）。为保持对外部的警觉，就需要特别强调内部关系的平衡、协调，特别强调个体服从整体。

这是中国的生活（生命）信息传播结构造成的第二个特征，文化的封闭性，对外的高度警惕和同化对方。

第三，内圈往往是进入外圈的必要精神基础，个人的人格可以无限放大为社会的情操，赋予兴国安邦、平治天下的意义。

我们常说，你在“家”这个圈里面是孝子，在社会上才能是君子，如果参与国事你必须是忠臣。这三条的基础是孝子，孝子以后才是君子，君子以后才是忠臣，它是这么一套规则。西方文化不是这样，各有各的活动圈，在家族里也许你不是孝子，但是在社会上你可能是忠臣。

第四，圈层间具有内在的彼此渗透性和灵活的伸缩关系。

这种情况我们从古代很多故事中都能够看到。在这种结构中，人们一旦在外圈（例如“国”的层面）的活动不得志，可以心安理得地退到内圈，直至退到最里层，独善其身。中国古代像陶渊明这样的隐士很多，中国佛学中的“禅学”很发达，这恐怕与中国人生活的精神节奏有很大关系。

在这个传播结构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每个圈层中都有一个上对下的纵向传播系统。在A（“身”）这个圈层里表现为什么呢？表现为典籍所代表的观念（上）对个体（下）的人内传播。“上”在这里表现为典籍。我们看书的时候把典籍看得非常神圣。把毛泽东的著作称为“红宝书”，这就赋予它一种典籍式的神圣感。人内传播的时候，它实际上处于“上”，读书时候的你处在“下”，你就会有一种下对上的意识。保持圈层内部的稳定，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秩序。

中国古代社会的舆论，在不同的圈层里实际上都是由地位比较高的长老或豪右掌控的，他们通过舆论对圈层内部信息导向的控制是相当成功的，以至儒家那些信条能够传到最下层老百姓中，尽管他们非常穷，但却相当坚信儒家这些信条。

这种舆论的存在，也加深了群体对个体的干预，是制约个体使之符合一定的传统道德规范的最重要的措施之一。言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往往能举人也能杀人。中国有个成语“人言可畏”，“人言”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舆论，因为是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意见背后的掌控者往往是长老。

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如果大家对这种特征感兴趣，可以看一看孙隆基的《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理解了中国社会的特征，反过来再看我们中国的新闻传播，其实我们的新闻传播里面有很深厚的中国文化特征。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结构，我们来对比一下现代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在现代社会传播结构中，“身”（个人修养）、家庭或者家族、国家、世界，是不同的活动圈，这四个方面虽然相互有交叉，有联系，但是相对独立的传播领域，各有相对独立的行为准则，不能完全影响其他领域（图1－5）。

在个人修养这个圈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获得信息，别人不会去干预，在家族这个圈里完全可能有另外的表现，到社会活动圈里面又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如果到了“天下”这个圈里，还可能会创造出更新的表现。这种传播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生活传播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图1－5

我们可以把现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第一，在这个结构中，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发散的、不均匀的活动态势。

第二，打破了生存的封闭性，人们比较容易顺应外界的变化。

第三，人们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呈现出结构性的张力，交流频率高，变化大，方向不确定，表现为一种法理化的平衡社会，而非礼仪化的内聚超稳定社会。

第四，处于这种传播结构中的人，不具有彼此相像的群体化共同人格，趋向于个体精神的开放，人格特异、独立。

这就是说，四个圈在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的时候，会呈现一种比较现代的生活（生命）传播方式。

2．社会传播结构

我们先看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进入到社会层面，呈现出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式的传播。社会传播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层级传播。这个金字塔可以有很多层级，我只分了A、B、C三级（图1－6、图1－7）。中国的社会传播受控于最高权力者皇帝，信息高度集中于上一级，以下每一级、每一领域的结构相同。B是下一个层级，B对A负责，C是B下的一个层级，对B负责。A、B、C可以落实到具体的层级，可以是各级行政主管，可以是家族里的族长，也可以是小家里的父亲，还可以是教学单位的师长等等。只要存在上下两级要素，就存在下对上的绝对责任。这是中国古代的社会传播方式。

图1－6

有一点大家注意，图1－6的B和B之间、C和C之间，如是再往下划D和D之间，都是虚线，横向传播是不允许的，处于被防范、监视、堵塞的境地。有时候还有专门的防范机制，从明宪宗开始就有了防范机制，防范同一级之间互相串联。以至于我们现在，“他们秘密串联”就成了一条罪状，其实我们的法律上没有这样一条规定。认为串联是不好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所致，好像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是非法行为。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只有下对上或上对下的信息传递，不允许同级之间传递信息，害怕权力不稳定。这种金字塔式的、下对上绝对负责的信息传递形式造成了社会组织的高度统一，但整个社会横向是非常分散的。下向上汇报情况，就保证了上一层比下一层知道更多的信息，但这种信息传递模式存在着信息不可靠的问题。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信息真实性受到人的主观因素的影响，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是不完全的、不真实的。下级向上级汇报情况时，肯定会多说好话、好事，不说坏事，上级获得的信息往往会比别人更多，但实际上真实性程度也是非常可疑的。一旦这个结构被打乱，社会顷刻瓦解。明王朝的垮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崇祯皇帝当政的时候，全国下层的行政系统三分之一已经瘫痪了，下对上没有了信息，甚至官员都没有了。在这种状况下，只要一个小小的外部推动力，这个政权一下就垮台了。一旦来自外部的真实的信息扩散，原来的信息传播结构被打乱，这个社会也会顷刻瓦解。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中国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特征：

第一，它造成社会组织高度统一，但社会是分散的。

第二，这一结构保证上一层次比下一层次获得较多的信息。

第三，由于人的主观因素较多地渗透其中，信息的真实性受到主观意向的遮蔽，任何层级获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

第四，一旦外部真实的信息扩散，社会顷刻瓦解。

关于中国社会信息的传播结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和官吏之间的联系，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5]。这是中国社会传播的特征，它禁止横向的信息传递。

图1－7

我们再来看现代社会传播结构（图1－7）。

变化是B和B之间、C和C之间是实线，允许横向沟通，这是一种网状传播结构。它的特点，一是集中，它也有一个最高领导A，这样社会才稳定，一级对一级负责，但同级之间是可以互相制衡的，存在对它的监督机制。对于每一个层级来说，都有横向水平的多种传播渠道，使信息得以沟通；二是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对上下左右产生监察制约的作用，比如说B可以对A，同时B可以对B，C也可以对B同时产生一种相互的监察作用；三是如果某一个环节发生信息阻塞，只要其他部分正常运转，信息可以从其他渠道获得，并可以得到及时修补。这是现代社会传播结构的基本特征。

3．历史传播结构

我们生活在现代，但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那么，它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传播方式来影响我们的呢？这就要说一说历史的传播结构。

我们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历史传播结构（图1－8），古代文化观念（遗产）A在传承中始终是核心，一直处于主导的、先决的地位。后代的创新，比如B对A的创新，是在A的基础上创新的，C对B的创新又是在B的基础上，B的基础则是A。这样就造成后代的创新总是依附在原来的基础上，必须在几乎全盘继承遗产基础上的衍生。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术研究经常是“我注六经”，最后注糊涂了就成了“六经注我”，而不是在分化、扬弃中继承，所以中国的历史包袱很沉重。

图1－8

在这一历史关系中，时态概念很不清晰。遗产与创新同时态共存，任何创新都以认同遗产为标识，掩饰对历史遗产的偏离。创新应该是对遗产的偏离，但却要时时刻刻掩饰，强调继承，不强调创新。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媒中很多，如果做了什么事一定要找到历史依据，生怕别人说是违背了传统。

因而，人们的观念呈现因袭、改良、折中、求同等特征，缺乏求异、否定、革命、偏激等等。文化的历史传播缺乏阶段的跃进、矛盾的张力。

图1－9

而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应该是这样的（图1－9）：A是历史文化传统，B继承A的一部分，但是B本身完全是创新；C继承了B的一部分，它和A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它是通过B接受了A的基因，C本身又是创新，它是连续的圆环。承认历史传播的继承性，但是每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是在对前一层次的扬弃。创新是先导，继承服从于创新的需要，继承只是手段，是实现创新的过渡条件。这是现代性的历史传播结构，我们不能完全抛弃历史，但是历史应该在传播中起这样的作用。传统对后代的影响是间接的，经过若干中间层次的扬弃、变形之后的深隐影响。

在这种链式传播图示中，传统遗产是文化的基因，创新的信息来源主要不是传统的遗产，而是积极地吸纳其他方向的信息而形成。创新者可以从外部文化中找到全新的创造起点。创新与继承之间的矛盾，链式结构使得文化观念发展的张力结构获得平衡。我觉得现代的历史传播应该是这种方式，但是中国是一种偏心圆的传播方式。

这些东西好像很抽象，讲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中为什么存在这么大量的伦理色彩的要求，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量的宣传色彩的内容。当然它的直接原因是与我们党靠宣传起家有关系。但是仔细想想，我们党不也生活在我们中国文化圈里吗？